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日，《姜子牙》全国公映，截至目前，票房突破15亿。在《姜子牙》之前，去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同样是现象级作品；在《姜子牙》之后，乌尔善策划的“封神三部曲”也箭在弦上，封神宇宙呼之欲出。封神宇宙中的核心事件，无疑是武王伐纣。在封神故事中，伐纣的起源是纣王荒淫无道。然而，除了是一段上古神话之外，武王伐纣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近些年来，无论是考古证据，还是文献解读，都在支持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暴虐的纣王，或许是后世加工出的形象，而武王伐纣一事，也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在2500年前的《论语》中，我们能找到试图为纣王“翻案”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作为“常相鲁卫”的孔门弟子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人，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纣王的“不善”，是因为在成王败寇的比拼中“居了下流”，所以“天下之恶皆归焉”。千古暴君的形象非一朝一夕奠定，而是“千年积毁”的结果。〓影视作品中的纣王形象 武王伐纣最可靠的历史文献之一是《尚书》中的《牧誓》篇，这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向从征将士和各路诸侯做的战争动员令，从《牧誓》中列举的纣王罪状来看，似乎都不太严重：“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满共四条：1、听信妇人（妲己）之言；2、不关心祭祀；3、不重用贵族兄弟（如微子、箕子）；4、重用逃亡的罪人。依现在的眼光看，这四条罪状都难以成立——这纯属商朝“内政”。并且，这份动员令并隐隐透露了商朝与周朝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单凭这四条，是绝不够论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商朝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确实更高。大量文献与考古发现证实：商朝妇女拥有自己的土地、奴隶，死后可单独下葬，甚至能担任官职，参与祭祀、占卜的国家政治活动。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还曾作为杰出的女性将领，曾率一万三千人讨伐羌国——甲骨卜辞记载道：“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其实，恰是从周代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才一降再降，最终失去独立的人格，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西汉的《礼记·郊特牲》就明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后母戊鼎，为纪念商王武丁之妻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次，说到“不关心祭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纣王之所以这么做的深层原因。虽说商朝的政体与西周一样都是“君主制”，但却有很大的不同：商朝距氏族社会不远，作为国家的早期形态，虽有“君主”，但专制王权尚未形成。商朝的大部分时期，神权都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朝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态度截然相反。《尚书·洪范》中记载的“稽疑”（占卜）场面让我们得以窥见商朝的“贞人”集团（神职人员）的权力有多大，这其实带有氏族社会原始民主的遗风：国家政治事务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商王、卿士、庶民、卜和筮。其中后二者代表鬼神的意志，只要二者反对，即便包括商王在内的前三者都赞同，国家的内外政策均不能施行。〓甲骨卜辞 殷商数百年间，王权始终与“无事不卜”的神权处于激烈的斗争当中。直到晚商时期，王权终于占了上风：商王将卜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了此前处处受制于“贞人”的情况，甚至还发生了商王武乙“射天”一事。了解这一历史之后，人们就不会奇怪：好不容易才恢复王权的纣王，怎么会对由“贞人”主宰的祭祀活动感兴趣呢？至于“不重用贵族兄弟”和“重用逃亡的罪人”，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嫡长子继承制始于西周，与殷商大有区别，这点已为后世学者公认。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存，史书中记载的三十次王位传递中，“兄终弟及”的情况高达十四次。这种继承制度一度引发了政局混乱，造成“九世之乱”和盘庚迁都。直到从武乙开始的最后四位商朝君主，才都由“父死子继”获得王位。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就清楚了：作为帝乙少子的纣王怎么可能重用兄长微子、王叔箕子呢？——他们本都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不重用”依然是巩固王权的需要。至于“重用逃亡的罪人”实在称不上什么罪过，“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商朝君主向来有“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传统，就像汉武帝提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这么做也是为了制约朝内的皇亲国戚跟贵族势力。如果“重用逃亡的罪人”是一种政治过错，别忘了姜子牙就是逃亡西岐的殷商罪人。
之所以花大篇幅分析《牧誓》中纣王的罪过，是因为《牧誓》作为《尚书·周书》的重要篇目，是可信的。1976年出土的西周利簋，是“武王伐纣”的唯一文物遗存。它的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与《牧誓》中的完全一致。〓西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同样是《尚书》，同样是“战争总动员”，相较于《牧誓》，《泰誓》篇中纣王的罪名就瞬间多了起来：除了“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大词外，什么“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你我耳熟能详的“封神榜情节”就全冒出来了。暂不论这些极尽夸张、惊世骇俗的反人类暴行是否可能集于一人，只“狎侮五常”中的“五常”就是典型的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直到汉朝才由董仲舒扩充完成，孔子才有“三常”、孟子只有“四常”，所以周武王是不可能向纣王说出“狎侮五常”的话来的。先秦《尚书》中的《泰誓》早已佚失。如今的《泰誓》据说由汉宣帝时期的民间女子献上，后代学者马融、孔颖达均对这篇来历不明的《泰誓》表示怀疑。现今基本确定：《泰誓》是后人的伪作。而真古文的部分《泰誓》被司马迁援引在《史记·周本纪》中：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 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笔下的《泰誓》就与《牧誓》相差不远了，还是围绕那四条。 谁害了纣王的名声在今天的记载中，通常将纣王的失败归因于他暴虐无道、失去民心。但依据《牧誓》中的记载，纣王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那么离谱。《荀子·非相篇》中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点评纣王道：“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纣王是一名勇武过人、热爱征伐的君主。这既为商朝开拓了疆土，也埋下了隐患。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和史书记载得出结论：认为商朝在经略东南、主力部队悉数派往前线征讨东夷之际，被周武王从西北方乘虚而入，纣王仓促之间召集奴隶应战，结果落得个临阵倒戈、身死国灭的结局。纣王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差，被后世史书视为十恶不赦之人，始作俑者便是武王伐纣时为“师出有名”而作的檄文。纣王本名受，在他生前，周武王称他为“商王受”，灭商之后，武王给他起了一个恶谥“纣”（指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身死国灭后，商王受连本名都丧失掉了，何况后世的声名？自然只能任由他人涂写。封神演义是神话，荒淫的纣王，也是一个历朝历代共同构建的神话，史学家顾颉刚曾考证，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这些工作的集大成者，就是《封神演义》。而那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亡国之君的面目，就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一代又一代讨伐声中逐渐模糊起来。2003年的一天，河南安阳一位老人在垂钓时偶然钓上来一只青铜龟，这是一只被埋藏了三千年的“纣王龟”。 
〓商作册般青铜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鼋的造型奇特，是一只被四支利箭射中的大龟。鼋的背部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商王在洹水一带狩猎，看到水中的鼋后，射了一箭，而同行的史官作册般（这是史官本人的名字）射了三箭。 事后，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并特意令人仿铸成青铜器。收到赏赐的史官不敢居功，在这件青铜鼋上将此事记载了下来。 作为极少数见过“纣王”本人的史官，作册般并没有记下他对商王受的看法，这些工作只能在千年之后，由那些对商王受一无所知的人来完成了。 编辑 | 王动
RECOMMENDED 芝｜士｜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