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尧育飞丨一家之学与一地之风——《潘钟瑞日记》所见吴中金石活动考论

书目文献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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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学与一地之风*

——《潘钟瑞日记》所见吴中金石活动考论

尧育飞

尧育飞，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

内容摘要：《潘钟瑞日记》记载光绪十三、四年（1887-1888）年间由潘祖荫引领的一次拓碑活动。潘祖荫在京城发动族兄潘钟瑞，促成虎阜石刻的首次系统棰拓，并催生出三卷本的《虎阜石刻仅存录》。潘钟瑞短短两个多月即高效完成拓碑任务，揭开光绪年间苏州地区碑拓世界的一角。纵观潘钟瑞的金石生活，可知苏州大阜潘氏家族内部存在小范围的金石圈；家族之外，潘钟瑞与吴昌硕、吴大澂、江标、郑文焯等人有活跃的金石交往。此外，苏州金石氛围浓厚，形成发达的碑拓产业。养竹居、墨古斋等碑拓商店，徐翰卿、钱新之等碑估与拓工的活跃，为整个苏州地区碑拓世界的运行提供有效保障。通过家族、乡谊、发达的碑拓商业网络及碑拓交流圈，光绪年间苏州地区的碑拓世界得以正常运作并丰富发展，潘氏家族的一家之学也得以引导一地之风。

关键词：《潘钟瑞日记》光绪年间吴中金石学潘祖荫

肇始于两宋的金石学，在乾嘉时期逐步兴起，至于晚清，臻于鼎盛。黄易、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一大批热衷碑帖收藏与研究者陆续登场，李云从、聂明山等大批著名拓工逐步涌现，在京师琉璃厂、苏州观前街等地形成著名的碑拓集散地，京师与地方金石圈互动频密，碑拓流通业逐步出现“国际化”趋势[1]。以京城的知名学者官员为号召，在地方及士人群体中形成浓厚的金石氛围，通过碑拓估商及拓工的环节，碑帖在士人之间、士人与估商及估商及拓工之间形成密切的连结[2]。但这种连结具体的运作机制如何，京师的碑拓风尚如何影响地方，地方的碑拓行为如何呼应京师的号召，前此并未有充分材料予以揭示。

笔者整理的《潘钟瑞日记》[3]，记载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底由潘祖荫引领的一次碑拓活动，旁及苏州潘氏的家族性金石活动。针对这一可资深入了解金石文化圈影响关系与运作机制的绝佳案例，本文拟逐层解析于次。

一、潘祖荫的金石学指令

光绪十三年（1887）年底，身在苏州的潘钟瑞接到族弟潘祖荫由北京发来的两封信，直接促成首部记录苏州虎丘石刻的著作——《虎阜石刻仅存录》[4]的诞生。此事堪称趣闻，故徐珂的《清稗类钞》专列“潘文勤属人拓虎阜古石刻”予以记载：

光绪丁亥冬，潘文勤自都贻书于其从兄曰瘦羊者，属拓虎阜古石刻。时林峦积雪，山径都封，手民惮于登陟，未果拓。明年正月，瘦羊乃掉小舟，与手民同往，直造其巅，扪苔藓，始意命工以宋、元为限。手民不能辨别，且以架木登岩，蹇裳涉水，既费劳力，不愿区分，因于凡有字处，罔弗椎拓。瘦羊犹恐手民之误事也，又自往搜剔。至二月中旬而毕，凡得一百馀种，而唐以前竟无一存，即宋刻亦不多见，乃按其时代年月，编次为《虎阜石刻仅存录》一卷。[5]

徐珂了解潘祖荫嘱托潘钟瑞拓虎丘石刻一事，但博采逸闻的《清稗类钞》不无想象成分。对照《潘钟瑞日记》，可知“时林峦积雪，山径都封，手民惮于登陟，未果拓”这类记载纯粹出于臆造。实际情况是光绪丁亥（十三年）冬，潘钟瑞确实收到潘祖荫寄自京城的信件，但收信时已是光绪十三年的除夕。这是《潘钟瑞日记》“光绪十三十二月三十日”的记载：

灯后得通恕付来都中郑弟信两函，初九、十四两日所书并发也。信中属拓虎阜山所有摩厓题名及《普门品经》，务要精拓周遍，岂易易乎？

光绪十三年除夕当日，潘钟瑞才收到潘祖荫（日记中常称“郑弟”、“郑盦”等）的来信，故不可能有年底因积雪访碑未果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潘祖荫在临近年底时由北京发往苏州的两封信并非寻常客套话，它们都围绕一件事——碑拓。

对此时的潘祖荫而言，发出金石学方面的号召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梁启超云：“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了过来，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6]金石学即是其一。彼时，执神州金石学牛耳的正是潘祖荫。震钧《天咫偶闻》云:“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方纲)、阮仪徵(元)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7]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朝士嗜好”条亦有类似的概括:“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书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8]潘祖荫引领光绪间金石学风尚，并非虚誉，而是有着实际的支撑。潘祖荫曾多次向吴大澂、赵之谦（字㧑叔）等人下达金石学方面的任务，显示他在金石学上的权威，以致于吴大澂在书信中抱怨云：“司农（指潘祖荫）既命绘爵，又属写盂鼎释文，又欲招往剔卣，一日数差，兄实无此健腕，不比㧑尗有求于司农，终日奔走而不辞，兄则自吃自饭，何苦乃尔，只得贪懒矣。顷又属篆印文，已应一差，亦可告无罪乎？司农致吾弟书，想必有见怪语也。”[9]尽管吴大澂反感潘祖荫的指令，但多数情况下，他却不能不满足潘祖荫提出的要求。通过这些金石学的指令，潘祖荫的金石学兴趣得以在全国发挥影响。对友生的金石指令尚能畅行无阻，潘祖荫委派族兄的任务当然也很快得到回应。

二、拓片的生成与利用：《虎阜石刻仅存录》的诞生与传播

光绪十三年除夕接到潘祖荫的书信，次年正月初十，潘钟瑞即着手虎阜石刻的拓印。日记云：“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初十（2月21日），余与元吉至宫巷养竹居见钱新之，问善拓碑刻手约伊至虎阜之话。”潘元吉为潘钟瑞侄孙，钱新之为苏州文玩店养竹居估商。完成潘祖荫任务的第一步是找到碑估及拓手。此后潘钟瑞的工作流程，可按照《潘钟瑞日记》的记载，作一系统的梳理：

光绪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丙寅（2月25日），（与友人石君秀、钱新之、钱新之徒弟程伯玉访虎丘。）凡有刻字之石，一一志之。志以垩帚，借自所宜酱园也。试剑石、千人坐、生公讲台、虎邱剑池、白莲阁、可中亭、第三泉、铁华岩以及方圆两石幢与唐宋以来题名皆扪而认别焉。历五十三参以上直至塔下，见塔砖皆有文字，约略辨之，得十馀种，并前约四十馀种。大雄殿后新构○○○御碑亭，凡碑四，为康熙、乾隆两朝○○○宸翰，四面镌刻，则统计五六十种矣。入禅堂歇息，山僧道成为供茗饮，乃告以此事。因言椎拓时手民拟借宿寺中并赴斋厨，请定每日每人房、饭钱若干，事竣奉还……入石观音堂，壁间有石刻《普门经》，向来不全，遭兵燹焚毁又半，堂屋重建，更为工匠所伤、佛龛所掩，奇零尤甚。且扪壁昏黑，韩诗所谓“以火来照所见稀”，今竟不能拓矣……入寺访琴僧云闲得遇，谈次，又以此事托之，并托其就近觅木匠，为竖木做引架计。

十六日戊辰，小坡以所录《吴郡井阑记》稿来示……以余欲遍拓虎丘石刻，故特以按图索骥为劝也。

十七日，钞录《吴郡井阑记》。钱新之来，告余昨已同友往虎阜开工椎拓，先以拓砖拓本二十馀纸送来。付与工料洋十元。

廿二日甲戌，札致叔鹏，欲借《虎阜志》，未得，得其所藏叶调生所拓“试剑石”三字，为绍圣乙亥吕升卿题，有程序伯、印印川及苕丈自题三跋。此三字一石今不见矣。

廿三日，得叔鹏札，将《虎阜志》付来。

廿四日，新之来，携拓得白莲池、二仙亭各种先送来，一一披视，佳者颇少，又多不完全。……摘录《虎阜志》“石刻”一门，其《志》中注存者今又不存者甚多。

三十日，得郑盦信三封，皆新年所发，并致济之弟笺，济之亦送来阅，皆为拓碑事也。

二月初四日丙戌，展钱新之拓来虎丘石刻各种，一一为之记录加释焉。

初六日戊子，钱姓师徒二人同来，缴到拓本皆大幅兼及添拓各种及经幢小幅，展阅移时，又付以资而去。寄上海凌子与书，附仓石一缄（按：此处增补“，”）并求刻印石与虎阜塔砖拓本。

初八日庚寅，（邀石君秀、顾茶村、金心兰、亢树滋、张叔鹏、缪少初等游虎阜访碑。）到观音殿内，再看壁上石经。僧人承前日之属，已将什物撤开，可以椎拓矣。

初十日壬辰，添辑《虎阜石刻目录》。

十四日丙申，暇将虎阜各种按其年代另编目录。

十五日丁酉，余约养竹居就近送虎阜了结各拓来，又是一大包……新之寻至，送来总账，计拓虎阜石墨九十来种，费去工料价已六十番蚨有零。

十七日己亥，续编《虎阜石刻目录》。

十九日辛丑，至宫巷养竹居付拓碑价，又以圆妙观拓来宋孝宗御书碑付我。

廿三日乙巳，写寄郑弟信并《目录》一本，托济弟寄同寄。

廿九日辛亥，（钱）新之来算账，找清之。凡费拓价洋五十一元，亦匮于力矣。

三月初七日戊午……检虎阜各拓，取出五种，以两种呈镇青中丞崧骏，以三种送小坡，并交小坡。

初八日己未，将虎阜诸拓本又理出全数一套，计有一百又十五种，再检出塔砖八种，将以赠笏盦侄。得郑盦弟廿九日信，已先接到余所编目录矣，赠余汉砖、汉马曹题识拓本两种。前次信中赠余郭有道碑拓，是近时重出土也。

二十日辛未，既而竹岩弟来，携到郑盦弟两书。此月初九封，中附金石拓本数十纸，皆其所藏物，手披眼视，几为之疲。午后即作复书。既而敏慎遣人又送到郑盦弟一书，前月十九封，中附汉专（砖）拓本二纸，外有许滇生遗迹锓本、法帖、条幅、楹联各种，见赠多品，不胜欣喜，遂加再启一纸并入函中。

四月初二日癸未，重录《虎邱石刻目》。

十一日壬辰，翼亭札来，为其居停主人张拜廷购去虎阜石刻拓本全套，价十五元五角。

十五日丙申，至养竹居，以虎阜塔砖拓本廿四纸倩裱册页，以“佛力永丰”四字作引首用，亦虎阜旧刻也。

六月初十日庚寅，缮《虎阜石刻仅存录》清稿未竟，以草稿搀入装成，录郑盦序一首，又自作序一首亦录出，并送甘翁求政。

十七日丁酉，至郡庙前谢文翰斋刻字店，以《仅存录》稿本留下。

十九日己亥，自书《虎阜石刻仅存录》封面。

八月初八日丁亥，谢文翰以修好《仅存录》拓样来，尚须再加修补。

廿九日戊申，谢文翰刻字店以印好《石刻仅存录》五十五本来，即分送同人。检朱印《大悲咒佛象》一部，佐以此种，送叔鹏，祝其廿七日三十岁生辰，并还其《虎阜志》八本。

十月初五日癸未，夜饭时心兰来，携示大横幅，乃虎阜点头石北宋人题名，今春遍拓所未见，余编入旧存今佚录中者。此本为道光十年六舟上人所手拓，有诸名家题咏，余特留之。

十一初四日辛亥……作札致吴培卿，送清卿以《虎阜石刻仅存录》，索其所刻《字说》。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甲申，至微古斋法帖店，向黄吉园取补拓虎阜石室中《普门品经》后数行……返馆，即以《普门品经》拓本审视，续入《仅存录》后。

通过梳理《虎阜石刻仅存录》诞生的时间线索，围绕是书的一些事实得以清楚呈现：

第一、苏州地区碑拓产业十分成熟，潘钟瑞对此也十分熟悉。从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十潘钟瑞寻访钱新之起，到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钱新之交来最后一批虎阜拓本，整个虎阜拓碑活动即基本结束，前后费时不过45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拓碑九十馀种，且每一碑刻均有至少六份以上的拓片，拓片总数在500种以上，则日均拓印10馀份，堪称神速。拓碑前期，潘钟瑞先游虎丘作访碑之旅，以白垩作标记；拓碑过程中，潘钟瑞与钱新之密切沟通，确保碑拓陆续送达，而潘钟瑞的编目及考释活动同步进行，不久即编制好石刻目录。凡此，皆表明潘钟瑞对整个产业链十分熟悉。此次虎丘拓碑的计价，分工料价及拓工价两部分，其中工料价费六十馀元，拓工价费五十一元，计价双方均无异议。这种拓片计件付酬的方式实已领先吴大澂使用拓工时不计成本的“包干”模式，显示出碑拓商业化的力量。而拓碑活动结束不久，即有张拜廷等人寻求购买全套拓片的商业行为，一套价格为十五元五角，从经济学角度看，潘钟瑞主持的这次拓碑活动实际上是盈利的，由此也可见碑拓产业在苏州地区不仅成熟，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市场化。

第二、碑拓活动在苏州地区有着广泛的支撑群体，潘钟瑞受益于苏州乃至江南地区普遍而热烈的金石氛围。全套虎阜石刻拓片除去碑估钱新之及其弟子所拓之外，还有十馀种来自友人的赠送，既有往来上海及苏州的吴昌硕（日记中称仓石、苍石、昌石等）的赠送，也有来自张叔鹏的馈赠。除此之外，张叔鹏提供的《虎阜志》、郑文焯（日记中称小坡、文小坡等）供的《吴郡井阑记》也为潘钟瑞的访碑及编目活动提供有效支撑。潘氏为苏州望族，在地方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围绕拓碑活动的两次虎丘之行，潘钟瑞都获得友朋的支持与随行；即在虎丘，来自虎丘寺庙僧人的支持力度也极大：一是为访碑及棰拓活动提供极大方便，如准许进入内堂参观《普门经》碑刻；二是为拓工提供食宿及物料（如寻找木匠制作引架等）便利。因为获得这些广泛支持，潘钟瑞起初认为“岂易易乎”的虎丘拓碑活动仅月馀工夫就顺利结束。

通过潘氏家族内部的调动，身在京师的潘祖荫得以轻松介入并引导苏州地区的金石活动及风尚。在发信要求潘钟瑞拓虎丘石刻之后，潘祖荫与潘钟瑞书信往还频繁，密切关注苏州的拓碑活动。透过潘祖荫的要求，潘氏家族内部也获悉此次拓碑之举，而潘祖谦（字济之、潘元吉等人更是直接协助了潘钟瑞主持的拓碑活动，潘钟瑞的侄子潘志万（字硕庭，号笏盦）也获赠虎阜石刻拓片。种种迹象显示，整个潘氏家族都或多或少参与到此次虎阜拓碑活动中。而潘祖荫嘱托潘钟瑞虎阜拓碑一事，显然也超越了家族内部事务，而搅动苏州地区的金石活动及风尚。围绕虎阜拓碑，吴昌硕、郑文焯、张叔鹏、金心兰、顾茶村等人直接参与其中，共襄此事。碑估钱新之、刻书店谢文翰刻字店也一道参与其事。随着拓碑活动的结束及《虎阜石刻仅存录》的完工，吴大澂、崧骏等人都获赠拓片，而55部《虎阜石刻仅存录》分赠同人，显然足以带动苏州文人的金石好尚。此外，潘祖荫馈赠潘钟瑞的拓片如当时新出土的郭有道碑等，也为苏州带来最新鲜的金石资讯。当潘钟瑞决定为虎阜石刻编目时，潘祖荫毅然赐序，时在“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十日”[10]。拓碑活动之后，虎阜石刻成为潘钟瑞的一大学术兴趣，书成两年之后，他仍注意前此拓片的完整及增补事宜。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日记云，“微古斋法帖店人来，出新拓虎阜宋人题名两种，皆前年未拓到者，搜剔得之”。

第三、围绕此次拓碑活动，金石拓片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价值实现最大化。虎阜石刻的全套拓片的商品属性、礼物功能、文化价值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作为商品，售卖给张拜廷；作为礼物，被赠送给潘祖荫、吴大澂等人；它的文化价值，则被潘钟瑞进一步开发，拓片释读、编目之后，即进入书籍制作，成为礼品化的书籍，完成物质形态的转变。

三、潘钟瑞的碑拓生活

光绪中期，潘钟瑞已步入晚年，馆于其表侄汪铜士家。对潘钟瑞而言，课徒之馀的生活，基本囿于文士的应酬，其中金石学尤其是碑拓占据较为重要位置。潘钟瑞《金石文字跋尾》两卷中收题跋94题，仅4题在光绪以前[11]。他曾自言：“余老作蠹鱼，书城颓卧，甚欲癖古，癖而不敢自讳其玩物之疵，将据金石文字以参究经传、考证史书。”[12]潘钟瑞晚年着意癖古，在书籍生活之馀，表现为金石之癖。在此，不妨将潘钟瑞晚年与金石碑拓有关的生活称为碑拓生活。这里所言潘钟瑞的碑拓生活，是指其生活中与碑拓相关的部分，同时暂不论上文涉及潘钟瑞与潘氏家族成员的碑拓联系。光绪初年潘钟瑞的碑拓交游圈主要有吴昌硕、顾茶村、秦佩鹤、秦吟燕、吴大澂、吴培卿、江标、郑文焯、孙溥泉、徐康、金心兰、潘志万、陆廉夫、谢梅石、石镜臣、范久也、姚芝生等人，而其以碑拓为中心的生活主要可分碑帖的获得与利用两部分。

潘钟瑞入藏的碑拓，主要由购买、获赠及交换得来。潘钟瑞的碑帖购买对象既有亲友，如前文提及的潘氏家族子侄辈，也有包括流动的古董商贩，更多的则来自苏州的碑拓店，如宫巷的养竹居、悬桥巷的杨法帖店、微古斋、墨古斋法帖店等。其中包括著名古董商徐调卿（日记中作“调伯”），如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庚寅，“调伯来，有以汉残碑五种、《张寿碑》、《高植墓志铭》拓本携来索售。《高植墓志铭》与《金石萃编》所载迥异，颇疑之。汉碑拓甚劣，并还之。”潘钟瑞与碑估发生商业关系，一般流程为，潘氏主动在碑拓店选购，或者碑拓商送货上门，碑拓一般在家观摩数日，心仪则购买，否则退还。至于购买的数量则不等，有时数量在几十种，如光绪十三年四月廿六日，“养竹居钱老大来，携示金石拓数十种”；光绪十六年三月廿五日，“适有间壁墨古斋法帖店人来，又看拓本多许，连前日之十一种，合取二十四种”。有时仅几种，如光绪十年十月初七日，“是日养竹居人又来，得北魏造象记拓本四种”。

与潘钟瑞互相赠送碑帖者，既有活跃在苏州的文士如吴昌硕等人，也有山东汪鸣銮、锡山谢梅寿等。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仓石雨中来，为张子中以诗稿一本付阅，又为朱澜孙刻印石一对属交，余以山东汪郋亭寄到之石鼓精拓本赠之，求其临摹一通为报”，汪郋亭即汪鸣銮，其与潘钟瑞交往在日记中仅一见。日记提及潘钟瑞转赠吴昌硕的石鼓文精拓本对吴昌硕中年以后书风变化影响甚大。碑拓的赠送多是双向的，显示双方对这种礼物的对等赠送心知肚明。如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晨至心兰家，以吕祖象拓本轴（黄鹤楼石刻）、石梅孙隶书对赠之”；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心兰又来，以鲁簠铭拓本贻余，并有鲁伯俞匜铭拓本一纸，盖器为合璧，皆至宝”。需要指出的是，苏州文人的雅玩互赠行为，既可以碑拓对等碑拓，也可以是碑拓对等书籍。如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昌石来，以近作画梅一幅题五律者赠余，又砖拓数纸，以报余《六艺纲目》之赠也”。又如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写纨扇一柄，欲送吴介石丈，佐以朱拓大士象，又以自制二鱼笺八十番及小幅墨拓大士象送陆芝庭”。从雅玩的互赠中，可见拓片的价值获得提升，与传统的纨扇、花笺及书籍等获得相当的文化价值。选择何种拓片进行赠送，似乎也有默认规则，即一般是自己收藏中有复本的拓片。如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仓石来观余所有金石各拓本，余以重复者赠之”；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牧近得隶书碑拓甚多，检其重复者送我，卷而怀之”。此外，拓片的商业购买中也常附带赠送行为，如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钱省之来结裱帖帐，共七册，价十三千有零，又拓汉砖条屏一堂及零张价乙元五角，此费殊不赀也。伊以石刻《绎园图记》、《闻眉川墓志》两拓本送余”。同是金石礼物，拓片的价值又不及刻石，如光绪十年六月廿六日，“（仓石）赠余汉砖一，有‘可长久’字，嘉惠比拓本更隆，谢非言罄”。由于碑拓刻石一般不便携带，因此刻石的赠送多为砖瓦。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碑拓赠送行为实际隐含利益交换的因素，如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七，“遇苍石，赠我彝器拓本三种，以新诗属改”。须知，苏州文士并不会无缘无故赠与他人碑拓。

获取碑拓，除去购买与赠送之外，借观行为也在苏州金石圈流行。如光绪十年四月廿九日，“傍晚课事毕，至藻卿家还伊海宁许氏双钩宋拓《夏承碑》，赠以去年所刻六种一部”；光绪十年五月十七日，“既而藻卿、苍石先后来，快谈良久，苍石借去新出土《武梁祠画像拓》一幅”；光绪十年八月廿二日，“至肤雨家交还《宋翻化度寺碑拓》一本”。借观的碑拓一般是对方没有拓片复本，且碑拓较为珍贵，故仅能通过借阅一睹为快。借观之外，也有主动送观，请求审伪、题跋者。如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得锡山梅寿信、周庄陶沚邨信，及藻卿送观之商铜器一、开母石阙拓本一”。

碑拓观赏，常伴随题跋行为。自写题跋及托请题跋成为碑拓交游的重要载体。题跋的书写似乎并不特别注重书写者的身份与地位，而与其金石学成就有关。如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午后，南仓桥吴氏送来清卿为余书匾额两纸，一曰‘二鱼盦’，一曰‘双凤双虎甎砚斋’，皆作古篆。又《铜柱铭拓本手卷》属题，先题者为西圃叔、艮庵丈、俞曲园、费屺怀四家”。吴大澂在为《中俄边界铜柱铭拓本》征求题跋时，于潘遵祁、顾文彬、俞樾、费念慈之后即请潘钟瑞题写，似可见于吴大澂而言，潘钟瑞在金石学上具有一定地位。日记记载题跋者还有，李笙鱼为潘钟瑞题《梁大同石佛拓本》，潘钟瑞为凌子与题《天庆观石柱拓本》，为潘志万题拓本册《残珪断璧》……足见题跋为拓本往还的重要载体。潘钟瑞自写题跋亦不少，如录圉令碑跋、题庄魏造象跋、作孙秋生等造象跋。因不少拓片都有数人题跋，使得题跋写作日益模式化，而题材也日益狭隘，有时无从下笔，只好强行书写。如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前在养竹居得阳文刻碑拓一纸，文曰：‘惟斯新政，假贷贫人。监护大夫，齐人君卿。方正散金，义直恩周。立石刻辞，我里不亡。’）字近汉隶，今作跋语一通，以无可考考之”。无可考证也要写一通题跋，可见碑拓之学的末流已近乎无聊。

在潘钟瑞的金石交往圈中，吴昌硕是最为密切者，日记所载两人与碑拓直接有关的交往即达31次。二人借阅及赠送涉及的碑拓有名者即有嵩山太室石阙、少室石阙二铭、《东阙题铭》、《开母庙上下铭》、《季度铭》、《武梁祠画像拓》、《听松石床拓本》、《散氏盘拓本轴》、汉绥和砖拓本、梁湘东瓦拓本、盂鼎拓本、彝器拓本、明拓石鼓文、（上广下吾）庼铭拓本、虎阜塔砖拓本、《延光残碑拓本》等，无名砖拓、金石拓片数百纸。二人往来密切，互赠拓本，互相题跋，为光绪初年苏州金石圈的值得注意的“双子星”。

光绪间，苏州金石圈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众人聚观碑拓，这种共同阅读碑拓的行为，促进吴中金石圈的形成，增进了金石信息的交流。

《潘钟瑞日记》记载聚观碑拓的场所分布较为集中，有在潘钟瑞、潘遵祁、吴昌硕等人寓所，也有在碑帖店，更多的则是在苏州著名的茶楼凤云台、熙春台等。聚观碑拓行为的发生，有的是一方有意邀约，如光绪十年五月初九日癸未“茶村来，约至巷口茶寮叙谈。观精拓褚书哀册”；有的则是偶然同赏，如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傍晚，仓石来，携有《延光残碑拓本》，已裱作立轴，余因以所取各拓廿一纸同观”。对吴中文士而言，这种聚观碑拓的行为如此平常，以致于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光绪十三年四月廿九日，“晨，仓石即来我馆中，同出茶话，移时散出。遇心兰，两人偕至我馆，观我新得金石拓与说文各种”。三两文士共同欣赏碑拓较为普遍，而数人乃至十几人的大规模聚观行为也并不鲜见，如光绪十年八月廿一日，“余督课至申刻，往观东赴之，茶磨、茶邨、介石、君秀皆列，并有仓石、振甫相遇，看仓石所携印款拓本，精妙处如缩本汉唐碑”；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至敏慎，髯叔招饮，陪其亲家吴培卿、清卿也。先在松窗观近日所书大寿字四五幅，至须静斋设席处，客徐来入席，为吴氏昆仲，秦氏庶常佩鹤、吟燕昆仲，主翁与余，六人也。良久撤席，观清卿去年在珲春定中外界址所立铜柱，柱上有铭，作篆书，拓本装卷，索髯叔题”。大规模的聚观碑拓行为，观摩对象多是珍稀碑拓。前所言吴昌硕精妙的印款拓本及吴大澂的《中俄边界铜柱铭拓本》即是显证。

在《潘钟瑞日记》中，还提及聚观著名的《嵩岳访碑图》。光绪十六年二月廿六日，“至前巷茶邨家，缴还属书之对，略坐谈。同至大太平巷翰卿家，先到之客已有陆云孙、王胜之、心兰、廉夫四人，聚于新葺书室，额曰斗庐者。诸人聚观《嵩岳访碑图》二十四页册。罗雨峰为黄小松画，小松每幅自叙其游事及某处有某某碑，极为详尽。题跋者，覃溪、渊如、墨卿诸公而下十馀人，莫不精妙，可谓无上妙品，今为费屺褱所得，吴愙斋属翰卿向借取观，因公诸同好焉。正观时，又来墨耕，八人入席谈宴，其肴馔为郝厨所办，今苏城第一手也。良久席散，退入斗庐，又将访碑图册重观一周，皆爱不肯释”；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二日，“预约茶村、翰卿、藻卿四人公祝心兰、廉夫九十寿（金五十、陆四十）……是日，翰卿带黛石谷山水长卷，胡荄甫、赵㧑叔印谱册及小松《嵩洛访碑图册》，同人于水窗展玩之，莫不击节”。黄易所绘之《嵩岳访碑图》（《嵩洛访碑图》）在短短十六天中两次被围观，足见这一金石学史上著名图册的价值。关于《嵩洛访碑图》于光绪十六年在苏州的流转与展示，前此研究根据叶昌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日记记载，发觉吴大澂从费念慈处索观甚迫，但“吴大澂何时从费念慈处借到《嵩洛访碑图》尚需要考证”[13]。由《潘钟瑞日记》记载来看，吴大澂在二月廿六日之前当已经获观此廿四册页访碑图。足见吴中文人如费念慈等人对金石碑拓的借阅实持开放态度，在吴大澂的要求下，通过徐熙（字翰卿），苏州金石圈同人都得以观赏这件名作。

粗略统计，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六年，潘钟瑞参与聚观的碑帖还有：《延光残碑拓本》、《墨妙亭碑目考》、古砖文拓本、《元妙观三清殿石柱题字拓本》、宋徽宗书狂草《千字文》宋拓本、《颂鼎拓本》、《朱缉甫太史墓志铭拓本》等。聚观碑拓的目的除去品鉴和切磋之外，审伪也是重要一项。如光绪十三年正月廿六日，“小坡屡以叠韵词出示，嬲我属和，余以帖店送来《爨宝子》、《爨龙颜》两碑及碑阴拓本交小坡鉴定，因以伊藏《宝子碑》裱本一册见示，远不能及，为之书签而还之”。

四、潘氏家族内部的金石学网络

近年来，文化世家、文学家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金石家族的研究则属寥寥，这与金石学在晚清方蓬勃兴起短暂有关；也与金石学无关科举，主要是好古、嗜古兴趣推动，家族内部难以形成气候有关；此外，以碑帖为中心的金石学与田野访古密切相关，对诗书传家的士大夫家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如果参照文化世家及文学家族的定义，则家族成员有三代以上成员参与金石活动即可视为金石家族，那么《潘钟瑞日记》揭示出，苏州潘氏家族正是晚清值得注意的金石家族。分析苏州潘氏家族，可了解晚清金石家族的若干特征，并可初步了解家族与晚清碑拓世界运行的关系。

苏州潘氏即著名的大阜潘氏一族，先世居安徽安徽歙县大阜村，明代迁居苏州，由经商致富，至清康乾以后，科甲鼎盛，成为苏州望族。“其中，以潘奕藻（潘世恩父）、潘奕隽（潘世璜父）兄弟一支，最为煊赫,子孙之中,如潘曾沂、潘曾莹、潘曾绶、潘曾玮、潘祖同、潘祖荫、潘祖年、潘承厚、潘承弼与潘遵祁、潘康保、潘观保、潘敦先、潘睦先、潘介蘩、潘介祉、潘志万、潘慎明等,或以科名、或以事功、或以收藏、或以诗词、或以学术著称于世”[14]。光绪年间苏州潘氏家族的金石活动，以潘祖荫为中心[15]，潘霨、潘介蘩、潘介祉[16]、潘钟瑞、潘志万等人为羽翼。根据《潘钟瑞日记》记载，潘氏家族内部的金石活动呈现这样的特点：家族内部持续组织碑拓活动，这些拓碑活动显示家族成员内部的亲密互动；潘钟瑞的家族金石圈中，平辈中与潘祖荫交往最为密切，晚辈中则与潘志万（字硕庭）交往最频繁；碑拓在潘氏家族内部除作为礼物赠送外，偶尔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潘氏家族所藏著名青铜器盂鼎一定程度上成为家族文化标志，吸引众多文士，形成特殊的“盂鼎现象”。

光绪年间，潘氏家族内部有数次较大规模的拓碑活动。除上述光绪十四年（1888）潘钟瑞为潘祖荫拓印虎丘石刻之外，光绪三年（1877），潘介蘩、潘钟瑞为族兄潘霨（字伟如，时任湖北布政使）觅湖北武昌知名拓工陈明德棰拓明永乐间沈度《四十二章经》石刻；光绪十二年（1886），潘介蘩（字椒坡）在辰州拓印《溪州铜柱记》，分赠亲友。

尽管地位悬殊，但年纪相差不大的潘钟瑞与族弟潘祖荫之间的金石往还十分密切。除前揭因拓印虎阜石刻来往频密之外，兄弟二人还在《说文》书籍的刊刻、拓片互赠上往来频繁。潘钟瑞的金石学兴趣得益于潘祖荫的提携。潘祖荫令潘钟瑞承担众多刊刻书籍任务，有名的《滂喜斋丛书》书版即存于潘钟瑞住处[17]，其中也包括与金石学密切相关的大量《说文》学著述。如光绪十年正月初六日，“郑盦弟以沈西雍涛所著《说文古本考》新刻样本并板片两箱送来，属余倩工购料刷印也”；六天之后的十二日，“郑盦弟以《说文古文考序稿》来，为缮清之，又为写封面一纸，适谢济雍来，即付上版”。潘祖荫不仅嗜古亦嗜今，在为《虎阜石刻仅存录》作序时已表示：“明代暨国朝近刻似不足重，亦应入《录》。金石虽坚，有不如楮墨之寿于世者，然则是《录》又曷可少哉。”[18]当潘祖荫听闻无锡马贞烈女故事后，又有连次书札请潘钟瑞刻马贞烈女墓碑，并予以拓印（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八日、初九、初十等日日记）。潘祖荫亦推重潘钟瑞，常请他题跋拓本册页并赠送碑拓。在为潘祖荫拓印虎阜石刻期间，潘祖荫从京城寄赠潘钟瑞的拓片就有：张得天书《岳阳楼记》拓本六幅、《金石款识》拓本九纸、金石拓本七纸、汉砖及汉马曹题识拓本两种、郭有道碑拓本、金石拓本数十纸、汉砖拓本二纸等。

除潘祖荫外，与潘钟瑞有着金石往还的家族成员还有数人，其中最密切者为潘志万。日记中潘志万与潘钟瑞的碑拓往来计有8次，其中2次赠予、索题跋及同观4次、借阅拓片观看2次。根据日记记载，潘志万的金石兴趣在吉金文字及苏州本地石刻拓片如《圆妙观石柱题字拓本》等。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日记记载云：“午刻，硕庭以永顺寄到《溪州铜柱记拓本》奉椒坡弟命赠余，此物见《金石萃编》，向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十里，后来移置城中。今永顺府，隋时本隶辰州，唐曰溪州，弟官永顺令，铜柱在其近地，故得命工拓之，系八面，今拓作条屏四幅。”这条日记揭示潘介蘩、潘志万父子皆好金石，且对潘钟瑞的碑拓之癖相当了解。收获《溪州铜柱记拓本》之后，潘钟瑞在研读过程中发现“首行有宋天禧间移立《题记》，因复寓书问以向立何所，今移何地。弟答书录示《张太守修府跋》一则”[19]。潘钟瑞方才明白溪州铜柱在宋初位置变化的经过，从中也可见潘钟瑞的金石癖得到从弟潘介蘩支持。潘志万的碑拓收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潘祖荫。潘钟瑞在《硕庭侄收藏金石拓本跋》中云：“我家硕庭小阮好古工书，于金石尤有夙嗜，尝手集拓本累数百种，次弟装册，一一乞余题识。此册多郑盦弟所贻，乃其最精者。”[20]

通常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雅物往还多是赠送，但《潘钟瑞日记》的记载则表明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拓片买卖行为。与潘钟瑞发生商业买卖行为的，主要是潘钟瑞兄长潘筱涯之子潘永。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永侄来，以戴仁甫自中州带归之《汝州帖》索售，系新拓本，甚模糊，不足观”；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八日，“永侄携来造象拓本二十馀种，余已收有十四种，亦不罕见也”。潘永知悉叔叔潘钟瑞爱好拓片，因而进行售卖，但他所售拓片品相不佳，亦不稀见，故潘钟瑞未予购买。又光绪十六年十三日，“笏盦侄札来，以古币八件索售，共讨价四元。又古币、刀布拓本、泉范、汉砖拓本总三十馀纸，则赠余者。”笏盦即潘志万。这条日记显示在光绪十六年，汉砖拓本等拓片价值或已大打折扣，价值已不如古币。从中又可见，家族成员之间的雅物买卖也颇为常见，并不因亲情而讳谈金钱。

盂鼎为晚清著名青铜器，也是潘氏家族在金石圈地位的象征。同治末年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援救之恩，将盂鼎赠与潘祖荫。此后，盂鼎一直保存在潘祖荫的北京宅邸，直至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逝世，盂鼎方由其弟潘祖年运往苏州。潘钟瑞卒年在潘祖荫之前，且未前往北京，故终生并未一睹盂鼎真容，仅见拓片。日记中记载者有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三日“饭后，录《盂鼎歌》二篇于拓本鼎腹”；光绪十年九月廿七日，“淇泉来观盂鼎拓片，伊亦得铭文拓一纸也”。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凌子与为吴昌硕跋盂鼎拓本，初五日，“得子与为苍石所藏盂鼎拓本上题跋，欲录之”；初七日，“以吴清卿所著《说文古籀补》中备列盂鼎中字，摘取而为跋料”；初八日，“拟加跋于盂鼎拓本，摘清卿《古籀补》语为本”；十一日，“课事之间写盂鼎跋于仓石幅上，地窄而篇长，作密行，凡六百字，良久乃毕”；十七日，“录凌子与盂鼎跋于余所藏拓本大幅上，凡六百馀字”。十二月初三日，“仓石遣人示我圉令赵君碑旧拓本，索盂鼎拓去”。从以上记载可知，潘祖荫获得盂鼎之后，曾广泛分赠拓片给亲友，吴昌硕等人也获得拓片。而沈淇泉（曾任陕西提学使，沈钧儒叔父）等未获拓片者，则从潘钟瑞等潘氏族人处获观。又由于潘钟瑞所藏拓片拓印较早，故吴昌硕也需从潘钟瑞处借观。对盂鼎拓本，潘钟瑞十分珍视，在参与吴昌硕藏本题跋的书写时，郑重参考当时重要的金石学案头书《说文古籀补》。当他发现“苕上七子”之一凌子与的题跋时，也认真予以过录。要言之，盂鼎为潘氏家族镇宅之宝，也成为社交的重要媒介。以盂鼎为中心，潘氏家族在拓片的赠与和借观、题跋的书写等方面与族外人士形成密集的交往。可以说，盂鼎为提升并巩固潘氏家族在吴中乃至全国金石圈地位作出不小贡献。

五、碑拓流行：光绪年间苏州地区的金石氛围

光绪初年，文人学者间弥漫着浓厚的金石氛围，日常应酬中金石学影响无所不在。就中又在吴中地区文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八七七年，吴大澂从陕甘学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北京，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他给潘祖荫写了八十一通信札（大多不长），一半以上的信都谈到了拓片。”[21]在苏州，以碑拓为中心的金石氛围更在社会普遍弥漫。光绪丙子（1879）正月下旬，苏州横山人锄地时偶然掘开晋墓，因墓室砖上有款识，一时之间，“好古者争购之，价为之腾涌，于是城乡远近观者踵接。阅数日，山人苦其扰也，以土塞之。或云邑尊亲往履勘，命吏封之。然犹有乘夜潜入以取砖者。”[22]仅仅晋砖的出土就引起苏州合城的轰动，且在墓室封土之后，仍有好古和牟利者不顾险阻盗取，可见苏州彼时金石氛围之浓。上文提及苏州碑拓的商业流通渠道十分通畅，不仅在碑估与文士之间，文士与文士之间、亲族与亲族之间也存在金石及拓片的买卖活动。碑拓在养竹居、微古斋等古董店流转，不仅量大，价格也并不高。碑拓的游商、揭手遍布苏城。如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八日，“仓石来，云有汉晋砖二十馀方，觅售者在其寓中”；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养竹居昨取来杨濠叟书拓本凡十八种，各体俱备，今又送来觅售之册页、轴联十三种，如王弇州尺牍册、静香女史画兰册、梁山舟书联、范引泉山水册，皆真确，文衡山楷书册、顾云臣画列仙册、铁梅庵书轴皆佳，又书二种，曰《古泉汇》、曰《书画鉴影》”；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八日，“茶邨携来钟鼎拓本五十馀种，揭手李姓，索价昂，还之”；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养竹居购成吉金拓本六十种，价洋四元”。从事碑拓商业活动的人士众多，碑拓价格大多十分廉价，显示碑拓在苏州已成为文化生活必需品。随着碑拓商业的发达，外国拓本、影印拓本也进入碑拓流传中。如光绪十年正月廿六日，“与君秀同途返，购申昌馆所照姚凤生书砖塔铭一本，携之返馆。又至宫巷养竹居新店，以吉金拓本属裱作册，因得观日本人石印旧碑帖十馀种，伊国中名手书卷子三四件。又见一日本铜器拓本，似镜非镜，有花，有字云‘延享四年丁卯’，按日本纪元，延享止于四年，约略当在明代”。

对碑拓感兴趣的不止文士，方外人士与应门童仆也参与金石活动。如苏州地区僧人诺瞿也拓印古钟，广邀名流题跋，据光绪十一年正月廿七日日记云，“饭后，诺瞿出镇寺古钟所谓邾钟者，字文极细，五彩斑斓，另有装成精拓本，郑盦弟首题之，题者数家。诺公亦以属余……返于阁下，为邾钟拓本上缀跋数语”。而文人的仆从也于碑拓发生兴趣，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坡之仆以周愙影拓本乞题跋，只三日已来催问，掷还之”。郑文焯的仆人请求潘钟瑞为其拓本题跋，足见拓本已进入下层人的日常生活。仆人不仅附庸风雅参与碑拓流通，自身也习得碑拓技能。如光绪七年（1881），潘钟瑞往歙县大阜老宅展墓，“四月初十日辛丑，山上赤日如炙，循路下，迎面恰望见族墓也。昨以五尺馀大石刻作松鳞潘氏族墓碑，午后刻成，余欲拓出一本。仆胡福生自云能之，遂拓两纸，一留大阜，一携归吴门”。

碑拓在苏州地方社会成为人际酬酢的重要媒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份子，碑拓的用途也被充分挖掘。有的制成条幅、小屏悬挂，发挥装饰功能；有的制成册页，成为案头文玩；有的在义塾供奉，具备神像功能[23]。当光绪十年，潘祖荫听闻无锡马贞烈女事迹之后，决定发出征诗启以为纪念，而征诗启的重要附件即是马贞烈女墓碑拓本。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钱处马贞烈女墓碑椎拓成送来，均送郑弟处”。而拓印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云：“寄复君秀信，附去马贞烈传及墓碑印本二百副。”

金石活动已经充分日常化还体现在碑拓影响日常生活方式，如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午后，因母难日持斋，写《心经》一通于旧藏铜佛象拓本眉间，侭此半日之功而毕”。佛象拓本成为抄写佛经的纸料，既见拓本易得，也可见拓本的使用范围日渐扩大。由于碑拓广泛流行，为碑拓写作题跋的工作量也日渐增大，甚而出现代笔题跋的情况。如潘钟瑞为吴昌硕代跋《（上广下吾）庼铭》[24]。代笔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某类文化活动日益频密且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寿序等应酬文的代笔，对联、扇面等书法的代笔等行为。金石题跋初因文人文化交往而起，此时竟然也需要代笔才能应付，可见当日碑拓交往之盛、碑拓题跋需求之大[25]。碑拓身影在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进一步推动吴中浓厚的金石学气氛。

与碑拓在苏州的盛行相呼应的，是苏州文人的访碑活动日益频密。苏州文士的旅行常常伴随访碑活动，进而将碑拓兴趣扩展至全国。光绪十年二月，潘钟瑞与石君秀受无锡倪澍畦等人邀请至锡山游玩，二月初八日日记记载：“与君秀同至账房吃点心。少停，与之出，步于北头寻拓碑手、塑佛匠，旋出北门，茗饮于近水楼……偕昼堂出游崇安寺，茗饮于寺之茶棚中，良久散，又在仓桥堍寻廖姓揭碑人，携拓好之华孝子祠文衡山书《春草轩记》归，塑佛匠来论价，未定。”游玩中仍不忘访碑。光绪十年二月廿七日，“返舟少歇，复登紫阳书院之溪山第一楼……余偕久也以碑拓比对刻石，拾级而升，循墙而扪之，拓纸不少，但石有原阙，无复旧观”。不仅拓碑，还早有准备，以旧拓比对刻石，潘钟瑞等人的嗜古与考证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与碑拓在苏州地区流行相伴随的，是《说文》系列书籍的广泛传播以及方志中“寺观”、“金石”等门类得到重视，一定程度上推动《说文》著作及方志大量生产。拓印虎阜石刻时，潘钟瑞即向张叔鹏借阅《虎阜志》，而其考证碑拓时，也常据方志文献。如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返馆，检《府志》‘寺观’、‘金石’两门，查顷所见各拓来由”；光绪十年八月初二日，“至吴署前朱澜孙家，以髯叔书画、便面付交。谈次，及其上祖乐圃先生，伊出《米元章书墓表拓本册》见赠。携归读之，所纪卒年为元符元年，因知钱竹汀少詹作元符三年之误。又查《郡志》载有乐圃先生《墓志》、《墓辨》与此《表》，而《志》及《辨》中所纪生卒之年又各不同，遂作后跋一首详言其异”。方志为考订金石拓片提供极为有益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方志类书籍的流通及生产。此外，吴中地区《说文》学仍十分兴盛，亦与碑拓之风关系密切。《潘钟瑞日记》提及《说文》系列著述即有《说文发疑》、《说文统系图》、《说文统释序》、《说文校录》、《说文分韵》、《说文古本考》等。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三日，“仓石同一客来，是其同乡人，张姓，行孚名，庚午科乡举，现在两淮需次盐大使。字乳伯，号子中，著有《说文发疑》一种已刻，携来见赠，接谈之次，知其与凌子与熟识，因凌曾道及余，兹来苏，并倩仓石引导来也。谈起吴门之讲究《说文》者，知有雷甘杞，又倩余导往雷处相见，道来历，谈《说文》，移时出。”张行孚知晓的吴门“讲究《说文者》”如吴昌硕、凌子与、雷甘杞、潘钟瑞等人，也正是苏州金石圈玩转碑拓的一流人物，足见光绪间《说文》研究者与嗜好碑拓者高度重合。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潘钟瑞日记》的研究，再现了光绪十三、四年间潘祖荫在京城通过信件遥控族兄潘钟瑞，促成苏州虎阜（虎丘）石刻的系统棰拓，并催生出三卷本《虎阜石刻仅存录》的全过程。潘钟瑞在短短两个多月即完成潘祖荫交代的拓碑任务，并促成首部记录苏州虎丘石刻著作的出版，揭开光绪年间苏州地区碑拓世界的一角。在潘钟瑞金石生活中，苏州大阜潘氏家族的内部存在小范围的金石圈；家族之外，潘钟瑞与吴昌硕、吴大澂、江标、郑文焯等人有活跃的金石交往。苏州发达的文化经济中也包括碑拓产业，养竹居、墨古斋等碑拓商店，徐翰卿、钱新之等碑估与活跃的拓工，为整个苏州地区碑拓世界的运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通过家族、乡谊、发达的碑拓商业及碑拓交流圈，光绪初年的碑拓世界得以正常运作并丰富发展。

光绪间，吴中地区活跃的金石学氛围，使碑拓在文人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吴中文士的日常交往及生活中，碑拓是商品，也是礼物，是研究的兴趣，也是生活的点缀。潘钟瑞及其潘氏家族作为吴中金石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受益于吴中地区浓厚的金石学气氛，家族内部形成一个小型的碑拓世界。而身居京师的潘祖荫可以通过吴中地区的亲友，引领一地乃至全国的金石风尚，虎阜拓碑的高效完成即是一例。以虎阜拓碑为视窗，晚清金石学风尚形成的机制似可管窥，即一二名公巨手振臂一呼，家族金石学成员及地方金石圈起而响应与支持，则家族风气相感，地方风尚变化，而整个社会的金石学兴趣也同步转移。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程章灿：《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41-147页。

[2]程仲霖在博士论文《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中提出“京师金石文化圈”概念，认为彼时以潘祖荫为核心，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上下相互关联的金石研究群体”，并指出“这个群体把金石研究的风尚和成果以网状形式传播出去，影响了各地文人对金石的收藏与研究，产生了大量金石著述，丰富了晚清金石文化的内容。”（第1页）遗憾的是，论文仅分析潘祖荫等京师金石文化圈群体成员，并言及其金石鉴藏、传承、考辨等，实未触及京师金石文化圈如何影响地方金石文化群体。

[3]潘钟瑞（1823-1890）字麐生，号瘦羊，别号香禅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诸生。为潘奕隽族曾孙，潘祖荫宗兄。精篆隶，工词章，长于金石考证，有《香禅精舍集》、《虎阜石刻录》等行世。潘氏日记收录于《香禅精舍集》者共六种：《庚申噩梦记》、《游两山记》、《洞庭邓尉探梅日记》、《湖上春游日记》、《鄂行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歙行日记》，起咸丰十年（1860）迄光绪七年（1881），然不相连续。又有稿本《香禅日记》七册，藏苏州博物馆，起光绪十年（1884）迄光绪十六年（1890）潘钟瑞逝世；此部分日记首尾完整。笔者整理后统名《潘钟瑞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6月版）。为行文简练，文中征引日记时俱不出注，特此说明。

[4]是书包括《虎阜石刻仅存录》一卷、《虎阜石刻旧佚录》一卷、《虎阜石刻旧存今佚录》一卷。

[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第4449-4450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34页。

[7]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8]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53页。

[9]吴大澂著，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札四种》，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10]潘祖荫：《虎阜石刻仅存录序》，《香禅精舍集》卷十六，清光绪刻本。

[11]统计据《金石文字跋尾》两卷，《香禅精舍集》卷十九、卷二十。

[12]潘钟瑞：《硕庭侄收藏金石拓本跋》，《香禅精舍集》卷十九。

[13]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11页。又该书第12页提及顾廷龙先生定吴大澂借观《嵩洛访碑图》在光绪十六年秋，顾先生推断亦误。

[14]李军：《光绪时期吴昌硕在苏事迹补考——以潘钟瑞〈香禅日记〉稿本为主》，《美苑》2016年第4期第50页。

[15]在潘祖荫之前，潘氏家族的金石收藏与研究兴趣也初见雏形。潘祖荫在京师为官期间，其金石收藏、访碑、刊刻金石学相关著述都深刻影响家族成员的金石学兴趣，此处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