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傳龍丨再論“泰山磁版”

书目文献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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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泰山磁版”

王傳龍

王传龙，山东诸城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

摘要：“泰山磁版”是版本學上的一個特例，過去僅知國家圖書館、無錫市圖書館有藏本，但其創始人徐志定的生平一直考索不清，而具體的製版、印刷模式也一直存在爭議。筆者查考文獻線索，已考訂出徐志定的生平大概，此外又結合新發現的四川省圖書館所藏“泰山磁版”本《周易說略》，分別對早期王獻唐等人主張的“磁活字排印說”、近年來艾俊川等人所主張的“活字排印後燒制為磁版說”提出質疑。筆者文中列舉若干證據，證明“泰山磁版”實際上屬於泥版雕刊，並未使用活字技術，同時對泰山磁版技藝失傳的原因也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泰山磁版；徐志定；周易說略；蒿庵閒話；真合齋

“泰山磁版”是版本學上的一個特例，如王獻唐所言，該書為“治版本學者所未見未聞，可補葉氏《書林清話》之闕者也”[1]。也正因如此，學者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朱家濂、陶寶慶、周廣學、張愛菊、艾俊川等人先後撰文予以探討，相關的版本學著作（如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張樹棟等《中華印刷通史》）也都辟專節予以論述。但綜觀各位前輩學者的爭論，雖然相互觀點不同，所使用的卻都是有限的幾條材料，不僅“泰山磁版”創始人徐志定的生平考索不清，在探討古籍版本特徵時也往往指其一偏而不及其餘，甚至存在撏扯證據以強符己意的情形。筆者嘗試結合新材料、新證據對此問題加以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見，尚祈各位版本大家予以批評指正。

一、徐志定生平考

“泰山磁版”的創始人為徐志定，其生平材料極其稀缺，王獻唐稱“真合齋主人，無從考其姓氏”[2]，惟魏隱儒曾據《民國重修泰安縣志·人物志》考知徐志定“字靜夫，山東泰安人，雍正元年舉人，官知縣”[3]，此後學者均未能有所突破。近年來，筆者從史乘、方志中又陸續獲得若干條材料，發現魏隱儒的說法並不準確，而徐志定的生平尚可考知大概。

泰山磁版《周易說略》卷首有徐志定序（以下簡稱《徐序》），末尾署“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後學徐志定書於七十二峰之真合齋”，而《蒿庵閒話》卷首有“真合齋較正”，卷末署“真合齋磁版”，均可考知“真合齋”為徐志定齋名。古人所謂“五峰園”、“三十五峰園”云云，往往指家中花園有如數座太湖石峰，但《徐序》中稱“七十二峰之真合齋”，“峰”字下並無“堂”、“園”等字，顯然並非此意。今考泰山共有山峰一百幾十餘座，且《管子·封禪》篇記載“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則無論“七十二峰”實指泰山第七十二座山峰，抑或僅作為泰山之代稱，皆可順理成章。無錫市圖書館藏《周易說略》封面頁有徐氏朱色陽文“泰山真合齋藏書印”，將真合齋與泰山連用，亦可佐證真合齋位於泰山之中。《徐序》後有墨色刷印印章三枚，其一為“徐志定印”，另外兩枚分別為“壽民”、“妻奴（孥）熙熙，雞犬閑閑”，今考“壽民”源出《管子·輕重己》“教民樵室鑽燧，墐灶泄井，所以壽民也”，後印則典出白居易《池上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遊哉，吾將終老乎其間”。由此亦可推知，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前後，徐志定當居於泰山之中，過著半隱逸的生活。

據乾隆二十五年（1760）本《泰安縣志·選舉志》記載：“徐志定，字靜甫，廩生。雍正中舉賢良方正，仕新昌縣知縣，善書。”[4]這是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泰安縣志》，存世數量珍稀，可靠性最高。同年所修《泰安府志》，僅在“征辟”類列出“徐志定，泰安人，知縣”[5]，內容較略。乾隆四十七年本《泰安縣志·選舉志》刪掉了“徐志定”的條目，而道光八年（1828）本《泰安縣志·選舉志》重新增收了“徐志定”的條目，改稱：“字靜夫，庠生，雍正元年舉賢良方正，官知縣。”[6]前後方志內容相比較，字“靜甫”變成了“靜夫”，“廩生”變成了“庠生”，舉賢良方正的時間由“雍正中”變成了“雍正元年”，而“新昌縣”、“善書”等重要線索均被刪削刊落。“甫”、“夫”二字古人時常混用，“廩生”、“庠生”均指秀才，二者姑且不論，但徐志定舉賢良方正的時間則並非雍正元年。今考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曾頒佈恩詔，令各地舉孝廉方正以備召用。雍正元年（1723）四月，皇帝諭直隸各省督撫：“前所頒恩詔內，有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7]孝廉方正在實際場合也混稱賢良方正[8]，但由於各省舉者寥寥，雍正二年始“引見浙江、直隸、福建、廣西孝廉方正各二員，俱以知縣用，五十五歲以上者以知州用”[9]，以後著為定例。因此，道光八年本《泰安縣志》謂徐志定“雍正元年舉賢良方正”並不準確，蓋直至雍正二年山東尚無人被薦舉。

徐志定的身份為“廩生”，分類為“征辟”，標明他一生並未中舉，僅有秀才身份。魏隱儒將民國本《重修泰安縣志》中的“舉賢良方正”替換為“舉人”，實際上混淆了舉人與孝廉方正科的區別。徐志定半隱于泰山中究心儒學，又善書法，兼有刊印書籍之事，易獲聲名，最終獲得薦舉也在情理之中。乾隆二十五年本《泰安縣志》稱徐志定“雍正中舉賢良方正，仕新昌縣知縣”的記載雖然無誤，但新昌縣知縣應當是其終官，而非起始官職。今考光緒十七年（1891）《上虞縣志·職官表》，徐志定列名上虞知縣，但未署到任年份，而上一任知縣許藎臣則注明雍正五年署任[10]。又查許藎臣于雍正六年調任遂昌縣知縣[11]，可推知徐志定當於此年就任上虞知縣，其被薦舉孝廉方正也當在雍正六年略早時，其時他年齡尚未滿五十五歲，故僅得知縣而非知州。再考乾隆《紹興府志》“新昌縣知縣”條記載：“徐志定，山東人，生員，雍正九年由薦辟來知縣事。”[12]可知徐志定自上虞知縣任後又轉任新昌知縣，時間在雍正九年。徐志定在新昌縣任上曾重修本縣學宮大成殿[13]，表明其仍然心系儒學，但一年多後即被革職卸任。《新昌縣志》詳細記載了徐志定最後被革職的經過：“茲署新昌縣試用知縣徐志定，才既疎庸，性復柔軟，……俞天如等倚籍人衆，擁入縣堂，挾制該令，勒其具詳停止，環繞喧嘩，毁壞公堂。該令一味姑息勸諭始散，並不即時嚴拿詳究，以致人衆嘈雜，連閙五日。”[14]地方上的惡霸俞天如等砸毀鹽商店鋪，挾眾鬧事，而徐志定處理不當，故紹興知府顧濟美列揭憲臺，飛參革究。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奉題，六月十二日奉旨：“這所參徐志定着革職，該部知道。”[15]徐志定的仕途生涯就此戛然而止，而且還落下了一個不光彩的名聲。據光緒《泰興縣志·人物志》“徐兆鴻”條下云：“先世泰安人，雍正時有志定字靜夫者，舉人，知上虞、新昌，解官，客授於泰，著《四書定義》，學者宗之。”[16]其中“舉人”當指舉孝廉方正而言，亦即前文所謂“薦辟”者。按此，徐志定前後僅知兩縣，累計時間不過五年，隨後即解官寓居泰興，以客授為業。徐志定所著《四書定義》今已佚，但在當時似乎頗有影響。其後裔定居泰興，但官運不顯，至徐兆鴻時亦“伉直仵俗，壯遊都下，不遇而歸”，但仍“工書畫”[17]，可謂家風綿長。

二、泰山磁版形制考

前輩學者對“泰山磁版”的具體形制爭議頗多，早期王獻唐、朱家濂、張秀民等人均贊同磁活字排印說，反對磁版雕印說，稱之為“一磁質之活字版也”[18]，故當時以磁活字說為主流；近年來，以清代呂撫活字泥版印書工藝被發現作為契機，磁版說又日益佔據上風，但並非簡單回歸磁版雕印說，而是提出了活字排版後入窯燒制為整版的觀點，周廣學、艾俊川等人均持此說，惟細微處略有差異。

“泰山磁版”的版本實物，目前存世有《周易說略》《蒿庵閒話》兩種，過去學者僅知國家圖書館有以上兩種藏本，此外無錫市圖書館藏《周易說略》一種。實際上，四川省圖書館亦藏有“泰山磁版”《周易說略》八卷全本（以下簡稱“川圖本”），惟封面頁佚去，故此前學界缺乏注意。據筆者對比，川圖本與國家圖書館藏本各卷大量版裂處吻合，例如卷一第十七頁左側版框及版心兩處版裂、卷四第五十六頁下方版框四處版裂等等，可證其同出一源，但川圖本版裂殘損較為嚴重，如卷一第十七頁“六爻之發揮”之“發”字，國圖本尚未損，川圖本則因版裂殘掉半字。按此，川圖本亦屬“泰山磁版”，但刷印時間要晚于國圖藏本。國圖藏本《周易說略》雖經《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但属黑白影印，品質不佳，紙本許多細節都無從判斷。筆者借助川圖本與之對比研究，又尋找到若干條有力證據，故撰寫此文以與上述前輩學者相商榷。

首先，“泰山磁版”為磁活字排印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前輩學者之所以得出磁活字排印的結論，究其實情，皆是被先入為主的表象所誤導。由於磁版存在字體間距較大、墨色濃淡不一、行列歪斜不直等情形，而類似情形往往被視為活字的典型特徵（實際上另有原因，詳見下文）。在預判其為活字排印的情況下，再去撏扯證據，導致對一些常見現象過度解讀，而無論是主張“磁活字版”還是“活字排版後入窯燒制為整版”的學者均不同程度地有類似傾向。以《中華印刷通史》為例，其《泰山磁版的製作》一節稱：“以《周易說略》為例，……同頁或不同頁中的相同之字間無差異，尤其是第一卷第三十二頁第九行的第四個與第十三個‘居’字，不僅大小外形完全相同，甚至連‘尸’字頭下的‘古’字中的一橫也都缺了一半，顯然這些相同的字都來自於同一個母範，具有鮮明的活字印書特徵。”[19]經筆者目驗，此只是其所見之本的偶然現象。今據川圖本將第一卷第三十二頁的兩個“居”字截圖如下：

從圖片可以看出，川圖本不僅“古”字中的一橫沒有都殘缺一半，而且兩字寫法顯然並不一致，來自同一母範的說法一望即偽。王獻唐稱“字有相同者，體皆吻合”[20]云云，筆者詳細比較《周易說略》中同頁或不同頁中的相同字，雖乍看非常類似，但實則皆有差異，全書尚未見完全一致者。又如艾俊川指認《蒿庵閒話》行間的一些黑色條形物質為“正方形的字釘痕跡，證明空白的地方是用一個個高度低於活字的字釘填滿的”[21]，實際上黑色物質並不呈標準正方形，而只是版面空白處刮削不淨的痕跡。若板片空白處只是鏟低而不挖深，在刷印墨汁時只要用力不均勻，就可能會被接觸到，從而在紙面上呈現出各種黑色形狀。類似的情形古籍中多有，這實際上是雕版印刷中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再如張愛菊指出，磁版的兩種書“相同之字，大的都大，小的都小，可以印證其為活字”[22]，實際上兩書相同之字既然字形並不一致，又怎可僅依大小相近而指其為活字？蓋兩書既均為同一人手書軟體字，相同字大小相近本為自然之理。

支持磁活字排印最有力的一條證據來自清代金埴《巾箱說》：“康熙五十六、七年間，泰安州有士人，忘其姓名，能鍛泥成字，為活字版。予初聞之，矜為創造之奇，而不知其有本也。”[23]從時間與籍貫均吻合而論，此士人當指徐志定無疑。然金埴既忘其姓名，後又列舉畢昇膠泥活字法，謂“在前人蚤已為之”，可見其既屬耳聞，又對磁版技藝缺乏認識，其所謂“活字版”云云恐難以為憑，惟其材質為泥則應當可信。筆者可以舉出三條有力證據否定“泰山磁版”為磁活字排印的看法：其一，若為磁活字排印，則版片四周要麼以木條之類固定，從而導致印刷后板框四角開裂，要麼則使用固定版框（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此類雖無四角開裂現象，但因版框數量有限，在排印若干板後，板框即需要重新循環。今查考磁版印本，其板框四角並不開裂，而根據版框上的裂痕來核驗，儘管不少版框都已嚴重開裂，但始終未發現裂痕重複的版框，說明板框亦並未循環使用。川圖本較國圖本後印，但兩者各頁版框吻合一致，可確證泰山磁版為一版一框，每頁板框各不相同。其二，在版裂中存在若干相連字同時從上下或中間開裂的現象，如下圖所示：

若是磁活字排印，由於每個活字各自獨立，幾個活字同時沿一條裂痕開裂的幾率微乎其微。而以川圖本為例，類似多字同時開裂的情形尚不在少數。其三，乾隆壬午(1762)三與堂重鐫《周易說略》，卷首有吳元祥序，其中提到：“蒿庵先生《易經說略》一編，前有泰安徐氏藏版，刷印未幾，損壞，購是書者每以不得為憾。”[24]若磁版是磁活字排印，每刷印完數版即拆字以排印後文，自然不需要藏版。再退一步，即使活字版不拆而藏，則縱然有個別活字損傷，更換壞字以重新排印亦並非難事，不至於導致“損壞”而無法使用。

主張泰山磁版為“活字排印後又燒製成整版”的學者，是對磁版雕印與磁活字排印的一種折衷，看似完美的解決了雙方的矛盾，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站在了邏輯悖論上。在將活字燒制為整版之後，只能存在兩種情形：其一，該版在刷印后，仍可以拆版處理，繼續使用拆取下的活字以排印其它文字；其二，該版從此成為整版而不能拆分，若需排印其他文字，只能重新製作新活字。第一種的燒制磁版，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較新穎的活字固定法，其本質仍然是活字排印，在刷印若干版後必須拆取活字以刷印後文。泥巴經受高溫而成陶瓷，且不論其拆版取字可行與否，但已入窯燒制後又重新拆取下的活字，必然已由泥字固化為磁（瓷）字，後續的印刷又重新回到了磁活字排印的老路上，筆者前述三條反駁磁活字印刷的證據仍然無法解決。第二種的燒制磁版，一經燒制則無法拆分，每一版的活字將無法重複使用，後續印刷必須不停地製作新的字樣。活字既然不“活”，其便利性將完全失去，只是平白增添了大量的無用成本。若全書中的每一個字均需要單獨製作一個“活”字，而且此字無法回收再用，此種方式連是否能稱為活字印刷都已大有疑問。

筆者主張“泰山磁版”為手書上泥版，經雕刻泥版後再入窯燒制而成。若與傳統的木版雕刻對比，只是所用材料將木版替換為泥版，因而多了一道燒制以使之堅固的程序，其餘方面並無差別。所謂“墨色濃淡不一、行列歪斜不直”等特徵，實際上並非活字版的獨有特徵，而是源於版面高低不平與扭曲形變。由於木板在雕刻前經過刨平、打磨等工藝，基本不存在版面高低不平的現象，故此類現象往往出現在活字版中。但泥版因為材料較為特殊，在入窯燒制的過程中，難免要發生細微形變，故版面無法維持平整一致，因而在刷印時就會出現與活字版類似的現象。為了防止高溫形變毀壞字體，泥版的字與字、行與行之間還必須留出空隙，這也造成了類似活字排印“字體間距較大”的特徵。這些泥版因燒製而形成的特殊現象，也正是被若干前輩學者誤斷為活字版的真正原因。

除上述駁斥他說的理由之外，筆者也可以舉出若干條證據以佐證己說：其一，無論是磁活字排版還是活字排版後燒為磁版，均需要經過一個製作活字的過程。活字數量畢竟有限，且印刷時需要重複使用。但筆者核對川圖本、國圖本中的若干字，並未發現任何一例重複用字的現象。不僅使用率低的字如此，即使最常用的字（如不、人、之等字）也是如此，這顯然是整版雕刻才會產生的現象。其二，活字為逐字製作，一套活字一種字體，排印後往往文氣並不連貫，略顯呆滯。泰山磁版則字畫纖細秀麗，筆角鋒芒清晰，在楷書之中又時常夾雜有行書字（如“志”、“征”等字），而且文氣前後貫通，當為一人手書而成。若考慮到康熙時流行館閣體，而徐志定又為善書秀才，磁版的字體很可能由其親自手書。其三，活字由於重複使用的需要，字體多採用標準體，而且字形力求簡便，同一字的寫法往往類似。泰山磁版則大量使用了不規範的俗體字，不僅寫法多樣，許多俗體字還較標準字更為繁冗複雜。如下圖舉例所示：

泰山磁版中，“類”字標準寫法與上述第三字俗體同時混用，而第五字“血”的俗體則僅在卷一第三十三頁發現一例，其餘各卷所用均為標準體。類似情況說明磁版應為手書上版，故寫法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其四，在活字排印的過程中，雖然偶爾會出現單字傾斜的現象，但出現概率並不高，而同一個字多次出現傾斜的概率則更是極低。今考川圖本卷四第五十一頁，兩個“朋”字均出現明顯傾斜現象，但字形並不一致，其中第八行的“朋”字右邊“月”的一撇明顯比第四行的“朋”字更長。再查驗同書其它頁面，“朋”字也往往存在傾斜現象，這顯然是由於手寫習慣所致，而非源於活字歪斜。其五，泰山磁版不少字的邊緣處存在黏連物，艾俊川認為“很多具有相同特徵和缺陷的字在不同頁都有出現，證明其版確由活字排成；這些具有相同特徵和缺陷的字在同一頁也有出現，證明這些字是用同一個範母製造出來的，顯然不是木活字”[25]，而是泥活字，並舉同一頁的六個“寸”字以證明。實際上，類似的黏連物正是泥版雕刻的必然現象，因為泥料具有粘性，無法像木板一樣清爽而毫不黏連。川圖本卷一第三十五頁“於衆建諸侯使各有統治”連續十字，除“有”字外，其餘九字邊緣處均有黏連物，這也足以證明並非因某個泥活字使用同一範母使然。而出現成排黏連字的現象並非個案，川圖本卷四第五十七頁“人行則當得友若三則”連續九字也出現了類似現象。其六，正因磁版為整版雕刻，所以才會出現需要藏版，乃至版片“刷印未幾，損壞”的狀況。川圖本印刷時間較晚，已經出現了部分版框、字體嚴重開裂、殘缺的情形，但徐志定並未更換相應字模，也當即由此緣故。其七，《徐序》謂“偶創磁刊，堅致勝木”，著一“刊”字，而自始至終沒有提及活字、擺印云云，這本身就是一條最有力的證據。清代陶瓷燒制技術已十分成熟，在泥胎之上刻花、刻字也為極尋常之事。若製作活字的最終目的為燒製成不可拆分的磁版，很難想像為何不直接刊泥版為之，而偏要多繞此一段彎路。今人方曉陽、王海霞曾嘗試用刊雕泥版的方式復原泰山磁版技術，經其研究結果顯示，“用筆在含水率為13%-18%的泥料上直接反寫出待刻字樣，然後用刀刊刻，可能比較符合清代泰山磁版的製作工藝”，“用1200℃燒成的磁版，吸水率為6%，吸墨量適中，能將印版反體陽文通過墨汁清晰地轉印到紙張之上”[26]。此種工藝雖未必符合古人之實際，但也已從實踐上證明雕刊泥版之可行。

三、餘論

前輩學者所未論及的一個問題是：為何磁版唯獨在印刷業算不上特別發達的山東出現，而又很快歸於沉寂，就此永遠消失在古代歷史之中？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從徐志定本人的生平經歷來看，他在創製磁版后不久即離開泰安出任地方知縣，限於身份，肯定不會再從事類似工匠之雜役。解官之後，徐志定客居江蘇泰興，並以教授為業，但當地出版業十分發達，距離大名鼎鼎、負責《全唐詩》雕刊的揚州詩局也所去不遠，一應書籍皆可方便購求，並無重拾泥活字印刷之必要。

其二，磁版不僅需要逐字雕刻，在燒製過程中又極容易開裂，既不如木板能保存長久，又不如泥活字具有較大的便利性，實際上並無先天優勢。磁版一經創製之後，始終無人重拾此技藝，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本文寫作過程中，四川省圖書館何芳老師惠賜書影、北大《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沙志利老師幫助識別一方印章，謹致謝忱！）

[1]王獻唐：《雙行精舍書跋輯存》，青島：青島出版社，2007年，第393頁。

[2]《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第392頁。

[3]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243頁。

[4] 程志隆、李成鵬等：《泰安縣志》卷十一《選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本，又2頁。

[5]顏希深、陶杏秀等：《泰安府志》卷十二《選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本，第2頁。

[6]徐宗幹、蒋大庆等：《泰安縣志》卷八《選舉》，清道光八年（1829）刊本，第24頁。

[7]《清實錄》第七冊《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