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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建军 除夕前的一个晚上，老婆下班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放下拧在手上的包，就急不可待的告诉我，今天下午医院召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动员大会，她们科室的医生纷纷写请战书，要求到一线去参加救治工作，她也在第一时间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 老婆一边吃着饭，一边追着我问，“你猜猜呢？这回医院能不能像抗击“SARS”那样，让我去一线呀？”看到她还沉浸在动员大会上那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我仿佛也被她那纸无声的誓言感染着、牵动着，甚至连她此时的念想，也成了我心中的牵挂。 自从2003年那场举世瞩目的“SARS”病毒席卷而来时，老婆所在的公立医院就担负起了成都市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尽管我理解她肩上的职责和那份义不容辞的担当，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她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高强度下的一线工作？会不会给正处在临战状态的医院和同事们拖后腿？ “你才拖我的后腿哩，有你这样关心人的吗？”她忿忿地甩了我一句“我就是不相信别人说我干不下来。”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婆就是这样，总喜欢在工作上跟自己较劲。 第二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家里，在饭桌上只是往自己的嘴里夹了几口菜，然后很平静的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缓缓的对我说，这次到一线的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她还是在“准一线”的门诊坐诊。说完，她心有不甘的叹了口气。 看着她从客厅走进卧室的背影，我似乎有些恻隐了，甚至在心底开始为她鸣“不平”。作为超声科医生的她，曾亲身参加过十七年前那场“SARS”和之后的“禽流感”病毒的阻击战。从那时起，她已从临床诊断上，逐步积累了有关抗击传染性疾病的防控经验，并在一些医学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署名文章。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防控救治经验，她完全具备一线工作的能力。难道是因为她的年岁偏大？还是她的精力和体力跟不上高运转、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我坐在客厅里总想找一些说辞来化解她心中的烦闷，于是我拿起手机给卧室里的老婆发了一则微信，“要知道，门诊也是一线工作的重要环节啊，如果没有门诊发现疑似患者，那么真正的冠状病毒患者就不会出现在应急病室里。就像一场战役，没有临战时的侦察兵，就不会有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过了一会儿，她笑着从卧室里走了出来，“这些许是你的理解和定义吧？” 这些时日，当我从电视网络媒体看到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善行义举来表达对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的敬意时，让我心生感动。而我天天在家里守着这位“白衣天使”，也该为她做一些什么事？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她的工作。 平日里，老婆很少开车，她的车技确实不敢恭维，一般出行大都靠公共交通。眼下正是“抗疫”的非常时期，公交车和地铁都不能像疫情前正常营运，而且住家离医院还有23公里的路程。以往一个单程乘车只需1小时，现在则需要2小时，这给她上下班带来了很多不便。我随即向她表达了在疫情期间，愿承担上下班接送的“善行义举”。老婆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那我就接受你的爱心馈赠啰！” 那天是立春，但7点20分的早上依然是黑沉沉的。贼眉鼠眼的天气总会在寒风里夹几颗雨豆撒在大街小巷，打在车的挡风玻璃上，让人心生一种烦厌。车行至华府大道，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稀稀疏疏。我注意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站在道路两侧倒像是情绪低落的失恋者，显得格外的孤独和沉寂。平日过往的行人和穿梭的车辆都要接受它的检阅，反倒是它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我仿佛在寻思着，“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底怎么了？坐在一旁的老婆望着车窗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真想这场疫情早点过去啊！” 这些天，我在医院的大门外，被一些场景感动着： 一位小姐姐开车来到医院大门口，然后她从的后备箱取出两件“蒙牛优益C”放在收发室，一位保安让她做个登记，留下联系方式。她笑了笑，挥着手对那位保安说，“请转交给一线的医护人员吧”； 郫县一个蔬菜基地爱心人士们，特意用纸盒把新鲜的卷心菜、萝卜、莴笋装成箱，专门拉到医院赠送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回到家里，我脑壳里不断地重复着那一个个令人难忘和欣佩的剪影，与此同时，我也在拷问着自己曾经那些片面而又肤浅的认知。 每当老婆打开车门，走下车，我都会花半分钟的时间，目送着她跨进医院大门，走进诊室，然后再看一看那些站在诊室外排着长队，焦急的等待就诊的病患。就在这一刻，我似乎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个世界，总有温暖让你学会去爱，总有感动让你内心澎湃，总有画面让你热泪盈眶；总有经历让你刻骨铭心；总有人让你觉得人间值得。"老婆和她的同事们不就是上天派遣到世间，去帮助人于危难之中的守护者么？ 当全社会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在疫情一线奋战的“白衣天使"时，做为家属的我，自然也收获了朋友们的掌声。在此时，我想起了小品演员孙涛的那句经典对白，“我骄傲！”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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