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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外交风云·第二节:古罗马外交

 maiko 2020-10-2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界oneworld。在本期《世界外交风云》中,樊超老师将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古罗马的外交。

一提起古罗马,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它庞大的版图,东征西讨立下的赫赫声威,悠远丰厚的文化遗产,总之,古罗马给西方文明留下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古罗马又给人类的外交文明又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走进今天的古罗马外交。

实际上,对于武力昌盛的古罗马而言,武力征讨、战争,才是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本能手段和主要方式,那么以和平手段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外交,就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

目前从有限的历史档案来看,古罗马的对外关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点,古罗马并不像古希腊那样,有着强烈的对外贸易的诉求,所以它不需要对任何国家保有持久的外交关系。

第二点,古罗马没有明确的内政、外交的概念区分,这是因为古罗马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体系,地方有相当的独立权力,再加上各种类型的附庸国、宣布效忠的部落等等,所以古罗马的国境线是很不清晰的。
但更重要的是对外交的影响,什么影响呢?

就是中央政权在同这些归顺的政治实体交往的时候,会使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有些归顺的部族、王国、甚至是地方城市,会对皇帝提出一些要求,这个时候,就会有谈判产生。)

反而与在处理与外国、邻国的关系时,通常由军事部门以军事的手段完成。

这就给当时的外交技巧带来了一个奇特或者说是诡异的效果,外交手段在用来协调帝国内部关系的时候,它与法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古罗马最大的特色和文明遗产就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

也就是说,外交手段被频繁用作内政工具的时候,是依据法律来实施的,这是古罗马外交给后世的外交带来的最重大、最深远的影响。

在法律、法典的指导下,古罗马的外交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1

 首先就是有了专门执行或指导外交的机构,这个权力归属于元老院,而外交决策的权力则属于皇帝。元老院主要的外交工作是,挑选和派遣使节,接收外来使团。

这个时期的大使,还是跟古希腊时代的使节一样的称呼,都是雄辩家的意思,叫作orator,他们听从元老院的授命和指示,但很少授予全权代表的权限,如果在出使别国的过程中有越权行为,会被弹劾。

使节一般都是从骑士或者议员当中选出,因为级别过低是意味着对对方的羞辱。

这些使节地位尊贵,执行的都是短期出访任务,归来后需要向元老院汇报,再由元老院批准他们签订的条约或者提交的报告。

对于外国派来的使节,古罗马也有一套完整规定和接待流程。

首先,外来使节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种豁免权还可以延伸给使团成员,但是外交信件不像今天这样享有外交豁免,需要接受罗马的邮局的检查。

使团成员如果犯法,则派专人送回派遣国,由派遣国当局按自己的法律处置。

如果在外交特权与豁免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外国使团可以向祭司团提出申诉,这时候,祭司团发挥的作用就类似于今天的外交部条法司了。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外交使团执行的都是临时委派的短期任务,没有常驻使馆,只有驻在国提供的类似于招待所的这种地方,被称作“格拉克斯”(the Graecostasis)使团住宿的房屋和仆役都是驻在国提供的,这些房屋和仆役,都不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

古罗马在接待外国使团的时候,态度是很傲慢的,但对于不同的国家,其傲慢程度是有所区别的。

一个国家,需要先经过边境的驻守将领的同意,才能向罗马的参议院派出使团;

使团到达首都,要先住在城外破烂的旅社里,等参议院批准进城,才可入城。

接见仪式一般都安排在贝罗娜神庙,贝罗娜是罗马神话中掌管战争的女神。即便是友邦、盟国或者是国力相当的大国,也必须遵守这些前期流程,只有这样,才能到入住到“格拉克斯”,就是正规的招待所。

使团要在招待所耐心等待接见,因为参议院需要安排议员们的时间。

使团会被带到元老院,向参议员们发表演讲。为了保障演讲的效果,古罗马最早发明了口译员,(就是翻译)。

演讲结束后,议员们可以向大使提问。然后使团被带回招待所,等受到召见后,再回到元老院,听取参议院的答复。

由于古罗马没有兴趣保有持续的外交关系,元老院并没有保持外交档案的职能,甚至古罗马并不存在保存外交档案的机构。

而皇帝作为外交决策者,会只依赖自己的小圈子制定对外政策,不会依赖职能部门,也没有这样一个涉外的常设部门,皇帝最多是雇佣一些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翻译来帮助完成外交文书或信件、指令。

2

涉外的外交工作从属于军事。

公元前30年至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存着着唯一一个常设性的外交机构:随军祭司团,祭司团包括20位祭司,他们依据祭司法,执行外交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处理罗马人与外国人的索赔事务。

这些外交任务都对伴随着规定好的程序和仪式。

比如说,宣战的时候,随军祭司会向敌人通告罗马的不满。

如果对方未能给出满意的答复,祭司必须在敌国领土边境宣读一些特定准则,并将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插入他们脚下的土地。

如果因为距离太远,两国不接壤,导致这种仪式无法在该地区进行(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仪式就会在罗马的战争之柱举行。

而实现和平的标志是通过宰杀猪进行祭祀以确认誓言,如果罗马首先打破誓言就会遭到诅咒。

不过,这二十名随军祭司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制定或管理政策的权力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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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习惯的影响,古罗马在外交活动中严格遵守契约精神。

古罗马人在制定和履行条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信用,也就是契约精神,为了保证这一至高原则,保证条约能顺利、忠实地得以执行,古罗马人发明过很多外交技巧。

最新颖的、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也是最有效的发明就是确立了人质制度。

最初古罗马人订立条约的时候是讲究对等原则的,但后来,古罗马在军事上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尤其是跟古代的迦太基帝国争夺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发生了三次战争。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古罗马一举击败了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啊!

这次胜利让古罗马人觉得自己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以后在对外关系中再也不需要对等原则了。所以他们从此就要求被征服的部落或民族要抵押人质,自己不送人质,不需要对等了。

比如说凯撒,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绅士的英雄,但就是这么绅士的一位领袖,也曾经从加里克(Gallic)部落扣留了600名人质。

那么,作为古代最著名的法制文明,古罗马的人质外交也是要有条约依据的。每次签订条约的时候,会专门写进去人质条款。

条款里会详细说明,人质的数量,姓名,身体状况,性别和年龄段,还得说明:哪些人可以在一定年限后可以被替换回国。

只要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或部落能遵守条款,人质就能得到优待,但如果条款没有得到尊重,那么人质就被立即被当作战俘逮捕。

当然,自从罗马时代之后,这种质押人质的方式并没有受到后世的推崇,反而是在近代欧洲被用作战争军事的补充手段,1748年的《亚琛和约》里就规定,送两位英国贵族去巴黎作为人质,以保证英国能向法国归还领土。

两位贵族在巴黎逗留期间,受尽了当地人的奚落。

4

在外交谈判领域,古罗马人也发明出了新的技巧:

给谈判限定精确的时间节点,以便压迫谈判对手。

这种方式也可以称作最后通牒式的谈判

公元前197年,马其顿的使节到罗马帝国谈判,结果刚一入境,就被告知,此次谈判如果在6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就不再被视作外交使节,不再享有外交豁免,而是被当作间谍,由武装人员押送出境。

这种结果其实就是对谈判代表的侮辱,会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让谈判对手尽量不要使用拖延战术。

归纳上述几个特征,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古罗马的国力太过于强盛、帝国的组成过于复杂,对外政策和理念张力十足,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具有明显的进攻性。

所以导致古罗马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武力和军事的手段,外交技巧的发展相对滞后和缓慢。

纵览古今中外,从来是大国、强国会本能地偏爱暴力手段,因为大国一般资源丰富、筹码充足。

类似今天的超级大国,美国,膀大腰圆,在国际纠纷中经常就要使用强制外交。

偏偏是小国、弱国,因其资源贫乏,所以只好依赖外交手段,尽量做到察言观色,八面玲珑、左右逢源。

比如朝鲜,国家不是很大,又常年遭受制裁,周围还全都是大国,但它却偏偏可以在大国之间周旋,非常灵活,然后一步一步达成自己拥有核武器的目标。

所以,古罗马强大的军事实力,反而没能让它在外交上留下特别出彩的地方。

外交上最常用的手段——谈判,它偏偏用来管理这个松散的联邦。外交礼仪和规范流程,偏偏设计得盛气凌人,有一股征讨杀伐的气势。

即便是设计了一套履行条约的人质外交,也因为太过强势,没有成为后世外交界的济世良方,反而成为近代欧洲军事争霸的工具。

当然,古罗马的法治精神还是给后世的外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世所有的外交实践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有效的方法,保证国家关系和外交契约的稳定性。

从历史的经验看,引入条法的契约精神和操作流程,显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此,古罗马外交重视条法和契约精神的做法,对后世的外交规范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是外交学研究不可绕开的经典话题。

聊完了古罗马的“强势”外交,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领略东罗马帝国与众不同的外交技艺。

在古罗马分立之后,拜占庭帝国又在外交领域做出了哪些新的创举和贡献呢?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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