【原】韩明 ▏成都工农兵中学旧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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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农兵中学旧忆

作者 ▏韩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转学到了成都市工农兵中学。尽管只有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却烙下了深深的烙印。

工农兵中学位于本市外东狮子山麓的大观堰左側、成昆铁路右旁，由成都市农业学校改办。

1966年，文革风暴卷起，农校与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停止了招生，一歇就是三年。待1968年农校最后一批学生经过三年的革命造反锤炼后，毕业整抬分配到成都铁路局。

偌大的校园，空寂无生。

而此期间，沙河堡及大观堰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够不成知识青年资格的小学毕业生和混时必需毕业的小学生已经积压四年，适龄中学生云集。

经市上决策，农校由中专改为普通中学，于1969年正式招生。以时尚的时代特色而命名的“成都市工农兵中学”，由此诞生。

1975年，为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农校应运再生。校舍一分为二，工农兵中学依然矗立，校龄大家都习惯从1969年挂牌招生计起，而今足足年过半百了。

那二年辰的工农兵中学，是成都市市属中学最边远的学校，是成都市的郊区中学。离市区远，公交不畅，交通不便。不通自来水，吃水、用水仅靠一口几米深的水井抽水解决，每到枯水季节就要闹水荒，长达三月。文革时期生产无序，经常停电，郊区就更是家常便饭。郊区的弱化学校，又不受上方待见，边缘化理所当然。

苍天有眼，眷顾垂怜。虽然学校生活条件差，但办学的设备设施却很亮眼，硬件与城里中学相比，就是鹤立鸡群。这得益于中专学校雄厚的硬件基础，更有幸于灭资兴无的造反破坏相对软弱。

五层苏式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齐备配套的理化生实验等专用教室，与生活区、运动区、生产劳动区截然分离，教学避开了喧哗干扰。

室内礼堂、室外运动场、容纳上千人就餐的食堂、近十亩农业劳动田地、宽大的工厂车间、偌大的四合院教师宿舍，供两千余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绰绰有余。

教学设备，特别契合当时的办学思想。尽管当时追求文化学习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但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却是时尚且必须的。

农校原有用于学生实践学习的农田，与之配套且充裕有余的锄头、粪桶、剪刀、镰刀等农作工具，足够学生学农劳动需要，更与光辉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及培养知青后备力量的中学生所必须的农作基本能力，契合得天衣无缝。

农校供学生学习掌握现代农业技能的设备基本保留完好，发电机、电动机、小型水电站建设的测绘仪器等，完全能够满足后备军们的实践操作，更凸显了《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课程的特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体现了当时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本质。在读书无用论肆意横行的年代，学生对学工学农劳动是非常喜爱的，那个热火朝天的场景，碎片式地还游离在我的脑海中。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较丰，这得益于被损、被盗比较温柔。学生借阅图书也比较方便，这又得益于管理员老师的责任心和开明。我的同班同学刘玉喜酷好文史，经常到图书室借阅书籍。在读书无用的盛行时期，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好学感动了管理员老师，时不时还要开个“后门”，中午把刘玉喜锁在图书室里，任其遨游。这个秘密当然是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刘玉喜得意的披露。披露时他的神情，小眼睛都甜蜜得眯成了缝。不难看出，更多的还是对老师的感恩。

农校保存较好的学生演出服装、道具、乐器，为工农兵中学建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供了切实有力的物质保证。仅以乐队为例，小号、圆号、长号、低音号、单簧管、手风琴、小提琴、扬琴、二胡等乐器均齐备完整，而且长笛还是木管的。这在当时的中学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难怪每次参加市中小学生文艺调演，都令其他学校羡慕不已。

师资力量雄厚，勿容置疑是工农兵中学的显著特点。这个雄厚，既指教师优秀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更凸教师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至今，同学们聚会都会为此感叹“藏龙卧虎”！

农校原有的教师整体保留，专业课教师教授工基、农基，得心应手；基础课教师教授当时很简单的基础课程，更是游刃有余。老教师甘国成、雷雪芝、钟锐义、娄思勉等德高望重、业精术厚、模范师表。

因为工农兵中学相对边远，在当时教育遭歧视的大环境下又被上方淡弱，一批有德有才而又有“问题”，或是应该解决夫妻分居等困难又没有门道的老师，就被打整到工农兵中学。能不能称之为发配，可以想象。

中专学校停办的时候，工农兵中学接纳了几个成都商校等中专优秀教师（估计多少都还是有点“问题”），曾枣庄、刘成尧即其中佼佼者。

在“五七干校”逐渐分化“五七战士”的过程中，工农兵中学还接纳了一批转岗教师。其中有成都晚报社的知名编辑、记者（都是有“帽子”的人物，暗右、真右、特嫌）范今一、杨蓓、吴亦兰。范今一，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材生，学生期间就参加地下革命。杨蓓，光华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女才子。吴亦兰，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材生，《新民报》资深记者，四川第一个本土科班女记者。

三位老师温文儒雅，书卷气十足，中、英文俱佳，文笔更甚。他们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关爱呵护。所教学生，每每谈及，都会涌起对他们的思念和崇敬。对学生的爱，其实是他们融进血液的修养，所以对待学生他们表露出的总是——尊重。

工农兵中学还接受了一批照顾夫妻分居的川师家属，梁登华、徐安惠、邓淑琴、缪远南、何焕霞等。这些老师都是接受了五、六十年代严格的高、初中教育，又进行了正规专业科班学习，基础扎实，专业坚实。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

我的班主任黄德辉老师，也是川师家属，睿智、精干。时值而立之年的她，完全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她对学生严格要求但不尖刻，学生惧她但又爱她。学工学农劳动，总是身先士卒，挥汗表率。组织文体活动，谋划点睛。听她讲授化学课，逻辑严密，深入浅出，感觉就是轻松愉快，有收获。至今，我的同班同学虽已年过花甲，但很多都还能熟背元素周期表，特别是对“生活化学”的知识，还烂熟于心。在我自己的读书学习经历中，她是我印象最深、感情最深的老师。

十年的魔魇内乱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工农兵中学的一批精英教师离开了学校。专业对口、揭帽解放，踏上了更高、更专业的岗位，发挥才智，绩优效显。

曾枣庄，川大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著名苏学（研究三苏）专家。

马德富，川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陈德言，省社科院正研究员。

杨宗铨，省水利水电研究所书记、正高工。

范今一，市广电局正高级编辑。

杨蓓，成都晚报社高级记者。

吴亦兰，退休后笔耕不辍，文、著丰厚。还有，不一而足。

我在工农兵中学读书时，校长是吴臻百，文革前多年任中学校长，川东地下党的老革命。副校长是杨文斗、刘灌，从事教育多年的行家里手。三位领导既懂教育，更为人正直、开明。在对待知识分子和“问题”老师的态度上，他们都是善良地以诚相待，从不歧视，这就为教师群体营造了一个真正的、难得的和谐氛围。

他们领导学校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教育方针，认真组织文化学习和学工学农学军，但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却显得温良而恭俭让。教师和学生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师生关系融洽，延续至今。

校宣，当时是活跃在工农兵中学最亮眼的学生群团。在懂行、在行，更敬业、奉献的杨文奎、杨宗铨老师的领导下，全体队员吃住在校。白天上课学习，早练功、晚排练。

刻苦演练，绽放芳华。宣传队成功地排演了《红色娘子军》全场、《白毛女》片断和《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历史歌曲的舞蹈。由杨文奎老师作曲、作词，杨宗铨老师编舞的舞蹈《红太阳照亮瓦里沟》，荣获了市中小学生文艺调演二等奖。难能可贵的是，“瓦里沟”舞蹈的服装都是杨文奎老师设计、剪裁、制作。校宣每每到工厂、农村、部队宣传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高度评赞。

时光流逝，三脚两脚，当年我们这拨学生已迈入花甲。

万物更新，学校送往迎来生生不息。

五十年间，学校数易校名，工农兵中学、四十六中、民族高级中学、民族外国语学校、四川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

而我的心中，烙下的依然是情谊深深的成都工农兵中学的烙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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