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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杂史、杂传与咏史诗学的发展 ——从北齐阳休之《陶渊明集》所收 《集圣贤群辅录》说起 蔡丹君 蔡丹君，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北朝文学、《陶渊明集》文献、《文选》学与汉代谶纬等方面的研究。 内容提要：北齐阳休之本《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内容多取六朝杂传，体例近乎类书。它虽是伪书，但与陶渊明的咏史诗文之间存在某些共性，尤其是在杂史、杂传史料的使用和历史观等方面有相一致的倾向，故而导致过去有人认为它出自陶渊明之手。从比较陶渊明诗文与《群辅录》可见，他的咏史诗歌深受六朝杂史、杂传的影响，在历史典故的运用方面常广引杂史、杂传，从中提炼历史人物群像，发展了咏史组诗的形式；他还以杂传书写的方式来写咏史诗或者其他类型的诗文等等。而陶渊明并非六朝时代受杂史杂传影响的唯一的诗人，从六朝诗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六朝咏史诗学的发展，是在杂史、杂传获得发展的背景下同步繁荣起来的。陶渊明咏史诗与《集圣贤群辅录》是诠释这股发展潮流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关键词：杂史 杂传 《集圣贤群辅录》 陶渊明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陶渊明集》八卷，北齐阳休之将之益为十卷，加入了《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又称《四八目》，以下简称《群辅录》）的内容。前者增入原集的第八卷，后者分列为第九卷与第十卷。陶集的这一重大变动，为后来的陶集文献研究带来了一个讨论焦点：《群辅录》是否真正出自陶渊明之手。 反对者，如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全书之赝”。所收八卷本陶集，不录《群辅录》；黜之于子部，不具作者姓名。[1]受其影响，乾隆时期以后一些陶集刻本对《四八目》也作了删除[2]，日本江户后期松崎慊堂所刻陶集，亦持此见，删去此录二卷[3]，桥川时雄先生认为此录是“赝托”[4]，逯钦立先生论证它是“赝品”[5]； 又有保持中立、存疑者，如宋代宋庠认为《群辅录》是出于陶渊明之手，但“三儒”“八墨”是后人所加，而且主体部分可能也有窜入条目之处。[6]他的观点被广泛接纳，《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等皆袭用之；本田成之先生亦表示不敢遽断[7]； 肯定者如潘重规先生认为此录出于陶渊明之手[8]。袁行霈先生认为“《五孝传》及《四八目》皆渊明平日之札记，原非具备完整构思之文章也”。[9]石川忠久先生认为此录是陶渊明所作，而且他参考了《圣贤高圣传赞三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至人高士传赞二卷》《竹林七贤论二卷》等相关资料。[10]除了此录，石川先生还将《五孝传》《搜神后记》定为渊明所作，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寒士撰史的潮流。[11]以上三类观点，究竟以何者为是，一向难定是非。而《五孝传》与《群辅录》同时入陶集，却很少受到质疑。大量陶集刻本删除了《群辅录》，却保留了《五孝传》。于是，关于《五孝传》真伪的讨论也就不算丰富了。 因历来认为《群辅录》是伪书的意见为主，故而人们对它的性质及其与陶集之真正关系的方面涉及不深。陶澍说：“按靖节此录虽系伪作，究为北齐以前所托，其中甄述两汉及东西晋书，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12]他认为此书产生于北齐之前，它的资料来源并非正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些并非正史的资料，即是杂史、杂传。如《群辅录》引用的皇甫谧《高士传》、嵇康《高士传》、不具名的《三君八俊录》《汝南先贤传》等。梁陈之后，还有《高隐传》十卷（阮孝绪撰）和《续高士传》七卷（周弘让撰）[13]等作品，属于当时流行的杂传。《隋书·经籍志》的史部类共列杂史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杂史多是后汉以来学者“钞撮旧史”之作，“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杂传既记载“圣贤之风”，又“序鬼物奇怪之事”，彰表善恶道德，相关历史故事是“率尔而作，不在正史”[14]。一些后世被认为是虚诞之谈的志怪志人之作，也被列在杂传。刘知几曾指出这是中古时期史学发展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得失：“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他还提到杂传名作如“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皇甫谧《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15]等等。陶渊明是留下咏史诗最多的六朝诗人，同时他也喜爱在诗中频繁使用历史典故。他受到了《群辅录》一类杂传的影响，应是毋庸置疑。而这应该是北齐人将《群辅录》编入陶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六朝诗人中，陶渊明并非大量援用杂史、杂传的孤例。咏史诗在六朝时代发展为一个重要的诗歌门类，比如《文选》的“咏史”类就收录了十位诗人共二十二首咏史诗。联系六朝咏史诗，会发现咏史诗中所采用的史料，并非总是来自正史，而更多取材于杂史、杂传等其他史部撰著。杂史、杂传对史料的提炼和塑造，有它特定的风格；对于历史典故的形成、咏史语言风格和咏史诗篇体的发展，也颇具特色。因此，可以说，六朝咏史诗学，是在杂史、杂传获得发展的背景下同步繁荣起来的。本文希望从《群辅录》与陶渊明诗文之间的关系入手，并推及六朝咏史诗的总体情况，来探讨杂史、杂传与咏史诗学之间的关系。 一、《集圣贤群辅录》的杂传性质 《集圣贤群辅录》之“集”字，是搜集、采摭之意，意思是它其中的内容是从多处抄撰而来；又别名“四八目”，即是罗列条目之意。《群辅录》约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共约七千余字，分为上、下两卷，除了罗列历史上著名的并称之人，还给出了少量的原文解析，同时注明文献出处，是主体部分。后面两个部分，名为“八儒”“三墨”，内容短小，仅有数行，附在下卷之末。主体部分的基本体例，是上卷罗列古代人物，下卷罗列近代人物，总共列举了六十九组人名。每一组皆有特定的并称，如“四佐”“八顾”等。去除重复出现的，一共是罗列了三百五十位历史人物的姓名。《群辅录》所列并称之下，人物行迹被高度概括。如关于“右八伯”，作者整合《尚书大传》，浓缩为一百零三字。这样的改写，在此录中大量存在。 《群辅录》所列者，并非皆为“圣贤”“群辅”，也包括具有历史争议性的人物。四库馆臣批评说，“至书以《圣贤群辅》为名，而鲁三桓、郑七穆、晋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晋之王敦，并列简编，名实相迕，理乖风教，亦决非潜之所为。”[16]这样的判断逻辑是不符合此录初衷的。因为，此录视“记姓名”第一要务，即“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并且极为重视“并称”这一类历史资料的保存，而并没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也不在意要凸显“善”之一端。另外，《群辅录》中还有“四凶”是反抗黄帝者，大概也属于“理乖风教”者；它对“裴、王”（即河东八裴、琅琊八王）态度也是中立的。还有一种意见是，“集圣贤群辅录”之名是后人所加。如胡祥云先生认为，书名最初应该就是《四八目》，“群辅”为其后之名。[17]陶集中确实是有类似“圣贤”一词的，如《赠羊长史》曰“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所以也存在一种可能：即改书名者，从陶集中借用了“贤”“圣”这类字眼组词，以增强此录出自陶手之可信度。 《群辅录》所引文献很丰富，可粗略区分统计如下[18]： 经部类：《尚书》（3）《尚书大传》（4）《论语》（7）《左传》（6）《毛诗》 正史类：《史记》（2）《汉书》（7）《后汉书》（4）《续汉书》（3）《晋书》《三国志·魏书》 古史类：《晋纪》 杂史、杂传类：《战国策》《济北英贤传》张璠《汉纪》（2）《荀氏谱》《三君八俊录》（4）嵇康《高士传》（2）《周氏谱》皇甫谧《高士传》《春秋后语》《三辅决录》（3）《京兆旧事》《汝南先贤传》张勃《吴录》 子部类：《孔丛子》 集部类：《楚辞七谏》张衡《东京赋》、左思语、《吴质书》、刘琨诗、董威诗、“袁宏、戴逵为传，孙统又为赞”。 从部类：《论语摘辅象》杜元凯《女戒》《尸子》（2） 诏令类：《甄表状》（3）邯郸淳《纪碑》文帝《令》 其他：闻之于故老（3） 《群辅录》是“钞撮”之作，其中材料皆取自旧史，而尤以杂史、杂传的来源居多。其中有五种杂传在《隋志》中有收录，即《三辅决录》七卷(汉太仆赵岐撰，挚虞注)《汝南先贤传》五卷(魏周斐撰)《济北先贤传》一卷《高士传》六卷(皇甫谧撰)《呈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另外有《春秋后语》一种，不知是否《春秋后传》之误。《隋志》有《春秋后传》而无《春秋后语》，题为“晋著作郎乐资撰”。《群辅录》中有些并称之下会给出多个材料出处，以杂传最为常见。如“五龙——右郡决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其事迹仅有数字：“各居一里，子孙并以儒素退让为业，天下著姓”，出处列为《周氏谱》和《汝南先贤传》两处。有的材料，同时来自正史与杂传。如关于“四子”：逢萌、徐房、李昙、王遵，他们的事迹被提炼为“怀德秽行，不仕乱世，相与为友”一句，出处标注二处：“见《后汉书》、嵇康《高士传》”。再如世人皆知的“竹林七贤”，事迹提炼为“右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列了五个出处：“见《晋书》《魏书》，袁宏、戴逵为《传》，孙统又为《赞》。”这五个出处中，后三个皆为杂传。而且，还有一类是来自杂传之“录”，这类大概是与《群辅录》同样的体例。“右三君”“右八俊”“右八顾”“右八及”和“八厨”，共五类三十五人，统一具出处为“从三君至此，并见《三君八俊录》”。其中除“八厨”有“倾财竭己，解释怨结，拯救危急”一句事迹的概括，其余皆仅列官职籍贯姓名而已。再如“吴八绝”，仅列其名字与技艺，如“吴范，相风。刘惇，占气”等，出处为“张勃《吴录》”。《群辅录》中还有数种材料之来源，是如今已经失考的。例如《论语摘辅象》即在此录中首见征引，并提到陈振孙认定此篇乃是《论语纬》八种之一，其后马国翰、黄奭对此皆有辑佚。[19] 《群辅录》所引经传注释，主要是郑玄注，少量孔安国注，又有包氏注。四库馆臣曰：“又《五孝传》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文，句读尚从包咸注，知未见古文《尚书》。而此录‘四岳’一条，乃引孔安国传，其出两手，尤自显然。”[20]这里说明了《群辅录》中出现了晚于陶渊明时代的材料，至少可以说明此录受到了后人的窜改，出于两手。这也是四库馆臣认为它绝非出自陶渊明之手的关键证据。 那么，北齐阳休之为何要将《群辅录》还有《五孝传》放入到《陶渊明集》中呢？在南方，《群辅录》当是以单行本存世的。阳休之在其所刻陶集序中说：“今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21]他的意见，反映了陶渊明诗文在当时的真正地位。他或许认为陶之诗文很普通[22]，而《群辅录》《五孝传》反而更有价值，于是将之编入集中，让陶集增价。从北魏后期以来，北方地区积聚图书、抄撮旧史的浓厚风气，绝不亚于南朝。如北魏高允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23]；徐勉主编《华林遍略》七百卷，从天监年间开始修撰，八年乃成。传至北齐后，曾被人带到高澄府上兜售，价值高昂。[24]因此，可以推想，阳休之青睐《群辅录》并将之收入陶集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在当时抄撰盛行的文化风气下，为了迎合人们的聚书之好而作的选择。这是一种市场行为，阳休之并不会对《五孝传》与《群辅录》的真伪问题负责。他在提及“四八目”的时候，语气平常，并没有去力证它的真伪或者解释其来源，只说：“但阙《五孝传》《四八目》。”而《群辅录》没有被列入《隋志》，这或许更能说明当时没有以此为书名的书。 《群辅录》内容虽与杂传相似，但它的体例则如陶澍所说，是“后世类书之祖”。[25]研究者发现，《群辅录》条目清晰，内容简要，在收录或者总结并称方面，影响了之后的类书体例：“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启示了后世相关书籍的并称收录，比如其内容以‘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黄帝七辅’‘少昊四叔’‘羲和四子’等为开端，而后世的此类书籍也纷纷以这些名目为首。历代类书所记这个时段的数目词之内容皆与它大同小异，甚至记述的方式和形式也如出一辙，可见它所开创的体例实在是影响深远。”[26]梁元帝所撰的《同姓名录》，也是这类名录。[27] 《群辅录》这类书籍的产生，与文学发展颇有关联。钟嵘曾经批评大明、泰始中的诗文风气说：“文章殆同书抄……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28]图书抄撰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知识又向文学发生流动。大量来自“经史”的“故实”“奇词”和“新事”涌入文学作品中，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类”充塞于诗文，与建安诗歌“直寻”而来之语词相比，截然不同。钟嵘所指的，就是中古时期文学语言之剧变。历史人物及其故事，就是在这个不断抄撰的故事中，不断被压缩、凝练成内容精悍的典故，进入到了诗文本中。杂史、杂传作为抄撰之体，就存在对历史的改编与整合。而从《群辅录》来看，当时还存在对杂史、杂传进行抄录的体例，也即陶澍所说的“类书之祖”、袁行霈先生所说的“札记”。这相当于对杂传内容进一步压缩，成为一种极为容易掌握的史料小册子，会加速杂史、杂传史料向咏史诗的渗透。它被阳休之编入了陶集之中，必然是因为它的内容与陶渊明诗文具有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首先即在内容上二者皆与杂传有关,以下继续分析之。 二、陶渊明咏史诗的杂传倾向与《群辅录》入陶集之情由 陶渊明对六朝咏史诗学发展的贡献很大。陶渊明写作了大量的咏史诗，陶集中直接以咏史为题的，有《咏三良》《咏荆轲》《咏二疏》《咏贫士诗七首》《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读<山海经>十三首》等；此外，陶渊明还擅用历史典故，例如《述酒》《饮酒二十首》等皆历陈史事。诗文创作与杂史、杂传相结合的特点，也蔓延到《悲士不遇赋》《五柳先生传》等其他文体的篇章中。《五孝传》的写法也类似于《桃花源记并序》，同样是杂传加韵文（即赞语）的模式。这些咏史题材和典故确实与《群辅录》中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不妨借用此录来看陶渊明的咏史诗所具有的杂传倾向。 陶诗中《咏二疏》和《咏三良》，在《群辅录》中被列为并称，是二者之间最为明显的重合之处。“二疏”“三良”是相对经典的咏史题材。陶渊明之前，曹植《三良诗》、西晋张协《咏史》等也写过这两组人物。“二疏”的故事，原出于《汉书》。原文约八百余字，记载了疏广兄弟功成身退、衣锦回乡的故事。回乡后，他们“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岁余之后遭人议论，担心“今日饮食，费且尽”，疏广闻之，陈其好捐之志[29]。陶诗中“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即是对应了《汉书》中这一记载。而《群辅录》中所记的“二疏”故事，已没有《汉书》记载的这一矛盾故事，只有简练的生平记述，重在渲染“二疏”的回乡之志与回乡之乐。这些说明在采撰史料时，陶渊明虽然使用了流行的主题，但对史料内容自有取舍。 除了以篇章整体与之有相似处，陶集诗文内部还有一些并称人物与《群辅录》是重合的。如《读史述九章》中所列者，多并称人物。第一篇《夷齐》，指伯夷、叔齐。另外诗中也提到了“黄虞”。第二篇《箕子》，是“殷三仁”之一。但是，此后的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等并称，没有出现在《群辅录》中。另外，“鲁二儒”则是在《群辅录》的结尾处被提及过。《群辅录》所录的“四皓”，在陶集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出现了三次：《赠羊长史》之“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饮酒》其六之“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群辅录》中的荷蓧翁，在陶集中出现了两次，即《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之“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扇上画赞》之《荷蓧丈人》。其他与《群辅录》重合的人物还有：夷叔、颜回、羲农。另外，《群辅录》中子思的名字，隐约出现在陶集《拟古九首》其五中：“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说苑》中有“子思三旬九食”的记载，“一士”即是指子思。[30] 陶渊明还喜欢含义曲折的史笔修辞，有时使用讳莫如深的历史典故，如《赠羊长史（并序）》和史意独特的《述酒》[31]。或将典故设置成文字谜语，如《责子》中，陶渊明将扬雄的儿子、神童扬乌与自己的儿子陶佟作比较的典故，来推断陶渊明对扬雄的情有独钟，并赋予了他圣贤地位。[32]神童故事，也是六朝杂传十分热衷的题材，如《隋志》将署名王镇之撰《童子传》二卷、刘昭撰《幼童传》十卷等录入“杂传”[33]。因此，这个不经意使用的典故中，可能也有杂传成分。 陶集诗文中透露的基本思想，与《群辅录》的基本思想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他在诗歌中建构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历史人物谱系，将舜、禹、重华、羲农、孟公、颜回皆引以为知音，以古之贤者为师。此外，陶渊明还热衷歌颂隐士、失志之贤士。例如，陶集诗文中出现过一批失志之人，大多是隐士。如在《饮酒》其十二和《扇上画赞》中共出现两次的张长公，是杜门不出、隔绝于世者。《咏贫士》共七首，其中涉及到了许多历史人物，而有些人物并不是贫士，而是与当朝政治疏远或者有矛盾的一些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人物，如隐士杨伦、陈遵、扬雄、荣叟、黔娄、袁安、阮籍、张仲蔚、刘龚、黄子廉。《感士不遇赋》中所罗列的大量历史人物，亦同此类。这些人物大多在正史记载中相对边缘，其隐逸精神不会受到正面歌颂，却能在杂史、杂传中大放异彩。它们大量进入到了陶渊明的阅读空间的，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陶诗偏爱“奇书”，那些具有民间历史故事演义特点的杂传史料多见于他的诗文中，这一点也与《群辅录》颇有共性。如三国末年庇护数千家的坞主田畴[34]，见于陶集《拟古九首》其二：“闻有田子春（一作泰），节义为士雄。”陶集中还有以全篇歌咏英雄的《咏荆轲》。荆轲刺秦、报效知己，更是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悲壮历史故事。《群辅录》对于这类人物颇有收录，非常符合民间对于侠义的想象和理解。如关于“汝南六孝廉”，作者讲述了六位孝廉报答太守知遇之恩的故事，这个故事塑造了六孝廉和太守妻的节义形象。再如“八厨”，是“倾财竭己，解释怨结，拯救危急”之人，“韦三义”是“皆修仁义”、共患难、同生死的三兄弟。 陶渊明不仅是杂史、杂传的读者，他也爱好以杂传的书写方式创作，比如《〈桃花源记〉并诗》就是这样一篇作品。《桃花源记》的故事具有传奇性，符合杂传的特点；《桃花源诗》中蕴含了作者很强的历史感，是将桃花源故事放在乱世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审视的，例如头三句“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迳遂芜废”，和文中的“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等，都被置入了历史的咏叹。面对历史变迁甚至乱世来临，陶渊明认为唯有避世与农耕可获安宁：“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因此，桃花源这个“乌托邦”[35]不是陶渊明想象的结果，而是他在表达自己以退避人世、归农隐居为归结点历史观。这种的历史观，在正史中很难见到，却是杂史、杂传常常宣扬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既有寄托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因《赠羊长史》序中有“衔史秦川”之语，故而他推论陶渊明与这些参与西征的人有旧，可以间接或直接获知戴祚《西征记》中关于洛水一带坞壁的见闻从而写进《桃花源记》中。[36]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能体会《〈桃花源记〉并诗》的杂传色彩。陶渊明钟情于杂传的书写方式，并不奇怪。《隋志》所列杂传，有相当一部分是荒诞鬼怪之说，其中也包括了署名陶渊明所作的《搜神后记》。[37] 除了诗歌，陶渊明的文章其实也借用了杂传的书写方式。如《五柳先生传》，一海知义先生曾详细比对《五柳先生传》对前作之借鉴，其中如“不知何许人”明显是一种史传套语，嵇康《圣贤高士传》、阮籍《大人先生传》、范晔《后汉书·逸民传》等皆有“不知何许人”“不得姓名”“因以为名”等用法，并对比《五柳先生传》与《方子山传》，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38]再如《悲士不遇赋》是一篇陈述史上不遇之人物的赋，也具有杂史、杂传之风格。杂传承认那些不在历史主流的人物们存在的价值，同时会将关于这类人物的散乱资料加以整合，成为系列故事。相比而言，杂传比正史有更大更具有包容性的精神空间，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也更富有情感倾向。这也是为何陶渊明在为诗为文尤其是撰写咏史诗的过程中，更容易为杂史、杂传所吸引的根本原因。 《五孝传》与《〈桃花源诗〉并序》相类似，都是先立传，而后附上韵文。《五孝传》是整体性很强的作品，不像《群辅录》那样主要是对史料的采撰。所举天子四位：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诸侯三位：周公旦、鲁孝公、河间惠王。卿大夫三位：孔子、孟庄子、颍考叔。士四位：高柴、乐正子春、孔奋、黄香。庶人四位：江革、廉范、汝郁、殷陶。这些内容反映了陶渊明理想社会体系的思想，即贤君良臣各得其所，不似《群辅录》材料驳杂，因此更接近于陶渊明的历史观，从而为后世接受。在晋宋易代的过程中，陶渊明与主流社会保持了心理和空间上的一定疏离。他几乎鲜有直接描述当下历史政治大事件的作品，而关注那些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人物，并在诗歌中树立了一批这样的历史群像。他偏爱杂史、杂传中颂扬慨叹的贫士、义士、隐士和不遇之士的故事，并赋予情感共鸣。陶渊明还通过对历史贤圣的记录，在诗文中建构了理想社会的历史人物谱系。 总之，《群辅录》与陶渊明的咏史诗之间不但都对杂传有所偏好，而且在精神内质上也有一致性，即歌颂理想社会、崇尚道德道义等等，这是它在有的人们心目中被认作出自陶渊明之手的原因之一。陶渊明集中的那些“田家语”[39]，不仅仅表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本身，也承载着陶渊明的历史观。陶渊明回溯历史，将理想社会确定在远古、先秦之前而非近世——也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历史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追求。钟嵘所说的“笃意真古，辞意婉切”[40]，也是认同陶诗在艺术手法上近于旧而远于新。 三、杂史、杂传与六朝咏史诗学的发展 杂史、杂传的繁荣，不但影响了陶渊明这样伟大的咏史诗人的诞生，而且也对整个六朝时代的咏史诗学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十六国东晋以前，咏史诗不太多见，主题也相对单一。但是，在十六国东晋以后，杂史、杂传的流行，不仅扩充了咏史诗的题材范围，甚至也改变了咏史诗在汉代及以前咏一人一事的基本范式，催生了杂传体的咏史诗和以组诗形式歌咏历史人物群像的咏史方式。此时，针对史上文人的生平歌咏与文辞模拟在此时被充分结合了起来。例如六朝时期一批描写建安诗人群体的拟作中，在感慨建安历史人物命运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在这些咏史诗中模拟他们的诗歌特征。这使得咏史诗学开始走向更为复杂的发展轨道。杂史、杂传的繁荣，也促进了咏怀与咏史之体的交互影响和发展。 六朝咏史诗经历了从一人一事的咏史诗到咏史组诗的过程。钟嵘承认了班固《咏史》是“东京二百载”中唯一一首五言诗的地位，但也批评了它的质木无文[41]。班固以史笔记述缇萦救父的故事，平铺直叙，故而质木。其后，歌咏一人一事的咏史诗流传的时间很长。至西晋以后，王昭君、班婕妤成为一个经典主题。石崇《王明君辞》有小序，所记录的是王昭君的简单生平[42]。刘孝绰《班婕妤怨》，也不离班婕妤《团扇》原诗之意。[43]此外，其他主题的咏史也是以单篇为之的，如卢谌《览古诗》是叙事体，所咏的是蔺相如出使及其与廉颇的故事，有类于对史书的诗化改写。[44]这里的“览”字，应该是指阅读史书。东晋后期，咏史组诗逐渐开始出现。袁宏《咏史诗二首》是直接依据杂史《续晋阳秋》所写。诗中多议论之语，如“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45]一句，与卢谌的《览古诗》纯为叙述、不发议论是不同的。且多引历史人物作为典故，举例周昌、汲黯、陆贾、杨恽等人，与杂史《续晋阳秋》中的这个故事形成了文本呼应。而真正将咏史组诗形式发展到高峰的诗人，是陶渊明。他的《咏贫士七首》《读〈山海经〉十三首》《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皆为咏史组诗。值得一问的是，这些进入到组诗中的一组人物，是诗歌作者自己提取的，还是六朝杂史、杂传已经为诗人们罗列好了一批相类似的历史群像呢？不妨结合当时的具体作品来看。 陶渊明的《读史述九章》开篇有小序：“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陶渊明从《史记》中提炼了九组历史人物，其中多有并称：夷齐、箕子、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而陶渊明将这九组人物放入了同一组诗中，用四言体概括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并加以评价。他赞赏夷齐让国，绝景穷居；哀叹箕子的去乡之悲；赞美管鲍之相知；慨叹程杵互为知己之悲壮；欣羡“七十二子”舞雩之志；赞颂颜回；慨叹屈贾生不逢时、韩非所遇非人。而他最为赞赏的，是鲁二儒和张长公，前者在“易代”之时“逝然不顾，被褐幽居”，后者是“敛辔朅来，独养其志”。陶渊明所写的这九组人物，除了暗合自己的易代心境，也有披览历史故事、慨叹命运无常的情怀。而且，这些诗对历史人物的总结能力是很强的，用十分凝练的笔调去摘取所咏人物生平中最为经典的故事片段。《扇上画赞》应该是对扇面上一组历史人物画所写的赞语，他们是“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于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这幅画是何人所画，已无法得知。从陶诗来看，他用一首诗为这组人物赋予了和谐统一的交融感，歌颂了他们的共性是“是以达人，有时而隐”。总之，陶渊明即便是从《史记》等正史著作中摘取材料的时候，也颇有杂传眼光。这些历史人物是通过这样的组诗，成为有灵魂的历史群像的。它们作为历史群像所要集体表达的主题，是人们在乱世中如何做出选择，又是如何被历史选择的。 《读〈山海经〉十三首》同样是具有强烈杂传风格的咏史组诗。其中除了第一首是该组诗之序，写的是读《山海经》之缘由，和第八首纯粹写的是对不老不死、三辰之游的纯想象之外，其余各首对《山海经》中的人物各有描述甚至塑造。其中，雍容美丽的王母、身居玄圃的周穆王、黄帝之丹木、王母的三青鸟、羲和浴日等形象的塑造，借用了游仙诗的写法，表达了恣游于天地之志。而从第九首到第十三首，陶渊明对夸父、精卫、刑天、楚怀王、舜等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则秉承了咏史诗的基本写法，歌咏其事迹、赞叹其精神。此外还提及了一些异物怪兽，钦駓、窫窳、鵕鹗、鸱鴸等，增强了这组诗歌的神秘感。游仙与咏史两种诗体能够揉杂在组诗中的原因是，杂传亦同此体，所包含的内容中，游仙与神话这类荒诞之说不在少数。《山海经》在《隋志》中被列为“地记”，但是，陶渊明对地理知识并无兴趣，而是关注其中那些具有悲剧感的形象如精卫、刑天等。通过这组诗，陶渊明仿佛完成了一次“杂传”整理，而且，他还在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组诗中“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等语，评价善恶、总结陈词，用笔仿佛史家之论。 谢灵运、颜延之也写过咏史组诗。在这类组诗中，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建安、正始文人的兴趣，歌咏汉魏历史交替期中文人的命运，笔法类似杂传书写。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是歌颂曹魏文人邺中七子的。其中，谢灵运舍去了没有在邺中活动过的孔融，而加入了曹植。关于“魏太子邺中集”的“集”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书名还是宴会雅集之名，难以确定，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从咏史诗的角度来理解这组诗。谢灵运以拟史的视角，表面上是将自己想象为历史当事人，使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他的诗歌内容，仍然是要为邺中诸人立传，因此将内容定位为叙述生平、抒发情感。这组诗的“传记”感十分强烈地体现在了每首诗的小序中。如《魏太子》小序，借曹丕之口，用第一人称写道：“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它的文法，在故意仿照曹丕的《与吴质书》，但语调、意气要更高远，凸显的是怀念邺中人才之盛。其他诸人小序，是对所咏对象的性格、诗文风格的概括，也接近曹丕《与吴质书》中总结邺下文人的口气，如《王粲》小序曰：“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曹植》小序曰：“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这八首诗中，虽然不乏“体怀”之句，但都是对所咏之历史对象的拟怀，而非借这些历史人物之酒杯来浇个人之块垒。其中的感情抒发，往往具有普世意味。如《王粲》“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陈琳》“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徐干》“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曹植》“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等诗句，都在感慨时光易逝去、人生茫然和快乐短暂，但言语并不激烈，其中惆怅情绪的表达是克制的。从谢灵运这八首诗看来，咏史和咏怀已经不同，它对于所咏对象身后的历史故事，和对历史人物自身的思想感情，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因此，不妨用诗中一句话可以概括谢灵运的咏史方式：“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46]谢灵运将咏史与拟古结合在一起的咏史诗学，影响很深远。其后，江淹的拟古组诗，同样将重心落在揣摩前人创作方法上，史事背景仅仅是稍作提及。他常常径直采录所咏诗人的诗句，尽摹写之能事，以至于他所模拟的陶渊明《归园田居》之诗“种苗在东皋”长期混入到陶集中，成为一篇著名的陶集伪作[47]。 颜延之的咏史组诗《五君咏》歌咏了“竹林七贤”，但去除了其中有历史争议的山涛和王戎。他的写法，是相对客观地陈述历史故事，所附主观评价也相对抽离。如《阮步兵》一诗，采集了阮籍几个著名的生平故事作为诗材，所给评价十分折中，全诗云：“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其他诸篇如《嵇中散》《阮始平》《刘参军》《向常侍》，皆是言说其个人生平，与颜延之的个人情怀并不相涉。[48]鲍照的《蜀四贤咏》亦同此类[49]。这首诗并非组诗，而是在同一首诗中出现了四位蜀地才子的事迹，用语高度概括，如“君平因世闲，得还守寂寞”“相如达生旨，能屯复能跃”“褒气有逸伦，雅缋信炳博”“玄经不期赏，虫篆散忧乐”等。[50]与此时相距不远，北魏常景也写作了咏史组诗，歌咏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51]这类情形，说明了在史料事类高速发展之时，人们对于咏史的表达方式，有了更多层面的探索。颜延之对于咏史题材的变革，深受后世好评。刘熙载《艺概·诗概》总结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52]于溯认为，“对于班固一路的所谓正体咏史诗，《五君咏》是在‘咏’上的开拓；对于左思的变体咏史诗，《五君咏》则是在‘史’上的回归。”[53] 六朝杂史、杂传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咏怀诗与咏史诗这两种诗体的分途。这两种诗体颇为交融，常常是“史中有怀”“怀中有史”，历来不太好区分。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咏怀偏重主体代入，是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而咏史则是偏重客体观察，是以记录所闻见之史事为主，即便有诸多感叹寄托，也仍然是旁观者的角度。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曾代表了咏怀体的发展高峰，此后左思的《咏史》，并非真正咏史，而是托意咏怀。其中的历史典故非常少，而更多的内容是抒情。这之后陶渊明、谢灵运和颜延之等人的咏史，则是以史传内容为主、一己情怀为次的，而且越是发展到六朝后期，杂史、杂传越是繁荣的时候，这些直陈史事的咏史诗就越多，进入到诗歌中的历史典故也就越多。 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是六朝时期咏怀诗与咏史诗相互交融的典范之作。这组诗共二百七十四句，其中用典的达到一百三十句，几近一半，而这些典故同样有源自杂传的特性。一首诗中，用典过半者达八首之多；其中的其四、其十一、其十五几乎这几首几乎句句有典。[54]其中所涉历史人物包括众多，其中荆轲、苏武、韩非、管仲、庄周等，都是杂传中常见的人物。再如枯木期填海之“精卫”，青山望断河之“窦氏青山”[55]，都是怀有仇怨之人；湘妃、孟姜女则是以哭泣形象闻名的传说人物。庾信所提及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分类，可能是类书已经完成的。[56]由于被类书提炼的历史典故数量激增，导致进入到咏史诗中的史料也同样在增加。于是，历史文本与诗文本之间的直接关系，逐渐为类书与诗文本的关系所取代。诗人直接从类书中取用典故，而不专意于读史的现象开始增多。 也正是基于此，以庾信为代表的梁中后期文人在语词运用方面，在初唐遭遇了尖锐批判，被认为“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57]这里批判的是庾信等人的语言风格过于雕琢、殊乖大意，尤其在用典方面的语言碎片化倾向，也即杨炯在《王子安集序》所说的：“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58]。魏征《群书治要序》中对此曾反思道：“《皇览》、《遍略》，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59]他认为《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导致了知识系统的本末失序、语言走向碎片化、文意被割裂。闻一多先生曾将类书视为“第三类性质的东西”，说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60]。其实，类书的出现，是完成了一种“中介”作用，即简化历史文本，使其中的素材以更为便捷的方式进入到诗文本。初唐诗人李峤的《百咏》正是类书分门别类、追求简化的编纂目的的进一步发展，从成诗的过程看，也是由《初学记》等类书中的材料进一步精简概括而来的。[61]福田俊昭先生专论李峤之“杂咏诗”时，将其《百咏》彻底剖析开来，来看到它的创作方式对初盛唐直至中唐诗学发展之作用[62]，将其中所涉及的典故人物罗列开来，这些典故仍不乏杂史、杂传的色彩，只是此时被列入歌咏对象的历史典故在数量上规模更有激增之势。而六朝以来的咏史诗发展至此，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庾信堪称是六朝咏史诗进入到初唐咏史诗发展过程中具有过渡意味的一位诗人。 结 论 全文从北齐阳休之本《集圣贤群辅录》谈起，讨论了六朝时期的一个重要诗学现象：杂史、杂传风行，受到诗人青睐，从而化身为典故、咏史题材，进入到咏史诗学之中并促进其发展。历来对《集圣贤群辅录》的讨论，皆限制在它的真、伪问题上。从四库馆臣所论来看，《群辅录》当是伪书无疑。但是，它之所以被北齐阳休之收入了《陶渊明集》中，是因为与陶渊明的诗歌甚至部分史传类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它们二者都是和杂史、杂传有关。《群辅录》是杂传类书之雏形，而陶渊明诗文多借鉴杂传典故和杂传书写笔法，甚至二者之间还有一些题材是重合的，比如“三良”“二疏”等。毋庸置疑，陶渊明在写作咏史诗的时候，当是受到过与《群辅录》性质相同的杂史、杂传的影响。而陶渊明又并非六朝咏史诗学发展道路上吸取杂史、杂传书写风格的唯一诗人。在他之外，袁宏、谢灵运、颜延之、江淹和庾信等人，都有类似的诗学特征。而且，杂史、杂传也塑造了六朝咏史诗学多个方面的特征，比如形成咏史组诗，以及促进咏史、咏怀二体呈交互式发展等等。这样的现象表明，今后在研究咏史诗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史料的来源与相关体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7ZDA254）的阶段性成果。致谢：本文完成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访学期间，感谢永田知之准教授的帮助。 注释：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8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74页。 [2]如闰竹居丛书收录清杨浚辑《集圣贤观群辅录》一卷，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五十七、《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等收录了二卷本《集圣贤群辅录》，不具作者姓名。 [3]松崎慊堂：天保十一年刻《陶渊明集》之《后记》，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 [4]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 [5]逯钦立：《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6页。 [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吴氏西斋书目，有潜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旧书，其次第最有伦贯，独‘四八目’后，《八儒》、《三墨》二条，疑后人妄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8页 [7]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东京：隆文社，1921年，第2页。 [8]潘重规：《集圣贤群辅录新笺》，《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5第7辑，第305页。 [9]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00页。全书中凡引用陶渊明诗文处，除特别注明，皆以此本为底本，为省篇幅，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10]石川忠久：《陶淵明とその時代》，东京：研文社，1994年，第80页。 [11]同上，第130页。 [12]录自陶澍《陶靖节先生集》（十卷）之序，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方人文研究图书分馆藏。 [13]魏征：《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76页。 [14]《隋书·经籍志》，第981-982页。 [15]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采撰（第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1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60页。 [17]胡祥云：《〈四八目〉题意析疑》，《文史》，2006第3辑。 [18]此处所列书名后的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代表此书出现的频次。仅出现一次者，不作特别标注。 [19]《两汉全书》第三十四册《论语摘辅象》，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9577-19578页。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60页。 [21]录自宋递修本《陶渊明集》，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下阳休之语皆是自此出，不再一一标注。 [22]吴光兴：“陶氏在他的时代，文采也是稍逊的”，《八世纪诗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23]《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3页。 [24]《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15页。 [25]参见陶澍《陶靖节先生集》（十卷）之序，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方人文研究图书分馆藏。 [26]张珊：《中国古代文学并称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27]《隋书·经籍志》，第978页。 [28]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2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2页。 [3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27-228页。 [31]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第2期，第4页。 [32]范子烨：《“游目汉庭中”：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发微———以〈饮酒〉其五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2期，第152页。 [33]《隋书·经籍志》，第978页。 [34]蔡丹君：《西晋末年北方坞壁文人、文学考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4期，第77-84页。 [35]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41页。 [36]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从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200页。 [37]《搜神后记》一直被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陈寅恪先生认为不能判定全书皆伪，见《桃花源记旁证》，同上。 [38]一海知义：《陶淵明自畫像——五柳先生伝小考》，《中国詩人論——岡村繁教授退官記念論集》，东京：汲古書院,1986年，第184页。 [39]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142页。 [40]同上。 [41]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1页。 [4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2页。 [4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824页。 [4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4页。 [4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920页。 [46]以上所涉谢灵运组诗，悉见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第219-229页。 [47]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2页。 [48]《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6页。 [49]《六臣注文选》，第497页。 [50]《六臣注文选》，第396-397页。 [5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219页。 [52]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页。 [53]于溯：《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页。 [54]王坤、曹旭：《南朝用典大师——读庾信拟咏怀》，《古典文学知识》， 2013年第2期，第40-46页。 [55]田晓菲：《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第4期，第52-64页。 [56]山田英雄：《庾信擬詠懷詩考——阮籍詠懷詩との相違をめぐをめぐつて》，《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329-343页，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會,1974年。 [57]《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44页。 [58]《王子安集序》，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59]《全唐文》卷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1页。 [60]闻一多：《类书与诗》，见闻一多《唐诗杂论·诗与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 [61]吴夏平：《论类书与唐代“檃括体诗”》，《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3期。 [62]福田後昭：《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第821—824页。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蔡丹君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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