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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焦循未刊稿 《毛诗地理释》提要 孔祥军 孔祥军，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经学文献及中国古代史研究。撰有《阮刻<毛诗注疏>圈字汇校考正》《出土简牍与中古史研究》等，整理《毛诗传笺》等。 [摘要]：清儒焦循贯通经学，特以精熟易理、沈研孟子着称。此外，焦循亦深究舆地之学，于《诗经》地理学尤再三致力，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未刊稿本《毛诗地理释》四卷，今藏上海图书馆。焦循综合运用了逻辑推理、辨方正位、排比文献、援经证经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毛诗》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进行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旧传讹误进行系统而又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焦循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超卓的考据水准。 [关键字]：焦循，《毛诗地理释》，诗经地理学 《毛诗地理释》四卷，焦循撰，为未刊手稿，今藏上海图书馆。[①]卷首焦循自序云：“乾隆丁未，馆于东城寿氏，偶阅王伯厚《诗地理考》，苦其琐杂无所融贯，更为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成书。今春家处，取旧稿删其緐冗，录为一册。凡《正义》所已言者，不复胪列。附以氏族，得四卷。嘉庆八年癸亥二月春分日。”据此，焦循乃因不满王应麟所考毛诗地理，而有此篇之作[②]。是书之撰，历时弥久，前后经十七年仍未完成，细观今存手稿，前三卷释地，后一卷释人[③]，释地部分每先表地名，下系《毛传》，凡《毛诗正义》未及者则附案语以考其实。其底本誊写工整、一丝不苟，而施以眉批，又多删改、增入、倒乙等等修改符号，这显然是所谓“取旧稿删其緐冗”的痕迹，于此处正可见焦循研究之深入与学问之递变。然而既属未刊手稿，或为焦氏未定之见，稿本中自论点至句法，多有蒙昧含糊，甚或抵牾不通之处，此亦不足为怪也。 焦循为清季易学三大家之一，梁启超云：“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④]，故其考据地理逻辑缜密，步步为营，又不惜文字，长篇追索，此为其显著之特色，其辨浚地所在，即尽显此长。卷一“寒泉浚”《传》“浚卫邑也”：“循按：《水经注》：瓠子水会濮水，东迳浚城南，西北去濮阳三十五里，城侧有寒泉冈，即《诗》所谓‘爰有寒泉，在浚之下’。《通典》濮州濮阳县引此诗，又云：寒泉在县东南，有古浚城。濮阳县为卫地，浚在于此，当有然者。寒泉，《传》无所解，则不必实有其地，后世名阪、名冈，取号于《诗》，谓之寒泉，不得转以为《诗》证也。”焦氏先据《水经注》、《通典》考实浚地所在，继而又以通识眼光辨明“寒泉”非实有其地，后世所指多有附会，其见解之通脱，甚得释地之要。至此，似已无疑问，然而“《太平寰宇记》于开封之浚仪县云：寒泉陂在县西六十里，《诗》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其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开封县有浚沟，《诗》所谓浚郊、浚都也；祥符县北有浚水，故谓浚仪，有寒泉阪，《诗》‘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焦氏并未回避矛盾、简化问题，而是实事求是的拈出文献二则，从而引出“浚在浚仪之说”。对此，焦循又深辨其非，“此以浚仪之浚偶与《诗》同，遂取《诗》之‘寒泉’以名其陂。乃浚仪汉属陈留，班氏自注云：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焦氏认为此乃后人望文生义，而谓浚仪为浚地，据《汉书·地理志》此浚仪乃西汉时名，战国时称大梁，与浚自无关系。继而，焦循又从疆域角度驳正浚在浚仪之说，焦氏的思路是，《毛传》既谓浚为卫邑，只需证明浚仪非为卫邑，则前说不攻自破。“卫之疆域跨河东西，南平于河。何以言之，陈留郡之长垣、封邱[⑤]皆在浚仪之北，孟康言长邱在封邱，杜曰宋地；《续汉郡国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郑地。《春秋》匡在长垣，文八年晋侯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曰：匡本卫邑中属郑；又祭仲，杜言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是长垣为卫、郑交界之地也。长垣之东为泲阴，杜以郑之武父在东北[⑥]，封邱之东为酸枣[⑦]，杜以郑廪延之别名，又以郑之城棣在西南。”此段考辨略欠从容，虽显繁乱迫促，而旨意甚明。焦氏择定陈留郡长垣、封丘二县，第一步说明二县皆在浚仪之北，第二步努力证明此二县县境分属郑、宋，卫本在郑、宋之北，又何能跨二国而遥领浚仪之地？“《汉志》东郡南燕县，南燕国；《通典》滑州胙城县，汉南燕县，古南燕国；隐公五年‘卫以燕师伐郑’，《土地名》云东郡燕县；然则封邱以北、长垣以西尚有南燕国介于其间，庄二十年燕仲父犹见于《传》矣，《郡国志》东郡燕县有平阳亭、有瓦亭，平阳、瓦皆卫地，杜皆以为在燕县东北。”焦氏考出卫地之南，长垣、封丘之西北，尚有南燕古国，又增有力之证。“又卫之平邱、宛濮、蒲，杜皆以在长垣，刘昭引《陈留志》鞠居在封邱，则以汉县计之，卫之境止得长垣，多得封邱、南燕，自此而南皆郑宋之地，卫不得而有之，浚郊、浚都何得在此？”焦氏总成上文，浚仪非属卫地，明矣。焦氏因无法直接论证其说，故通过证明浚仪与卫之间相隔他国之境土，最终考辨成理，其思路新异高明，堪称妙绝。然焦循并未止步于此，又引出一问题，“刘昭引《晋地道记》谓《论语》仪封人即此县[⑧]，《论语集解》郑注云：仪盖卫邑”，浚仪为仪，仪又为卫邑，则浚仪为卫邑，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正义》云：以《左传》卫侯入于夷仪，疑与此是一。《郡国志》东郡聊城有夷仪，此齐、卫之界，孔子至卫，未尝由齐，非谓此也。夫曰‘盖卫邑’，未知果卫否也，或非卫邑，则浚仪可矣。《水经注》于浚仪引《西征记》论仪封人即此县非也，郦氏非之，信矣。”焦循据孔子适卫之途以驳仪为夷仪之说，诚是；然其仅引郦道元所谓“非也”以证仪不在浚仪，论辩颇为乏力。《论语补疏》卷上“仪封人”条焦循又云：“使仪封人在浚仪，当今祥符、兰阳之间，虽为由陈至卫之道，而邑非卫邑矣。”[⑨]此说仍非确证。刘宝楠云：“案：《明一统志》仪城在兰阳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请见处。兰阳、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仪之名，附会为封人所官邑。又浚仪始见于《郡国志》[⑩]，不若夷仪为尤古矣。”[11]刘氏以为古仪地本近浚仪，后人见浚仪有仪字，而附会此为古仪地，庶几近之。其实，焦氏上文历历所考，已证明浚仪非卫地，仪既近浚仪，郑玄谓仪盖卫邑，显误。此例既可见焦循推求古地之细密精审，也可见考不胜考，终陷繁琐而反致模棱。 焦氏亦复能从毛诗所涉地名入手，细绎其命名之义，进而由此辨析地望方位，区分同名异地。如卷一“中露”《传》“中露卫邑也”：“循按：郑氏为此序笺云‘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二邑，即依《毛传》为说也。《水经注》：瓠子河东迳黎县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阳也，薛瓒言按黎阳在魏郡非此黎阳也，世谓黎侯城，昔黎侯阳寓于卫，《诗》所谓‘胡为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污下，城居小阜，魏濮阳郡治也。此以泥中为邑，无畔于《传》。至《元和郡县志》于郓州郓城县云：黎邱在县西四十五里，春秋时黎侯寓于卫，因以为名，黎之臣子讽卫侯归国[12]，作诗曰：‘胡为乎泥中’，盖恶其卑湿也。此以卑湿解泥中，似本《水经注》‘污下’之说而误者，实为畔《传》之始。”《毛传》虽属古文经学，然传自西汉，当渊源有自，《水经注》未违《毛传》，《元和志》则申说转异，颇有望“泥中”文而生“卑湿”义之嫌，焦氏点出二说释解地名之异，自可见出古说流传而致讹误之迹。继此，焦循指出又有另一说法：“乃《水经注》于河水过黎阳又云：黎，侯国也，《诗·式微》黎侯寓于卫。《元和志》卫州黎阳县云：古黎侯国。此黎阳在汉属魏郡，晋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即臣瓒所谓‘黎阳在魏郡非黎县’是也。盖魏郡之黎阳，以黎山得名，在今卫辉府之浚县，唐之卫州，宋之浚州也；东郡之黎，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郓城、寿张之间，唐属郓州，宋属济州也……黎阳既非本国，亦非寓地，孟康误举，故臣瓒破之，郦道元、李吉甫之书两系之，殊属惑人，地书纷杂，诚未易读也。”焦氏从地名命名角度入手，细绎两黎得名之因，魏郡黎阳名自黎山河阳，郓城黎城乃因黎侯所寓得名，一出自然山川，一出人文史事，此端既明，则地望自分。此段考辨确凿明晰，堪称精彩。焦循又云：“黎侯寓卫，卫处以泥中、中露二邑，后因以所寓之地名黎，得黎侯所寓之地，即得泥中、中露之地也矣。”若此高见，实已触及古史地名迁移之普遍规律，钱穆先生曾总结到：“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旧名，择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侨居之新土”[13]，“因人事变动，常常有后起的新名来掩盖故名”[14]，焦氏由《式微》诗义揭示中露、泥中实乃黎侯所寓，再依据地名迁移规律，由已知之黎地，推求未知之中露、泥中，实开考古证地之一大法门。 传世典籍中关于先秦地理的说法往往方枘圆凿、矛盾抵牾，焦循通过排比前后文献记载，将流传中所产生的讹误呈现出来，孰是孰非，不辨自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思路，被焦氏极好地运用到了先秦地理研究中。其著例，如卷一“楚堂”《传》“楚邱有堂邑者”：“循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成武，有楚邱亭，齐桓公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又东郡濮阳，卫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丘，颛顼墟。后汉《郡国志》成武属泲阴郡，补注云：《左传》隐七年戎执凡伯于楚邱。《正义》所引杜预注即此隐七年注也。[15]《晋地里志》泲阳成武有楚邱亭，晋改泲阴为泲阳，杜预时尚未改，故仍曰济阴[16]，杜于隐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并云卫邑，则固以齐之所城、戎之所伐为一地，与《班志》同也。”班固、杜预均认为楚邱在成武，并无疑问，焦氏先定下一基点，随后便引出异说：“康成东汉人，时成武属泲阴，不属东郡，而疑在东郡界中者，盖不以成武之楚邱，为卫之楚邱也。”焦氏所谓康成云云者，实指孔颖达《正义》所引：“《郑志》：张逸问楚宫今何地？仲梁子何时人？答曰：楚丘在济、河间，疑在今东郡界。今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然卫本河北，至懿公灭，乃东徙渡河，野处漕邑，则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与漕不甚相远，亦河南，明矣，故疑在东郡界中。”[17]郑玄所疑颇有道理，据《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据此，至鲁闵公二年卫方由北渡河，隐公七年卫何得河南地境之有，“戎伐凡伯于楚丘”，杜注：“楚丘，卫地”，大误[18]。然国属虽误，杜氏所释地望则不误。焦循于郑玄东郡之说，有以辨之：“《水经注》：菏水分泲于定陶东北，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又北径楚邱城西，《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邱亭[19]，杜预云：楚邱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城楚邱以迁之，即《诗》所谓‘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此同于《班志》。”焦氏并未正面回答郑说之疑，而是援引《水经注》作为新证，又云：“惟《郑志》答张逸问疑在东郡界中，未言何县，亦未明载经注中，盖未定也。”焦氏云云，未及根本问题，实欠论辩之力。然焦氏揭发讹误源流之功，则不可没，“《水经注》言：濮水枝津，上承濮渠，东迳鉏邱县南，京相璠曰：今濮阳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国时沮、楚同音，以为楚邱，非也。然则京相璠始以濮阳有楚邱，亦未即指文公所徙之楚邱，郦氏于古事旧迹，往往两载，独此直斥其非，则真非矣。”据焦氏此段所揭，京相璠实为误说源头，而后世以讹传讹，则更甚矣，“至唐人作《括地志》，乃以为在滑州卫南县，《通典》及《元和郡县志》皆于滑州言卫文公自漕邑迁于楚邱，即卫南县。《太平寰宇记》于澶州卫南县言：楚邱城在县西北四里，《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引《城冡记》云：齐桓公筑楚邱之城即此。此本《括地志》之说，然于河南道宋州楚邱县，则又云：古之戎州即已氏之城邑，景山在县北三十八里，高四丈，空冈在县北三十里，高一丈，盖《诗》云‘景山与京’也，又棠水在县北四十五里，从单州成武县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沟，《诗》云‘望楚与堂’也，又古楚邱城在县北三十里，《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左传》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杜预注云：在泲阴成武县西南。是兼两地而言之。至欧阳忞《舆地广记》，辨成武之楚邱，云：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卫之所迁，县有景山京冈，乃后人附会名之。于是近世学者，遂以楚邱在开州滑县，而成武之楚邱在今曹县，为宋地。而戎之所伐，与齐之所城，竟为两地！[20]”通过焦氏此番排比罗列，一条红线赫然在目，郑疑权舆，京相璠濮阳之说遂起；濮阳近滑州，遂自《括地志》至《通典》、《元和志》则有楚邱滑州卫南之说；再至《寰宇记》则两载其说而未定孰是；又至《舆地广记》则楚邱一分为二，各为一地，此后遂成不刊定论。[21]源流既明，焦氏又据史实事理再辨之，“循因论之，闵公二年，立戴公庐于曹，齐桓公使公子无虧戍曹。僖公元年[22]，诸侯城楚邱封卫，于是去曹而迁楚邱矣，十二年，为狄难，诸侯城卫楚邱之郛，十八年、二十年[23]，狄皆侵卫，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狄，故去楚邱而适此。若楚邱在滑县，则与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围楚邱于滑，独不可围帝邱乎？必不然矣。唯楚邱在成武，为卫之东南，与宋、鲁接壤，狄人出没于此，凡侵鲁、侵宋、侵卫皆在此。帝邱，西凭大河，北拥清、济，地近于漕，实远于楚邱。自迁之后，狄乃移患于鲁、宋，虽文十三年乘卫侯在会，亦为患于边，不足为卫难矣。故未迁则苦之，既迁且乘狄乱，侵以报之，盖狄虽无定，而出没之地亦有常，河、济之间非其所及矣。”焦氏精熟《春秋》，贯通《左传》，卫国数迁前后之史事，如视诸掌，随手拈来，寓释地于考索史事，其所辨析皆中卫、狄交争之情，卫迁成武，固近史实也。经此长篇考证，楚邱诸说之争，盖可息矣。 “《诗》与《春秋》（本相）表里”[24]，援《春秋》史事以考《毛诗》地理，以经证经，史诗互证，亦为焦循考据之重要手法。如卷二“汶水”笺“汶水之上盖有都焉襄公与文姜时所会”：“循按：《汉书·地理志》有二汶，一出泰山郡莱芜，入泲，此《禹贡》之汶也；一出琅邪郡朱虚，至安邱入潍，此《诗》之汶也。”焦氏先列出二汶首尾所迳，经义之别，继而考辨此说之由来，“何以言之？《禹贡》言‘浮于汶达于泲’，入潍之水，不可以达泲也。”此自《禹贡》而言，诚为显而易见之证，所辨甚是；焦氏又援《春秋》以辨：“文姜之会齐侯，《春秋》备书之：庄二年会禚，七年会穀，为齐地；四年会祝邱，七年会防，皆鲁地。《诗》刺襄公入鲁境，则当指祝邱、防二地。祝邱，即桓五年城以备齐之邑，《地理志》东海郡即邱，孟康云古祝邱，在今沂州府境。鲁有二防，西防，本宋地，隐十年鲁取之，杜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晋高平昌邑在汉属山阳郡，今为兖州金乡县地，于鲁为南境，齐侯不应远至此；东防，隐九年公会齐侯之地，杜注在琅邪华县东南，亦在今沂州府境。防及祝邱皆在齐都之南，鲁境之东，襄公至此，必由临朐而南渡入潍之汶，汶全在齐，齐人咏其地之水，则不必远引莱芜所出之流也。”齐襄会文姜，《春秋》所载有四，其二在齐，其二在鲁，而本诗《齐风·载驱》有“鲁道有荡”之语，则为赴鲁无疑。焦氏遂笔锋一转，遂详考祝邱、防二地所在，皆处今山东临沂一围，襄公欲会文姜于此，岂能由泰山之汶而折回远绕，其必经之汶则为入潍者无疑，此汶在齐，适可与《齐风》讽诗相配，焦氏此例所辨真可谓左右逢源、处处贴合。且于齐之禚、穀二地，焦循亦有说：“若穀在东阿，禚为西境，襄公至此，无容过汶也”，二地皆在今山东长清周围，与二汶均相隔已远，确不关涉。考据之滴水不漏，焦氏是也。 然焦氏所考亦有似是而非者，如卷一“汜”《传》“决复入曰汜”：“循按：《尔雅》有二汜，一在《释水》，‘决而复入’之谓也；一在《释邱》，‘涘为厓穷渎汜’是也。《说文》兼采之，字从巳午之巳。郑氏注《禹贡》，以夏水首出江、尾入沔为沱，《水经注》以夏水为江之汜。盖自江之决处言之，为沱；自决而复入言之，为汜；自水决复入之间言之，为渚；三者一也。汜可通名为沱，汜者，沱之复入江者也，故夏水郑言沱，郦言汜。”焦氏谓“汜可通名为沱”此本不误，而强分江决为沱，复入为汜，经由为渚，则分辨太过，显属牵强。而其说讹误有三：其一，曲解《尔雅》，《尔雅》为释经而作，《毛传》亦取之为解，明谓“决而复入”为汜，非谓“江决为沱，复入为汜”，焦循以意改志、六经注我，甚非；其二，不通地理，今检《水经注》卷三十二经文：“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郦道元注云：“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江陵为江水决出衍为夏水之津口，据此可谓“江决处为汜”，而焦循灭去“之首”二字，引作“以夏水为江之汜”，择此去彼，断章取义，遂称“自决而复入言之为汜”，而与地理实情转相违背，殊无谓也；其三，专通不分，汜、沱本皆为通名，而非专名，实指枝江而复入于江之义，《尔雅·释水》早已明言，又《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州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沲岀西南，东入江是也”，《水经注》卷四十经文：“荆州沲水在南郡枝江县”，沲即沱，则此枝江可称汜，亦可称沱，夏水亦然，可称汜，也可称沱，确无所谓分段命名之义，焦氏所辨太晰，故而太过，成也在精，败也在精，此之谓也。 注释： [①]是书历来多有著录，如阮元《通儒扬州焦君循传》云：“君谓王伯厚《诗地理考》繁杂无所融贯，作《毛诗地理释》四卷”（《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58页），《清史列传》卷六十九《焦循传》：“（焦循）又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87页）。然《焦氏遗书》未收此书，公私目录未见刻本著录。而《毛诗地理释》手稿四卷尚存人间，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为深入研究焦循毛诗学、舆地学，提供了全新资料，助益甚大，可谓弥足珍贵，惜乎学界对此稿关注不多，理应引起研治清季学术史者之注目。本文所引《毛诗地理释》原文，皆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下不赘注。 [②]民国二十一年，孙常叙在吉林省立图书馆发现焦循批注《诗地理考》一部，并加以辑录，集为一册名为《扬州焦氏读<诗地理考>札记》，并由吉东印刷社于康德二年（1935）出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二期刊发了《扬州焦氏读<诗地理考>札记》（选载）一文，仅节取了《孙叙》、《系年》以及焦循极少批注。据此文所录焦循《诗地理考叙》批注：“阅二过矣，终宋儒之学也，庚戌循又记。余近有《诗释地》一书，视此较精善，今亦尚未脱稿也，嘉庆戊午夏月记”，可见焦循确实在《诗地理考》上用了很大功夫，但此批注与《毛诗地理释》显为两书，可资互参。 [③]焦循《毛诗地理释》卷四小序云：“余既释《诗》之言地者，次为三卷。窃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又为《土地名》、《氏族谱》以相经纬。《诗》与《春秋》表里，释其地亦宜释其人……岂非有地则有人，有人则有事，《序》、《传》中有及时事者，亦考而说之，附诸卷末云。”则焦氏实仿杜预之意，而续以释人纪事之述。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第296-297页。 [⑤]“封邱”典籍本作“封丘”，焦循改丘为邱，似因尊孔而避讳，下同此。 [⑥]《春秋》桓公十二年：“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杜注：“武父，郑地，陈留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城”，又《汉志》陈留郡有济阳无泲阴，焦氏作“泲阴”，显误。 [⑦]《水经注》卷七经文：“济渎又东迳酸枣县之乌巢泽北”，注文“泽有故亭……济渎又东迳封丘县，南燕县之延乡也，其在《春秋》为长丘焉。”据此，酸枣当在封丘之西，《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图组》所绘若此，焦氏云“封邱之东为酸枣”方向适反，误甚。 [⑧]《续汉志》陈留郡浚仪县刘昭补注。 [⑨]焦循《论语补疏》，《清经解》，第8825页。又王鎏《四书地理考》卷一“仪”条引《王中川集》云：“（浚仪）此地为仪者有五证：此去卫故都仅百数十里，自卫适陈，道必经由，一证也；《水经》浚水实出邑下，《卫诗》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浚之于仪，实为一所，二证也；秦汉去古未远，县名浚仪，必有所据，三证也；仪又加浚者，见浚为卫水，此实卫地，四证也；仪封在汉为东昏县，后易东明，宋元始易为仪封，今县治又国初所迁筑，去卫适陈，必不由此，封人官名，偏取仪封，此不足信，五证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70册，第327页）。浚仪非卫地，焦循已考实，其所谓五证，皆浮泛而不可信据也。 [⑩]《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已有浚仪县，此处刘氏称浚仪始见于《续汉书·郡国志》，误甚。 [11]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本，第72页。 [12]揆诸文义，当作“黎之臣子讽黎侯归国”，检《元和郡县图志》卷七：“黎之臣子讽其君归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页），则此处作“卫侯”，显误。 [13]钱穆《史记地名考·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4册，第8页。 [14]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收入《古史地理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6册，第378页。 [15]《毛诗·定之方中》孔颖达《正义》云：“杜预云：楚丘，济阴成武县西南。”（汲古书院昭和四十八年影印足利学校藏南宋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第359页）。又，《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杜注：“楚丘，卫地，在济阴城武县西南。” [16]据笔者考证，杜预编成《春秋经传集解》在太康元年，详参拙作《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所存晋太康元年地志辑考》，收入《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又检《续汉书·郡国志》有济阴郡，三国曹魏有济阴郡，宋本《晋书·地理志》作“济阳郡”，据笔者考证，西晋太康四年改济阴郡为济阳郡，详参拙作《晋书地理志校注》（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0页）。 [17]《附释音毛诗注疏》，第359页。 [18]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隐公七年“楚邱”条云：“《经》：戎伐凡伯于楚邱以归。杜注：卫地，在济阴城武县西南。《汇纂》：今兖州府曹县东楚邱亭是也。今按：曹县今属曹州府。《一统志》：楚邱城在曹县东南五十里，春秋时戎州己氏之邑，汉改为己氏县，隋改曰楚邱，明省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亦在曹县，则此楚邱为戎邑，凡伯经其地，戎遂伐之以归，非卫邑也。因此楚邱与滑县楚邱卫文公所居者同名，杜遂以为卫地，不知此楚邱去卫远，卫不得有此。说者因杜注遂谓‘于楚邱’者，罪卫不能救王臣之患，考之亦不详矣。若论近楚邱之国，则曹都定陶者为最近，凡伯经戎人之邑而戎伐之，虽曹亦不能救也。《春秋》书‘于楚邱’详其为戎地，以见戎之横、周之微耳，于曹、卫乎何责。”（《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第4册影印清道光九年学海堂刊《皇清经解》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江氏虽不明两楚邱实为一地，然其释此卫地乃涉后而误，是也。 [19]今传世本《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成武县无楚邱亭之载，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谓此《郡国志》系《地理志》之误（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或是。 [20]焦氏所谓“近世学者”，如顾栋高，其《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卫表》云：“僖二年迁楚邱，今为卫辉府之滑县”（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0页）。而此误甚至沿讹至今，杨伯骏《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封卫于楚丘”注云：“楚丘，卫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中华书局1990年修订版，第273页）；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闵公二年“封卫于楚丘”注云：“楚丘，卫地，在今河南滑县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皆不知此处楚丘既非卫地，也不在滑县也。 [21]王先谦云：“自隋开皇十六年，同时置两楚丘县，一在汉己氏县，即杜注所云城武县西南；一在汉白马、濮阳之间，正用京说，旋改卫南，于是言舆地者本之，遂一成而不可易。”（《诗三家义集疏》，第241页）。王氏此言可作焦氏所谱楚邱诸说源流之补充。又顾栋高有诗云：“卫邑原来两楚丘，开皇并置本《春秋》。班书谬列从成武，滑县漫同己氏州。”小注详考：“《穀梁》于两楚丘皆言卫邑，而不明其处，至隋开皇十六年同时置两楚丘县，一在汉己氏县，以戎伐凡伯之楚丘为名。己氏，春秋时为戎州，在今山东曹州府曹县东南四十里。一在汉白马县，即齐桓公所封者，在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六十里。”（《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地形口号》，第1023页。）王说似本此，然顾氏此言易致误解，据《隋书·地理志》梁郡楚丘条：“开皇四年又置己氏，六年改曰楚丘”（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6页），则开皇六年改己氏为楚丘，非开皇十六年置楚丘。而卫南之楚丘，据《隋书·地理志》东郡卫南条：“开皇十六年置”（第843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滑州卫南条：“本汉濮阳县地，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楚丘县，属滑州，后以曹州有楚丘县，改今名。”（第199页）。则顾氏、王氏宜言隋开皇十六年同时有两楚丘，庶几契合史实。 [22]《左传》闵公二年，《春秋》、《左传》僖公二年，皆载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封卫，焦氏此处谓僖公元年，似误。 [23]《春秋》僖公二十一年：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焦氏此处谓僖公二十年，似误。 [24]《毛诗地理释》卷四小序。 注：本文载《清代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 注：本文载《清代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孔祥军教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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