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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家之殇(十八)||刘根

 河南文苑 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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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谢一路上有你(10)

时光的脚步永不停歇。在平静中我们步入2003年。

上半年的非典让我们这个小城和全国一样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紧张和不安。停止外出、减少交往或干脆关门闭户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人与人的正常交往和沟通似乎也受到了那谈之色变的病毒的阻隔。

到了下半年,随着媒体每天公布的感染或疑似病例数字的停滞不变,人们的生活开始逐渐步入平静和正常。大街上、车站、商场、超市的人流开始密集起来。

校园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个别教师的腰间开始多了一个小小的类似钱包样的小皮包,里面装的就是一个从那时到现在,还有今后,仍将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方式的移动电话。

似乎一夜之间,满大街的GPRS、动感地带、CDMA等听起来陌生的词汇和“神州行,我看行”、“让一切自由联通”的广告语便风靡大街小巷,如火如荼。那个新奇的玩意开始进入工薪阶层的生活,包括收入和地位低下的教师群体。

羡慕归羡慕。但要花去两个多月的工资,去买一部对一个蜗居在校园、没有多大交际圈子的教师用途不多的手机,还真的没有这个念头。然而,那年的秋天,父亲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段日子应该是父亲心情比较轻松的时光。两个孩子都做了老师,一个孩子也在郑州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虽大家都挣着微薄的工资,但也算自食其力了。于父母而言,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家里忙地里的庄稼,偶尔花岗岩厂有单子了,那个老板会喊他过去,召集人马,开动机器,生产一阵子。

一天,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突然问我要手机不。还说,现在年轻人都赶时髦,腰上都带上手机了。虽有点贵,但和家里联系着方便。

我说工资剩不多了。父亲说,钱不用你们操心了,等你回家了再告诉你。我在纳闷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周末回到老家,父亲已经拿出了一个崭新的手机,连卡也装上了。这是一部今天市场上早已经消失了的迪比特手机,曾经与波导、科健、CECT齐名的国产机。

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个花岗岩厂的老板所为。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市场的萎靡,生意的惨淡,这个厂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父亲和一帮工人许久都没有领到工资了。但宽厚的父亲从未在他面前提及,反而帮助他想办法,拉业务,安抚工人。

偶尔的一次闲聊,他告诉父亲他一个朋友刚开了一家手机店,可能一半是为了安抚父亲,一半是为了解决父亲的工资,他提出了送父亲部手机,权当联系方便之用。

父亲说,他要那没用。如果非要送,那就送给刚上班的子女吧。

老板同意了,并且从朋友那拿了两部手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了两个号码。

就这样,父亲用自己遥遥无期的,甚至连一张白条都没有的“工资”,在那个手机刚刚兴起的时代,送给了我们作儿女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在那个别人都在用着二手的、笨重的摩托罗拉或诺基亚的年代,我已经用上了彩屏的、价格不菲的迪比特手机。

回忆往事,内心不是沾沾自喜,也不是炫耀和自豪,更多的是对父亲为子女操心受累、默默付出的感激。

父亲的一生从没舍得给自己买一部喜欢的手机,除了我们给他买过的老年机外,他用的基本都是子女们用旧或淘汰了的二手机。

对于手机,他没有太多的偏爱,只要求铃声大,这也许是每一个老年人都希望的。

每换一次手机,他总会让我把他的经常联系的好友的号码存在电话薄里,而子女、亲戚的却不用存。

我常常惊讶一个60多岁的老人竟然能记住十多个儿女、亲戚们那一串又一串的11位的枯燥的数字!后来终于明白,那是因为这些号码在他心中并不是一串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子女和亲戚的一份份沉甸甸牵挂和关爱——他早已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了!

2017年的某一天,我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这个手机号码从2003年入网,已用了14个年头,感谢对中国移动的支持云云。

蓦然回首,十多年的岁月已经流逝。关于手机,最遗憾的是没能给父亲买过一部经久耐用的新手机,也没能在本该行孝的岁月里给父亲经常打个电话,或逢年过节时送上一句问候。

这成了今生又一个深深的歉疚。

(六)感谢一路上有你(11)

徜徉在流年里,没有永远的快乐,也没有永远的伤痛。

时令已是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万物滋长。门口的石榴和葡萄树上,含苞待放的花蕾已经悄然露头。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

明媚的春光里,邻家正在举办一场婚礼。巨大的心形彩虹门矗立在大门口,欢快的音乐声和震耳的鞭炮声飘荡在大半个村子里。忙碌的厨师,穿梭着的客人,再加上围观的人群,把狭窄的小巷围了个水泄不通。

结婚,这个人生中最幸福的大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时光进入21世纪初,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农家一样,我家也在社会大变革中艰难前行。工作的尘埃落定,接下来的就是婚姻大事了。

在父亲看来,只有看着孩子们都成了家,这才算是他真正的“歇(休息)”的时候。完成儿女一件事,了却父母牵挂心。这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父母的心态。

关于婚姻,父亲没有给子女定多少的条条框框,一切都是孩子们自己说了算,但他会提一些中肯的意见。他常说,咱自己条件不好,也就不要求人家女方条件多么优越,父母多么有本事,长相、收入、距离都不是主要的。换言之,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要提。

在他的朋友做媒下,二姐、弟弟都先后成家,虽不富裕,但也算是平淡、和睦。

时代在进步,人的观念也在更新。在农村,儿女成家,房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虽然我们有着正式工作,也不可能住在老家,但父亲还是考虑到了住房这件大事。

上班一年后,父亲将家里破烂的实在不能再住的几间瓦房拆掉。我和弟弟又各拿出了一部分工资,父亲用赊账的方式买了朋友的一些砖,购了些钢筋、水泥,,在原来的地基上建起了五间平房。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小“单元”。

从拆墙卸瓦、平整地基到运料施工、平房现浇,再到门窗安装,打扫入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五十多岁的父亲和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硬是把房子建了起来,没让我们两个孩子插手。

其实,从上班的第一年起,父亲都在为我的婚姻操心。在那个偏远的乡下校区工作,他曾委托学校那个表姑“留心”我的婚姻大事。在他的潜意识里,好不容易“端”个公家饭碗的我,找个同行或有正式工作的女子就是最好的归宿了。

破落的校舍,偏远的乡村,陌生的面孔,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刚工作的艰苦,使我蛰伏于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喷薄而出。周末回到遥远的家里,父亲也会在老家央人托己,为我的大事张罗。

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来到了新的校区。城市的繁华近在咫尺,生活的便利,工作的稳定,使得有更多同事、好友开始为我牵线搭桥。

在传统的“见面—交往—订婚”的相亲模式中,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相似的家庭环境,坚强乐观的个性,最终让我们牵手走到了一起。

记得妻子第一次到我家,父亲和母亲很早就上街买菜,慌张着准备午饭。父亲亲自下厨,炒了几道菜,拿出了他爱喝的酒,还特意喊回来了几个姐姐回家帮助“陪客”。在厨房,父亲偷偷告诉我,这妮子不错,模样、个子都行,人也落落大方,有礼有度,我看差不多就定下来吧!

就这样,我的人生“大事”顺利解决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逻辑—先结婚,后恋爱,让我们少了更多的考虑和交流,也少了许多恋爱结婚的繁文缛节。

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开始筹划婚礼了。

婚礼前的一系列准备,父亲没让我们插手。他找到他的朋友,根据我们的生辰八字看了个日子,然后又托邻居给我们赶做了一张大床和一套衣柜,接着是安排结婚当天的车辆、人员接待、宴席筹备等琐事。繁琐的礼仪,众多的细节,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全是父亲一人张罗着,个中辛苦不言而喻。

那年的五一前夕,在父亲的期盼中,我们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那天,父亲特意染黑了头发,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他请来了我们的村支书,也是他在村里大理石厂的合伙人,做婚礼的“司仪”,为我们举办了一场在那个时代还算是比较高大上的乡村婚礼。席间,众多亲友纷纷向父亲敬酒,乡邻们更是夸赞父亲有福气,找了个“城里”的儿媳。

婚后的第二天,我们匆忙赶回学校,在学校附近的饭店设宴款待单位的同事和领导。父亲不顾劳累,一大早跟着我们坐车来到了酒店,为的是给我的同事和领导敬上杯酒。

席间,父亲一直站在外面,一向热情好客的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在领着给大家倒酒时不停地说着“谢谢了!”、“孩子小,您多照顾!”之类的话!送走了一拨拨客人,父亲又独自一人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一场婚礼,又让父亲操心和劳累了一周。

那一年,我25岁,早已是成人。但在父亲眼中,我却还是个孩子,我的一切事情他还要操心。

完成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却并没有了却他如山般沉重的舐犊之情。

当我们的婚姻走过风风雨雨的14年,细细品味个中幸福和坎坷,更觉父亲的理智和果断,也更感激父亲的付出和艰辛。


作者简介: 

刘根,河南南阳人,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当地媒体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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