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董岑仕丨《崇文总目》明清抄校本源流考（上）

《崇文总目》明清抄校本源流考

董岑仕

董岑仕，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献学。

【内容提要】《崇文总目》庆历编六十六卷本原书在元明之际亡佚，今传的《崇文总目》各抄本及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的底本，均从天一阁藏绍兴改定明抄本而出。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部分抄本中有校勘与辑补，而校勘后的版本面貌，影响了后出传抄本。通过梳理传世抄本的传抄时限，结合异文比勘，考察各本的校勘层次，可知《崇文总目》抄本大致分为半叶九行本与半叶十行本两个系统。从半叶九行本而出，另有错叶重编本，这一错叶重编本与《崇文总目辑释》底本同出一源。四库全书本以半叶十行本为底本，校以《永乐大典》中所引《崇文总目》并辑考叙释后形成，而湖南图书馆藏抄校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密切关系。厘清《崇文总目》的版本源流、审定各本的校勘性质，可以为此书进一步的整理辑校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崇文总目 天一阁 朱彝尊 四库本 抄本校勘

 

《崇文总目》为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至庆历元年（1041）年编纂完成的官藏书目，共六十六卷，每类下有叙录，每书下有解题。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向子固建议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南渡后秘阁所缺之书下注“阙”字，由国子监刻印颁行，作为访求遗书的依据，遂有绍兴改定本《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绍兴年间改定《崇文总目》时，删削了类叙与解题。

在嘉庆年间的钱东垣等作《崇文总目辑释》以前，《崇文总目》久无刻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传抄、录副、校勘，产生了多个抄本、校本。关于《崇文总目》的版本源流，此前的研究有所涉猎[1]。不过，以往的讨论中，对于《崇文总目》明清抄本上的校勘及校勘层次，往往有所疏忽，在探讨版本源流时，各抄本的源流关系亦有不甚准确之处。清代至近代，对于抄本的鉴定，往往依赖藏本的钤印与序跋，而藏书家在仅得孤本的情况下，难免鉴定有误。同时，对于一些近时抄本，藏书家递藏而不钤印的情况，往往有之。故一些抄本的早期流传情况，不能通过钤印得到确切的证据。在考察抄本文献时，必须关注抄本的录副、题跋的录副情况，不能将传世抄本简单地理解为一脉单传、呈父子关系的文本，在抄本的版本系统的考察中，须假设存在一些部分今佚而曾经存在的系统祖本。抄本、校本的研究上，需要区分抄、校的时间，并关注校勘是否为一次完成抑或有两次以上的校勘，校语的性质是原校还是录副校语。同时，抄本文献上的校勘记等，有的与抄本并非同时，有底本传抄的时间而存在校勘时间的上限，也因录副本而存在校勘时间的下限。部分校勘记，可以用来判断两本之间是否为直接祖本，抑或仅为关系密切同一系统本。由此出发，本文拟重新检讨存世的《崇文总目》的明清抄本，考察各抄本的校勘情况与校勘性质，分析存世《崇文总目》抄本的源流。

一、  《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之递传

带有叙录、解题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本，于北宋仁宗朝编定之后，藏于馆阁之中而未见刊刻记录。至南宋，删削叙录、解题并加注阙否的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曾作为访书书目，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新唐书·艺文志》一并下国子监刊行，颁行全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崇文总目》，云：

《崇文总目》一卷，景祐初，学士王尧臣同聂冠卿、郭缜、吕公绰、王洙、欧阳脩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诸儒皆有议论。欧公文集颇见数条，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题云‘绍兴改定’。”[2]

据陈振孙言，陈氏所得的《崇文总目》《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均题“绍兴改定”，今存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的清抄本二卷卷首，均有“绍兴□□年改定”字样，《崇文总目》各抄本，虽未有“绍兴改定”字样，而实属“绍兴改定本”。

从撰人和解题看，今存的《崇文总目》明清抄本中，书籍下多无撰人，仅少量有同名情况的书籍，加撰人小注，这与绍兴年间改定《崇文总目》的目的有关：馆阁所藏六十六卷《崇文总目》的撰人，实见于解题，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旨在访求南渡以后散亡书籍，故删削了六十六卷本的小类叙录、书目解题，而同名书籍，注撰人以便区分。自绍兴改定本刊刻以后，六十六卷本的旧本，当在南宋馆阁中继续流传，但子部、集部或有亡佚[3]。后来陈揆等编《中兴馆阁书目》、张攀等编《中兴馆阁续书目》均曾征引《崇文总目》解题；马廷鸾、王应麟等亦因秘阁之任，得以接触有叙录和解题《崇文总目》。

从王应麟《玉海》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中征引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本的解题、卷帙情况中可见，《崇文总目》中著录的书籍卷数，为北宋仁宗时馆阁藏书的实际卷帙，当时已有部分书籍出现了部分卷帙有亡佚的情况，在这类书籍的解题中，亦往往有所交代，而绍兴改定本中，仅删削解题，卷数著录上则沿袭北宋所编《崇文总目》的卷数旧貌，并不恢复为该书理应有的全本卷数[4]。

《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的明清抄本，多采用上下两栏的格式，并且均有上栏或下栏整栏首字连续阙文的情况，而从源流上来看，二书均祖出南宋的绍兴改定本，或为绍兴改定本刊刻时，便已采用上下二栏的形式。

《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的国子监刊本板片，元代入藏西湖书院，泰定元年（1324）所编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史部”中所录《崇文总目》《四库阙书》[5]，当即指《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二书的南宋绍兴改定国子监本的板片。入明之后，杭州西湖书院所存板片移入南京国子监，嘉靖二十三年（1544）编纂《南雍志·经籍考》，并无《崇文总目》《四库阙书》二书，板片当已佚失[6]。另外，明初南京文渊阁中，曾藏有绍兴改定本的《崇文总目》《四库阙书》，并据以抄入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五年（1407）编成的《永乐大典》。收入《永乐大典》中的《崇文总目》与《四库阙书》，并非整书抄录，而是以书目汇编的形式加以整合[7]。正统年间，杨士奇等编录北迁至北京文渊阁的藏书情况，在《文渊阁书目》“盈字号第六厨·类书”中著录了“《崇文总目》一部二册。《四库阙书录》一部二册”，[8]所指亦当为绍兴改定本的《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至清代，开四库全书馆时，曾利用《永乐大典》中汇编的《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异文作校勘，而六十六卷本原书，似在元明之际亡佚。

二、  《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之明清抄校本

通过校勘各本面貌，可以发现，现存《崇文总目》的版本中，以天一阁旧藏明抄本最古。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彝尊托张希良前往天一阁借抄《崇文总目》，朱彝尊于该录副本增补撰人、题有手跋，朱彝尊旧藏本事实上是清代各抄本的祖本。

根据抄录行款的不同和文本的异文看，明清的《崇文总目》抄本中，可分为以下几个系统：其一，以天一阁本为代表的半叶九行本系统。康熙年间抄成的朱彝尊旧藏本，袭用天一阁本的行款抄录，同时，朱彝尊本上校勘，实分两次，第一次为朱彝尊增注撰人，第二次校勘当校于乾隆中期以前，校人不详。另有一错叶重编本，从九行本的朱彝尊本而出，而这一错叶重编本，与嘉庆年间刊刻的钱东垣等辑释之《崇文总目辑释》五卷本底本关系密切。其二，半叶十行本系统，该系统约为乾隆年间从经过第二次校勘的朱彝尊本抄出，在改变抄本行款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系统性的异文，包括文字、行款、排序等，不少条目的卷数、阙否等。其三，为四库全书本系统。四库全书本系统实为四库全书馆的重编本，改编为十二卷，辑补了部分解题，誊抄体例亦据四库馆格式而有所变化，但该本并非《四库全书总目》所题的“《永乐大典》本”[9]。翁方纲在四库馆校阅采进本时，曾以札记形式记下《崇文总目》四库馆采进本的各卷的部、卷数，并摘抄了部分《永乐大典》中征引《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的面貌[10]，提供了考索四库馆重编十二卷始末的线索。从翁方纲札记和四库本上的文字异文系统等来看，四库采进本实属半叶十行本系统。今存湖南图书馆的《崇文总目》抄校本（以下简称湘图本）从原抄行款上来看，即半叶十行本之抄本，其上朱校累累，而细绎校记内容，可知该本与四库馆采进本有密切关系，其中不少校记，即为录副四库全书馆采进本上的《永乐大典》校记，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四库全书本实以采进的录副有朱彝尊书跋的半叶十行本为底本，参校以《永乐大典》中所引《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并辑补《欧阳文忠公文集》《文献通考》所引《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本的叙录和解题，加以馆臣按语修纂而成。

现存的《崇文总目》明清抄本中，部分版本上有校勘，且有的抄本上的校勘并非一次完成，层次较为复杂。以下，分别考察《崇文总目》各抄本面貌、校勘源流：

（一）半叶九行本系统

1、天一阁本

天一阁本今藏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本正文部分用蓝格稿纸，白口，上单鱼尾，四周单边，半叶九行，行二十余字。版心无书名，亦无叶数。正文首叶有“天一阁”朱长印。此本曾从天一阁本流出，经朱氏别宥斋收藏，后访归[11]，朱氏未钤印。

天一阁本无序跋。书前另有无格稿纸所抄目录一叶，半叶十行，首行作“宋崇文总目”，后九行，分五栏，迻录目录，共列四十四门类目，与正文相较，脱漏“历数”一门。目录叶抄写用行草字体，与抄本正文所用纸张、字体均不同，目录叶无钤印。张希良为朱彝尊录副本中未见此目录，目录叶的抄录与装入，可能晚于康熙年间。

天一阁本正文部分，大多分上下两栏抄录，部分书名字数较多的条目，则独占一行。各卷标目上，正文首行作“宋崇文总目卷第一”，从卷一至卷二四，除个别的脱漏以外，逐卷卷首书“宋崇文总目卷第×”，卷二五“道家”类，天一阁本原抄有讹误，作“宋文总卷二十五”，其后黑笔改“宋”为“崇”，并校补“目”字，一般各卷均有的“第”字亦脱漏；卷二六起，逐卷卷首书“崇文总目卷第×”，无“宋”字。天一阁本脱漏卷次标注的，包括“礼”类前脱“宋崇文总目卷第三”一行，“仪注”类前脱漏“宋崇文总目卷第十六”一行，“兵家”前脱“崇文总目卷第二十九”一行，“医书［二］”[12]脱漏“二”字，而前脱“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五”一行，卷三六脱漏“医书三（共×部计×卷）”的类目名和部卷的计数。另外，卷十二“杂史上”的“共六十八卷计六百七十一卷”的前一“卷”字，为“部”之形讹；卷三十作“书类上”，卷三一作“类书下”，有乙文；且卷三一的“类书下”，误题作“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三”，卷数有讹误。卷四五“道书上”，当作“道书一”；卷四十“天文占书”类，天一阁本作“共五十一部，百九十九卷”，当在“百”前脱漏了“计一”二字。天一阁本中，部分条目有阙文空字，而文字上，亦间或有错漏倒衍等讹误[13]。

天一阁本中，今有黑笔、朱笔二色的校勘和校改。从字迹等来看，黑笔校勘中，包括两种笔迹。换言之，天一阁本中，至少包含三层校勘：黑笔校勘两层，朱笔校勘一层。因康熙年间张希良曾为朱彝尊传抄，可藉以推断天一阁本上的不同校勘层次及其年代。

在天一阁本的第一层校勘，为以墨笔旁校补字、校勘改字和疑误符号三类。这一校勘，早于康熙三十九年。具体如下：

以墨笔旁校补字，见天一阁本卷十五“职官”类的“《汉官》一卷”，“官”下旁校补入“仪”字；卷二三“目录”类的“《唐列圣实目录》五十卷”，“实”下旁校补入“录”字；卷二三“目录”的“《天下郡县目》一卷”，“县”下旁校补入“书”字；卷二五“道家”类，原抄误作“宋文崇总卷第二十五”，“宋”字，黑笔校改作“崇”，“崇”字旁有点去符号，“总”下旁校补入“目”字；卷三四“医书一”的“氏诸病源候论”，在首字前，校补“巢”字[14]；卷三九“卜筮”的“郭璞林”，“璞”后旁校补入“洞”字。

以墨笔校勘改字的，多直接用较浓的黑笔，于原字之上校改。有些校改，较为清晰，有些则较难辨认原抄与改后的字形。整理天一阁本的黑笔校改如下表所示（不能准确辨认的，加“？”）：

案，比较天一阁本和朱彝尊旧藏本可知，上述校改，朱彝尊本唯卷二五“道家”的“《骊山姆传阴符元义》”未从，其余朱彝尊藏本，多已据天一阁本上的墨笔校改而改动，乃至新添讹误，故知张希良自天一阁本抄出时，这些校改即已存在。如卷五九“别集一”的“《姑臧集》”为李德裕文集，天一阁本原抄字形已不能辨认，改后的“臧”字，亦较为难认，在朱彝尊本中，此字作空字。卷六二“别集四”的“《刘言史诗诗》一卷。（阙）”，此条疑南宋国子监刊本已有误字，原刊作“《刘元史歌诗》”[15]，“元”当为“言”之讹，天一阁本的“诗诗”，当为“謌诗”的形讹。天一阁本原抄作“元”字，实即为南宋国子监本底本面貌的迻录，黑笔校改“元”为“言”字，校改后字形不清。在朱彝尊本中，抄写者未抄录字形不清的“言／元”字，及误以为衍文的“诗”字，作“刘史诗一卷”。卷二四“儒家”的“《太玄经》”一条，在南宋国子监刊本中，原即作“真”，据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十五篇”言：

《太玄经》，以讳故，《崇文》改为“太真”，今《四库书目》分《太玄》、《太真》为两家书。[16]

可知《崇文总目》改作“太真经”实为避讳所致，而湘图本此条有朱校，言：“《大典》云：《崇文总目》：‘《太真经》十卷。’”可知《永乐大典》所抄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亦作“《太真经》”，天一阁本的原抄，实与南宋国子监本同，而天一阁本黑笔校改“真”为“玄”。《极玄集》等“玄”字，原亦避宋讳而抄作“元”，而天一阁本黑笔校改为“玄”。从朱彝尊本所出各本，“玄”字又往往避清讳，作缺笔“玄”或改作“元”。另外，卷五“春秋类”的“《左氏传引帖断义》十卷”，“帖”字左半“巾”旁，天一阁本笔画较为紧凑，致张希良为朱彝尊传抄时，或以为圈去“巾”旁而误抄右半，复形讹为“古”字。由此可知，因原抄为黑墨，校改亦用黑色，难以辨识，造成了张希良为朱彝尊传抄时的讹误。

以墨笔书疑误符号，即在天一阁本原抄文字右侧画“×”以表疑误，共有二条：其一，卷十四“仪注”的“《南效纪国图》一卷”，“效”字右侧有“×”号；其二，卷二八“小说下”的“《开元深平源》一卷”的“深”“源”二字右侧有“×”号。“×”应当为校勘者暂未寻到他本参校时，怀疑讹字，但这一校勘符号，并不表示被疑误的字当删除。据《通志·艺文略》、湘图本上引《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之校勘记，可知此二条实当作“《南郊纪图》一卷”“《开元升平源》一卷”，“国”字当为衍文，而未疑误；“源”字右侧的疑误，原抄并未讹误。朱彝尊本系统中，有“×”号的字，均直接删去，且无空字，两条分别作“《南纪国图》一卷”、“《开元平》一卷”，由此可知，这一疑误符号，应当亦早于张希良为朱彝尊传抄之时。

天一阁本另一层黑笔校勘，为黑笔行书批校，与上一种校勘字迹不同，一共三处。其一，卷二四“儒家”的“《东莞子》十卷（阙）”，天头有：“刘勰，东莞人。”其二，卷二七“小说上”的“《两同书》一卷”下，有行书注：“杂家又有。”指《崇文总目》卷二六“杂家”类重出“《两同书》二卷”。其三，卷二七“小说上”的“《释常谈》一卷”下，有行书注：“见《百川学海》。”指《百川学海》丛书中收录此书。另外，天一阁本今本首叶的简目上的字体，与批校字体相类似，简目叶内容与三条批校，朱彝尊本均未见，当为康熙以后得到天一阁藏本者所增。此外，天一阁本部分书名上方有黑笔“丶”，可能为点对之用，但这些符号的时间，难以论定。

天一阁本的朱笔校勘，出现在各卷卷首的部数、卷数上，共计四处。卷二十一“传记上”，原抄作“计三百七十□卷”。“十”后原有空字，朱校补“三”字。卷三五“医书［二］”卷数原抄作“共六部，计三百八十八卷。”天一阁本朱校作“共六十部，计三百九十五卷”。卷三六“医书三”的类目名与卷数，天一阁本原脱，朱笔补作“医书三（五二部／一百五十二卷。）”其中，“医”用草书简体（而不用“醫”），部、卷数上，亦不似他卷详细记录“共×部，计×卷”。卷五十“道书六”，“计四十七卷”，朱笔校改“四”“七”二字，作“计七十六卷”。这些部、卷数量的校改，均为据天一阁本著录的实际部、卷数所作的校改，而在朱彝尊本中，所有的部、卷数，均从原抄，“传记上”的空字，亦未保留。《崇文总目》中各卷部数、卷数，在后来的传抄本中，各本在传抄时有讹误或校改，而天一阁本朱校的文字，与现传的任何传抄本、刊本校改后的计数均不合。故朱笔校勘，并非依据他本校勘，而是就天一阁本进行的本校，因朱校未被《崇文总目》朱彝尊本系统采纳，故这些朱校，也当晚于康熙三十九年。

天一阁本中，卷三十“（书）类［书］上”的下栏、卷三四“医书一”的上栏，各有连续八条在栏内首字脱文的情况。“医书”类中，天一阁本有旁校补字，在“氏诸病源候论”前补入“巢”字，而其他各条，均无校勘，且行款上，这些条目与不脱之文无别，故天一阁本的祖本当已有残缺。根据屡屡转引《崇文总目》的《通志·艺文略》、据宋代《国史·艺文志》编成的《宋史·艺文志》等，参考湘图本据《永乐大典》所出校记[17]，这两处八条脱文可以校补如下：

其中，“类书”类的下栏中，八条下栏各脱去一至二字，而“□抄十二卷”原抄即有空字，根据卷帙及次条“《麟角》一百二十卷”，可知此条实为“《麟角抄》十二卷”，而排在《麟角》之前，或有倒乙。下栏的脱文，也造成了“《通典》”“《会要》”似有重出的假象。“医书”类中，八条上栏脱去一字，其中，“《□经要集》一卷（阙）”，《通志》卷六九《艺文略》“医方·脉经”则有“《自经要集》一卷”，《宋史·艺文志》有“《身经要集》一卷”，均示此有脱文，但两书征引有异文。“□□方一卷（阙）”，原抄即空二字，后来的湘图本、四库本，据《永乐大典》引《崇文总目》，校补作“《集诸要方》”，但这一校补，似与《崇文总目》“医书二”有“《集诸要妙方》一卷（阙）”有重出，原阙字似已难以征考。

综合来看，《崇文总目》天一阁本的祖本，为一个半叶八行本，其中已有部分讹误与脱漏，书中有两层黑笔校勘与一层朱笔校勘，第一层黑笔校勘，早于康熙三十九年，故朱彝尊本系统得以采纳。这层黑笔校勘中，有的与其他文献证得的南宋国子监刊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不合，有的为无文献可依的疑误，包括底本原不误的“误疑”，由此可知，这层黑笔校勘，应当是校勘者未得《崇文总目》其他版本时所作的理校。天一阁本另外一层黑笔行书批校与书前的简目叶、朱笔校勘，在朱彝尊本系统中未见，当晚于张希良为朱彝尊传抄天一阁本的康熙三十九年。

2、静嘉堂文库朱彝尊旧藏本

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清抄本，为朱彝尊（1629—1709）旧藏，后陆心源皕宋楼曾藏，与陆心源其他藏书一起，鬻与静嘉堂文库[18]。《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六史部目录类著录“《宋崇文总目》六十二卷，旧钞本，朱竹垞旧藏”的“六十二卷”，实为“六十六卷”之误[19]。

静嘉堂文库藏本正文内容共一百一十一叶，半叶九行，行二十余字，用无格稿纸誊抄，版心无书名、叶数。第二册卷尾，另书有“壹百壹拾壹叶”六字。今该本装为二册，第二册首叶为卷三六的第二叶，分册另起处的内容并非位于整卷的开头结尾处，这一分册形式，实割裂了卷三六内部的文字，由此可知，静嘉堂文库藏本当经过重装，而原装当为一册。

静嘉堂藏本中，第一册卷首的书前跋与卷首几叶天头处有残蚀。其中，正文前一叶的衬叶，为朱彝尊手跋，受卷首残损的影响而文字残蚀较多，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迻录情况可知，残损由来已久。湘图本迻录了朱彝尊手跋，可用以校补。因静嘉堂本藏本原为手书，故湘图本可校补的文字数量，与《皕宋楼藏书志》中的预空文字数量，间或有参差。兹录《皕宋楼藏书志》中录文，并据湘图本校补如下[20]：

向读马氏《经籍考》，中载《崇文总目》，

皆有评论，思亟见其书。及借抄于四

□□□［明天一］阁，则仅有其目而已。盖绍兴间

□□□［惑于夹漈］郑氏之说而去之也。拟从

□□□□□［《六一居士集》暨］《通考》所采，别抄一本。

□［老］矣□□［未能］，□□□［姑识于］此。康熙庚辰九月，

竹垞老人书，［时］年七十有二。

手跋后，有“彝”“尊”朱方印。第一册卷一有“竹垞收臧”朱方、“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朱方、“静嘉堂现臧”朱长印，第二册首叶有“静嘉堂现臧”朱长印。卷末有“野史亭臧”白方、“弟弌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朱方印。因静嘉堂藏本有朱彝尊手跋及朱彝尊藏印，故以下简称此本为“朱彝尊本”。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四，另有一篇《崇文书目跋》，与朱彝尊本书前的手跋文本有所不同，文集跋中，交代了朱彝尊得录副天一阁本的来龙去脉，也陈述了朱彝尊对于《崇文总目》删削序跋的看法：

《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获，归田之后，闻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以语黄冈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予。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比诸儒，每书之下，必岀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书籍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以来，不仅条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诏后学。故赞《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艺文，或称其略序洪烈。其后殷淳则有《序录》，李肇则有《释题》，必如是而大纲麄举，若尽去之，是犹存虎豹之鞟，与羊犬何别欤？《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几希，赖有是书，学者获睹典籍之旧观。欧阳子集收《总目叙释》一卷，余则马氏《志》间引之，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法至善矣。渔仲徒恃己长，不为下学后觉之地，此谓君子一言以为不知者也。

朱彝尊手跋署康熙三十九年，文集跋文则未交代得书年月，书跋与文集跋可知，朱彝尊通过“黄冈张学使”张希良，从天一阁借抄得《崇文总目》的录副本，朱氏得到该本，当不晚于康熙三十九年九月，而朱彝尊认为，《崇文总目》叙释的删削，是受郑樵说法的影响[21]。不过，朱氏这一理解，限于当日所见资料而有误说。

从朱彝尊本上的字迹来看，抄本各叶字迹有所不同，并非一人所抄，当为张希良赁工完成。从行款、换叶等来看，朱彝尊本与天一阁本一致，是依照天一阁本行款进行录副的传抄本。天一阁本中脱漏的卷次、类目，在录副时并未校补，唯卷二五天一阁本原抄讹误，朱彝尊本抄作“宋崇文总目卷二十五”，而卷二六起依天一阁本作“崇文总目卷第×”，无“宋”字。比勘具体文本，可知从天一阁本至朱彝尊本的录副过程中，以有黑笔校勘的天一阁本文本为底本，出现了传抄的讹误，并多有脱漏绍兴改定本“阙”字等情况[22]。

朱彝尊本上有校勘，结合朱彝尊本被传抄的历史来看，朱彝尊本上的校勘，前后共有两次，其中，第一次校勘的笔迹为朱彝尊手校，校勘的内容主要为校补撰人，而径添于抄本之上，墨色浓淡虽微有区别而多接近原抄；第二次校勘，当不晚于乾隆中期，主要是对抄本中脱漏的卷目等进行校补，并有部分条目的理校、他校，这次校勘时，墨色稍淡而有湮墨，且往往在原抄旁增补旁校，有的从行款上能清晰识出添加之痕迹。

第一次校勘中，朱彝尊为不少天一阁本中原无撰人的条目补注了撰人，包括“易类”十一条、“书类”五条、“诗类”五条、“礼类”五条、“乐类”一条、“春秋类”三条[23]，共计三十条，集中在经部，这与朱彝尊熟稔经部文献有关。从体例来说，天一阁本原抄中，书名下兼有“撰人小注”与“阙”时，先注撰人，后注“阙”，而朱彝尊本上的撰人为后补，故天一阁本上原有“阙”的“《周易新论传疏》十卷（阙阴弘道）”和“《周易口诀义》六卷（阙 史证）”两条，撰人在“阙”字之后，体例有别，但其他校补的撰人，往往难以与原抄区别。从《文献通考》《玉海》等引《崇文总目》中的解题来看，朱氏的部分校补未必正确，如《周易正义》十四卷，《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作“唐太尉长孙无忌与诸儒刊定”，朱彝尊本补“孔颖达等”[24]；《周易正义补阙》七卷，《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作“不著撰人名氏，其说自谓裨颖达之阙”，朱彝尊本补“邢璹”；《尚书断章》十三卷，《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作“不著撰人名氏，按其书略序众篇大旨”，朱彝尊本补“成伯玙”。朱彝尊或原拟“从《六一居士集》暨《通考》所采，别抄一本”，而在自藏本上随文批注，略作补充。朱氏所添的撰人、注人，使抄本面貌与祖本天一阁本有较大差异，而这一改动，实影响了有清一代《崇文总目》的抄本面貌。从传抄的讹误、脱漏，增补的撰人等情况来看，今可考的除天一阁本以外的旧抄本，均从朱彝尊校补撰人本而出。对于朱彝尊增补的撰人，后来清代开四库馆编修四库本《崇文总目》和钱东垣等编《崇文总目辑释》时，均提出过异议[25]。

朱彝尊本上第二次校勘数量不多，校者不详，用墨笔校改，用墨略淡，能辨别为后改的痕迹，在校勘中，校补了不少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抄中脱漏的卷次、类目，如“礼类”前补“宋崇文总目卷第三”一行，“仪注”类前补“宋崇文总目卷第十六”一行，卷三五“医书（二）”脱漏的“二”字和前脱的“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五”均校补，该卷的部数上，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作“共六部”，而有墨笔于“六”后补入“十”字；卷三一的“类书下”，天一阁本误作“三十三”，朱彝尊本袭之，而“三十三”的第二个“三”字，朱彝尊本上改作“乙”字，均有纠正。唯“兵家”前脱“崇文总目卷第二十九”一行、卷三六脱漏“医书三（共×部计×卷）”的类目名和部卷的计数未补，而卷四五“道书一”仍误作“道书上”，卷四十“天文占书”类，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作“共五十一部，百九十九卷”，“百”前仍脱漏了“计一”二字。此外，校者还校改了朱彝尊本上部分讹误，如卷八“小学下”的“辨体修补如字切音五卷”，朱彝尊本“修补”二字右有乙正号，“如”字上用墨笔改作“加”，“音”字旁校补“員”作“韵（韻）”字，意即改作“辨体补修加字切韵”；卷十“编年”的“帝王历类歌”，“类（類）”的“頁”旁改作“攵”旁，意谓改作“数”；卷十一“实录”的“唐年值录”，“值”字圈去，旁校改作“補”；卷三十“书类上”的“殿御览”，在“殿”字前校补“天和”二字，“《彤管懿范》七卷”，于“七”下校补“十”字；卷三二“算术”的“《张立建算经》三卷”，“立”校改作“丘”；卷五十“道书六”，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作“计四十七卷”，“四”上另有墨笔书“七”字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校勘时，在三条条目上补题了撰人，包括“小学上”类的“《说文解字系传》三十八卷（徐锴）”、“编年”类的“《开皇纪》三十卷（郑向撰）”和“小说下”类的“《搜神总记》十卷（不著撰人名氏）”，这三条撰人的校补，与其他二校的墨色字迹等相同。从文献来源上来看，第二次校勘，所据史源以《玉海·艺文》为主[26]。

朱彝尊本上的第二次校勘，在原抄上进行旁校与校改，这次校勘，为后来的抄本（包括钱大昕手跋本的祖本和半叶十行本系统的祖本）所吸收，而部分校勘，因修改字形等为在原抄字迹上径改，后来传录时，有时难以辨析究竟何为校订后的文字，何为被校改文字，故传抄本在吸收校勘时，间或有不全面之处[27]。

3、南京图书馆张蓉镜旧藏“明人旧钞”本

南京图书馆藏本《崇文总目》（书号：0120709），封面用隶书题“崇文总目 明人旧钞”，正文首行题“宋崇文总目卷第一”，全本用无格稿纸，半叶九行，行二十余字，分上下两栏抄，版心无书名，亦无叶数。

正文首叶，依次钤“地山”朱方、“仲遵”朱方、“曾臧张蓉镜家”朱方、“清河世家”白方、“黎川万成公二十五世孙”白方、“菦圃收臧”朱方、“南京图书馆藏”朱方及“秘殿紬书”朱方印。书中卷二十“岁时”下钤有“仲遵”朱方，卷五十一“道书七”钤有“曾臧张蓉镜家”朱方，卷末有“菦圃收臧”朱方、“二亩田西是敝庐”朱方印，可知曾由陈墫、张蓉镜、张乃熊等递藏。藏印中虽无张钧衡印，因有张钧衡子张乃熊印，可知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五史部目录类著录的“《宋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旧钞本，止存原目一卷”，当即指此本，不过，张乃熊的《菦圃善本书目》中，未著录此书。书末，有蒋因培跋：

道光丁酉秋七月，访芙川先生于味经书屋，清谈半日，出此展阅。知为旧钞足本，容当借录，谅必许我也。

中元后三日，辛峰蒋因培识。[28]

下钤盖“伯生”白方，可知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之前，此本已为张蓉镜（芙川）收藏，故下文称“张蓉镜本”。蒋因培鉴定该本为“旧钞足本”，当时外封是否已题写为“明人旧钞”，则不得而知。

张蓉镜本中，“弘”、“历（曆）”字不避讳，从行款、校勘来看，张蓉镜本亦半叶九行，全书虽不标叶数，实共一百一十一叶，换叶情况，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如出一辙。卷尾末行之后，有“宋崇文总目终”字样，而无朱彝尊本最末的“壹百壹拾壹叶”，亦未迻录朱彝尊跋。张蓉镜本中，已加入了天一阁本中无而朱彝尊本第一次校勘中始有的撰人小注，部分从天一阁本至朱彝尊本迻录的讹误，张蓉镜本亦袭之，但张蓉镜本并无朱彝尊本第二次校勘的反映。唯朱彝尊抄本中，两条撰人补写于“阙”字之后，而张蓉镜旧藏本中，撰人已据全书体例改在“阙”之前，作“阴弘道　阙”和“史证　阙”。卷次标目上，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的脱漏与讹误，该本亦多袭之。唯卷三五“医书二”前的“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五”，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脱，该本已校补，而“医书二”的类目名未换行另起，空二字后列于书名卷次之下；卷三六的“医书三（共×部计×卷）”，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脱去整行，而该本于“崇文总目卷第三十六”之下空二字，校补“医书三（共□□部计一／百四十三部）”，部数当从该卷实际计数而出。在传抄之时，张蓉镜本亦出现不少独有的讹误，如“医书”类的“验”，往往形近而误作“骚”等[29]，而这些异文，在其他各本中均未见，故可知传世的其他抄本，均非此本的子系统本。根据文字内容的比勘来说，张蓉镜藏本当为清代康熙至乾隆初年的抄本，为朱彝尊本的早期录副本，但并非“明人旧抄”。张蓉镜对自己收藏本往往夸大其词，增题“明人旧钞”肇于张蓉镜亦未可知。

4、王闻远旧藏本（下落不明）

王闻远（1663—1741），字声宏，号莲泾，勤于校雠，所著《孝慈堂书目》“书目”类中，著录了“《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一册钞，一百十一番。”[30]王闻远书目中，多记录抄本的叶数，其中部分抄本，今完整流传，而《孝慈堂书目》中的叶数记载，与有王闻远递藏印的抄本相符合[31]，可知《孝慈堂书目》中记载的叶数，当即为王闻远旧藏本的实际叶数。

据叶昌炽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八月十四日日记：

夜，阅孙元理《元音》微波榭旧抄本，前有传录王莲泾跋云：“康熙岁辛卯，是书借抄于竹垞朱先辈家中，多脱讹，不可成诵，每一检读，辄怏怏不乐。岁辛丑初秋，偶得洞庭山石君叶先生录本，遂力疾雠校，补写阙叶，于溽暑中日挥汗三斗，弗顾也。四阅月校毕，虽不敢信为善本，然谬误删十之八九矣。惜钞书人字画潦草率略，异日别得佣书友，再录一过，宁不快甚。闰六月二十又九日，莲泾学人识于四美轩之西窗，时患痢未愈也。” [32]

可知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王闻远曾在朱彝尊家中借抄孙元理（今按，一作孙原理）《元音》，时朱彝尊已去世。据王闻远曾在朱彝尊家中借抄书籍和《孝慈堂书目》中著录的“一百十一番”的叶数来看，王闻远藏本疑亦从朱彝尊本而出，且依照朱彝尊本的行款迻录。张蓉镜旧藏本书中无叶数，亦未迻录朱彝尊本的“壹百壹拾壹叶”的字样，且藏印中并无王氏印记，故张蓉镜旧藏本并非王闻远旧藏本，而王氏旧藏本，今下落不明。

5、错叶重编本：南京图书馆藏钱大昕手跋本

南京图书馆藏钱大昕手跋本《崇文总目》（书号：110421），该本为丁丙善本书室旧藏。封面题“宋崇文总目”，卷首有丁丙的题识浮签，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的叙录，几同浮签[33]。

抄本用无格稿纸，版心无书名，有叶数，正文共计抄至九十七叶的叶a，半叶十行，行二十余字[34]，多分上下两栏抄。抄本正文首行作“宋崇文总目”，次行空一字，有“卷一”字样，各卷卷首均仅作“卷×”，而不作“宋崇文总目卷第×”，较他本为略。抄本避“历（曆）”讳，往往改作“厤”，亦有作“歷”者，偶见抄手避讳不严。

抄本正文首叶，钤有“钱塘丁氏修正堂臧书”朱方、“八千卷楼臧书之记”朱方、“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朱方和“四库著录”白方。卷末跋为钱大昕的手跋，知该本为钱大昕旧藏。书中另有朱笔、黑笔校勘，其中部分校勘笔迹，亦为钱大昕手迹，集中在别集部分。

钱大昕卷末跋，分别书于卷末的叶97的b面空白处和书后加叶一张，共计三段，其中，叶97b有两段，其一为钱大昕迻录陈振孙的解题，起首增“《直斋书录解题》云”；其二为较陈振孙解题低一格题写钱大昕自己的按语。书后加叶一段，为钱大昕迻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中《崇文书目跋》，起首增“朱彝尊跋云”五字，唯“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之“辞”，誊抄作“词”。其中，书于叶97b的钱大昕按语，作：

按：陈伯玉所见，即是此本。盖南渡时馆阁诸臣以《崇文目》校当时秘阁所储，记其阙佚，以备采访者。标题“绍兴改定”，疑当为“攷定”，谓考其阙否，非有所更改也。秀水朱氏谓“因郑渔仲之言，去其序释”，不知绍兴之初，渔仲名望未著，又未为馆职，此有目无说之本，取便检阅，本非完书，谓因夹漈一言而去之，失其实矣。钱大昕。

钱大昕的按语，在叶97b陈振孙的解题后空处书写，而末行略挤。钱大昕按语的内容，实基于钱大昕迻录的陈振孙解题、朱彝尊文集跋引发考证与辩驳，从书写顺序上，三段跋尾的顺序，疑为钱大昕先抄录《直斋书录解题》与朱彝尊《曝书亭集》，随后再在叶97b的空处作按语。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另有一段札记，交代了钱大昕得到《崇文总目》的来龙去脉，亦驳朱彝尊的看法，但内容上，与抄本手跋有较大差别：

《崇文总目》一册，予友汪炤少山游浙东，从范氏天一阁钞得之。其书有目而无叙释，每书之下，多注“阙”字。陈直斋所见，盖即此本，题云“绍兴改定”，今不复见题字，或后人传钞去之耳。朱锡鬯跋是书，谓“因郑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注释。”[35]今考《续宋会要》载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坚言“乞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是今所传者，即绍兴中颁下诸州军搜访之本。有目无释，取其便于寻检耳。岂因渔仲之言而有意删之哉？且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一时揣度，未及研究岁月，聊为辨正，以解后来之惑。[36]

据钱大昕言，钱大昕所得之本，实出自其友人汪炤（一作照，字少山，1731—1788）[37]在游历浙东时从天一阁迻录。汪炤于乾隆五十三年去世，钱大昕得到该本当不晚于此。不过，该抄本的笔迹来看，至少有两个以上抄手的字迹，可能是汪炤请人录副，故以下称此本为“钱大昕手跋本”。钱大昕手跋本的底本，实从有两次校勘的朱彝尊本传抄本而出。除吸收了朱彝尊本一校增补的撰人外，朱彝尊本上二校的增补撰人和校改的《辨体补修加字切韵》、《帝王历数歌》、《唐年补录》诸条目，该本亦悉从。可能是因为朱彝尊本从天一阁本而出，而汪炤所得本题“天一阁本”，故转述之后，钱大昕误以为汪炤抄本为直接从天一阁抄出。该本未见朱彝尊本手跋，钱大昕在自藏本上迻录的、《十驾斋养新录》中立论的朱彝尊说，均从当时刊版而通行易得的朱彝尊《曝书亭集》出。书后钱大昕手跋与《十驾斋养新录》两段，均认同该本与陈振孙所见“六十六卷之目”为同本，并否定朱彝尊论定的删削序释源自郑樵之说。另外，手跋中疑“改”为“攷”之形讹，《十驾斋养新录》中无此说。同时，《十驾斋养新录》中，补充引用了《续宋会要》的材料以论定绍兴改定的过程。从史源看，钱大昕所引的《续宋会要》，出自乾隆六十年（1795）刊版的浙本《四库全书总目》[38]，故知《十驾斋养新录》的钱大昕说，不早于乾隆六十年。从手跋到《十驾斋养新录》的观点变化，反映了钱大昕对《崇文总目》认识的不断完善[39]。

钱大昕手跋本《崇文总目》中，有两处排序与他本差别较大，当由错叶和人为调整排序共同造成，且细绎排序之故，可知钱大昕手跋本的祖本，先有错叶，后调整了书中后半的带“阙”条目的排序。一方面，在该本卷三六后半和卷三七起各卷中，“阙”的条目被集中于一类之末。其中，卷三六“医书三”前半，仍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保持大致相同的顺序，至后半，在“《五脏鉴元》四卷”之前，先插入原先排在两条之后的“不阙”的“《万全方》三卷”，复于“《五脏鉴元》四卷”下，注小注“以下俱阙”，卷三六之后各条，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中原均注“阙”，而钱大昕手跋本不复逐条加注。从卷三七“医书四”起至全书最末卷六六，各类均先列“不阙”之书，次列“阙”书，在首条“阙”书后注“以下俱阙”或“以下阙”。大体上，是将“阙”书从一类之中抽出。另一方面，有三十六条卷六十“别集二”中的条目，在其他各抄本中，载于卷五九“别集一”中。此三十六条，包括“别集二”不注阙部分“《范质文集》”之后至“《陶谷文集》十卷”之前的从“《吕温集》十卷”至“《笠泽丛书》三卷”二十九条，和注“阙”部分“《高锡集》一卷”之后至“《端揆集》四十五卷”之前的从“《柳冕文集》一卷”起至“《胥台集》七卷”七条[40]。在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中，此三十六条，全为第九六叶“别集一”的条目；而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的第九八叶末条为“《高锡集》一卷（阙）”，第九九叶首条为“《端揆集》四十五卷（阙）”，而第九八叶的末条“不阙”条目为“《范质文集》三十卷”，第九九叶的首条“不阙”条目为“《陶谷文集》十卷”，从错载条目的内容、排序来看，可知该本的祖本，依照朱彝尊本的行款录副，而误将原属卷五九“别集一”的叶九六，错入卷六十“别集二”的叶九八与叶九九之间，遂致卷五九的三十六条书名误载于卷六十；其后，在传抄时，复将卷三六后半起每类的“阙”，抽至一类之末。除了上述二处较大的排序差别以外，钱大昕手跋本亦有部分条目排列次第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有小别。这些情况，往往出现在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上栏字数不多而下栏空缺独占一行的条目中，钱大昕手跋本中，这些条目的下栏，往往从后文较短的条目抽取填补，导致出现排序的差异。那么，调整次第和抽出集中排列注“阙”条目，是汪炤在传录时的调整，还是传录前的底本便已调整？从南图藏钱大昕手跋本同一类中前后各叶会因叶的变化而出现不同抄手的字迹来看，此本当为请不同的抄手依叶计工录副；若钱大昕手跋本为第一个调整本，抽换誊录当由一人完成，难免留下调整次第的痕迹。

钱大昕手跋本的祖本，吸收了朱彝尊抄本上两次校勘的成果，另有部分条目，与其他《崇文总目》抄本不同，当经过校勘。如卷二六“墨家”，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抄作“共五部，计十卷”，与类目下所载条目不合，而钱大昕手跋本作“共二部，计十六卷”，与类目下部卷数相合。卷四十“天文占书”类，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作“共五十一部，百九十九卷”，当在“百”前脱漏了“计一”二字，钱大昕手跋本原抄已校补。“医书三”之类目名及部、卷数，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均脱，钱大昕手跋本，则换行另起“医书三”，但无卷数、部数。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卷三十作“书类上”而卷三一作“类书上”，而钱大昕手跋本卷三十已改作“类书上”。但“兵家”前脱漏的“卷二十九”，钱大昕手跋本仍未补。

钱大昕手跋本更多的异文，当为传抄时出现了脱漏、讹误。较之天一阁本、朱彝尊本，钱大昕手跋本总计脱漏了三十条书名[41]。在类目上的讹误，如卷三五“医书二”，各本作“计三百八十八卷”，钱大昕手跋本“三”讹作“二”；卷四一“历数”类，各本均作“计四十七卷”，钱大昕手跋本“七”讹作“六”。卷二六各本均作“小说上”，而钱大昕手跋本脱“上”字。钱大昕手跋本中，部分撰人注语也从简，如卷九“正史”类的《新校史记》《新校（后）［前］汉书》《新校后汉书》三书，他本三条小注，均作“余靖等校正”，而钱大昕手跋本仅第一条作“余靖等校正”，其它两条，则均省作“余靖等”，且屡屡省略小注中“某某撰”的“撰”字[42]，他本作“不著撰人名氏”的，亦间或省作“无名氏”。抄本中的形近讹误、条目传抄中的脱漏文字等，亦较夥。

综上，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旧藏清抄本为汪炤传录、钱大昕手跋本《崇文总目》，该本从朱彝尊本的半叶九行本系统而出。传录本的祖本卷五九、六十存在错叶，卷三六后半起卷帙，又在错叶本的基础上，抽出注“阙”的条目，移至一卷之末，由此，打乱了原书的排序。打乱排序后，拆散了不少同一作者前后相连的条目[43]，而乱序之本，并非《崇文总目》旧貌的体现[44]。

从版本源流来看，钱东垣等编《崇文总目辑释》（以下简称“《辑释》”）所用的底本为钱侗家藏本[45]，与钱大昕手跋本在排序、异文、讹误等多有相似之处，《辑释》的底本，亦为有类似的错叶且重编“阙”与“不阙”之本，故钱侗家藏本与钱大昕手跋本有同出一系[46]。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崇文总目辑释》的“补释撰人”的体例，使得《辑释》在撰人方面，与《崇文总目》旧抄本相去愈远。据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小引》，《辑释》在编纂时，“原释无从考见，乃为博稽史志，补释撰人”，换言之，《辑释》在辑考相关文献而未得确切的《崇文总目》记载的情况下，会结合史志等，“补释撰人”，这一辑补，在《辑释》的刻本中，并无特别识出，实增补了大量《崇文总目》旧抄本所无的撰人[47]。与此同时，《辑释》底本从朱彝尊本系统而出，旧抄本原有撰人小注，《辑释》若在相关文献中考得该条解题时，会以稽考而得的解题替代底本中的撰人注语[48]，故《辑释》亦泯灭了绍兴改定本的小注面貌；而钱侗等对庆历本解题中记录的“阙”卷与绍兴改定本的“阙”的含义区别亦未能理解[49]。《辑释》是清代中后期唯一的《崇文总目》刻本，这一系统本的错乙、条目的脱漏、文字的讹误等，都对后来引据《崇文总目》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50]。

（二）半叶十行本系统

朱彝尊请张希良录副之本，依照半叶九行的天一阁本旧行款录副，行款、分栏、换叶等全同。同时，朱彝尊本上，有两次校勘的痕迹。从现存的抄本可以推测，约在乾隆时期，产生了一个半叶十行本的抄本，该本吸收了朱彝尊本上两次校勘的成果，在誊抄时，改变了原抄的行款，除了一叶从九行变为十行以外，对部分条目的上下栏亦有调整，不少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抄中独占一行而字数不多的条目，从后递补改作一栏两条。这一半叶十行本，在乾隆中叶以后得到传抄，产生了不少依照此本行款传抄的录副本。

今存的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上图本”）、湘图本，在誊抄行款上，均采用半叶十行的行款誊抄，两本的换叶、条目的上下栏等几同，且二本均严格避“历（曆）”字讳。湘图本卷尾有录副的朱彝尊本卷首的朱彝尊手跋，而上图本无。湘图本、上图本有不少与祖本朱彝尊本不同而两本全同的系统性异文，但湘图本与上图本上，又各有不同的讹误[51]。故，在版本系统中，湘图本并非上图本的祖本，上图本亦非湘图本的祖本，两本之间并非父子关系，但来源于共同的系统祖本，即乾隆年间改变行款的半叶十行的朱彝尊本录副本。湘图本上，有朱笔校勘。南图藏有清代学者倪模旧藏的清代抄校本，该本实为乾嘉时期录副的湘图本，在录副时，将湘图本上的朱笔旁校、天头校勘等均以黑笔录抄于条目之下，故亦属此系统之子版本。

从半叶十行本的文字来看，各卷卷首的卷次、部数、卷数上，十行本大体沿袭朱彝尊本二校的面貌，又作了部分的校定。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从卷二六起，逐卷卷首的“宋崇文总目卷第×”的首字“宋”字无，而湘图本、上图本全书各卷均有“宋”字；天一阁本脱漏卷次而朱彝尊本二校校补的卷三、卷十六、卷三十五及“医书二”的“二”字，均已校补，且校补后，湘图本、上图本补入的“宋崇文总目卷第×”均单独占行。朱彝尊本经两次校勘，“兵家”前仍脱漏“崇文总目卷第二十九”一行，而湘图本、上图本均有单独占行的“宋崇文总目卷第二十九”一行，但卷二八“小说下”类的最末一行，上栏作“《女孝经》一卷”，下栏行款改作双行小注，作“《孝经》一卷／《酒孝经》一卷”，在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中，“《酒孝经》一卷”均为换行另起，盖因湘图本、上图本的祖本从朱彝尊本抄出时，发现脱漏而临时补入“宋崇文总目卷第二十九”一行，只能将原来换行另起的“酒孝经”抄入前一行下栏而改作双行夹注，而湘图本、上图本正沿袭此行款。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卷三六脱漏“医书三（共×部计×卷）”的类目名和部卷的计数，湘图本、上图本则均有“医书三（共五十二部计／一百五十三卷）”一行，亦当出于校补。另外，湘图本、上图本卷三十作“书类上”，卷三一作“类书下”，仍存有乙文，不过，“类书下”，天一阁本等误题作“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三”，朱彝尊本上改“三十三”为“三十乙”，而湘图本、上图本均已更正为“三十一”。卷四五“道书上”当作“道书一”，而湘图本、上图本未校正。此外，部分卷中，部卷的数量在誊抄时出现讹误，如卷十九“氏族”，天一阁本等均作“计一百一十二部”，而湘图本、上图本均误作“一百一十三部”；卷二二“传记下”，天一阁本等均作“共七十六部”，湘图本、上图本均误作“共七十三部”；卷四四“五行下”，天一阁本等均作“计一百四十九卷”，湘图本、上图本均误作“计一百四十五卷”；卷五十“道书六”，湘图本、上图本均脱“六”字；且朱彝尊本二校改“计四十七卷”的“四”为“七”，但因字形上的校改较难辨认孰先孰后而湘图本、上图本仍抄作“四”。卷二六“墨家”，天一阁本等作“共五部，计十卷”，部、卷数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湘图本、上图本均作“共二部，计十卷”，校改了部数，而卷数则袭旧貌。

在誊抄的行款上，卷二十“岁时”下，湘图本、上图本有：

即“《四时纂要》”书名下，有以双行小注之形式的两条书名，其中“《四时纂要》五卷”的书名、卷数，注文与大字全同。今按，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原有“《四时纂要》五卷《岁华纪丽》二卷”与“《四时纂要》五卷 《四时总要》十二卷”两行，“《四时纂要》五卷”重出，均载上栏而无注，十行本的祖本，可能先漏抄前行，仅迻录了后行，发现脱漏后，进行校补，而将前行下栏“《岁华纪丽》二卷”与次行上栏原有重出的“《四时纂要》五卷”改双行小注，补列于“《四时纂要》五卷”下。从校补后的面貌来看，四条条目次第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同，但双行小注的形式与恰好重出的书名，难免产生误解。在湘图本、上图本中，其他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有异文而此二本全同的文字讹误、行款错乙亦夥，另有一条为祖本天一阁本、朱彝尊本所无而因误重造成的误衍[52]。

从誊抄习惯等来看，湘图本、上图本均为据他本誊录，抄手在誊抄时，往往会在誊抄时先抄上栏，后抄下栏，故出现上栏内或下栏内的错乙，导致前后条目次第的不同。湘图本叶47b卷三八“医书五”类，“《仙人冰鉴图诀》一卷（阙）”抄于第六行上栏，“《小儿药证》一卷（阙）”抄于第七行上栏，上栏条目误乙；叶61b卷四七“道书三”类，“《太和贞气诀》一卷”原当抄于第四行上栏，而误脱，抄于第七行上栏，第四行至第六行上栏则依次递补原当抄于第五行至第七行上栏的条目；叶76b，卷五七“总集上”类，“《文粹》五十卷”，原当抄于第四行上栏，而误脱，抄于第七行上栏，湘图本第四行至第六行上栏则依次递补原当抄于第五行至第七行上栏的条目。此三处，上图本均不误，湘图本的讹误，均为上栏誊抄有误乙，且三处上栏误乙，湘图本均以朱笔钩乙，而这些乙正符号，仅意味着上栏条目顺序的调整，而非上栏、下栏的全部调整[53]。另外，湘图本叶95b卷六六“文史”类的“《赋决》一卷”与“王瑜《文旨》一卷（阙）”在上栏误乙，因为为临行误乙，故天头处有“丷”表示乙正。在上图本叶35a，卷二九“兵家”类，“《六甲攻城破敌法》”一行，据天一阁本等次第，此条原当载第七行上栏；誊抄时误脱，而上图本在第九行上栏补入，而该叶的下栏均无错讹，湘图本不误。由此可见，湘图本、上图本当均为据他本传抄，且抄录时抄手均先抄上栏十条，后抄下栏十条，造成经常出现栏内条目错乙。

具体来说，十行本系统的各本面貌如下：

1、湖南图书馆本

湖南图书馆藏清抄本，今有改装，外封题“崇文总目”“朱竹垞太史 翁覃溪阁学手校”两行，当为改装后的封面。外封内，先为叶启发手跋一篇，用无格稿纸书，共两叶，跋前有“华鄂堂”朱方印，跋后钤“叶启发”白方印。其后，为原装内封，上有隶书“崇文总目”与行书“天一阁抄本”两行。

内封衬叶背面，有朱笔：“《永乐大典》：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下引《直斋》一条、《通考》一条／夹漈一条）”与“○者马《考》△者他书”两条，并贴有笺纸一叶，笺纸书：

吴碑留下，谢谢。阙井铭、孙诗尊摹三件并缴《斜川集》后二本一并送上，乞检收，并候不一。

纸上钤盖“岁次己巳”印。

湘图本《崇文总目》正文共计九十五叶，用无格稿纸，半叶十行，行二十余字，版心无书名，叶数用行书，与抄本原抄字迹不同。正文首行书“宋崇文总目卷第一”，且逐卷卷首均有“宋崇文总目卷第×”字样。

湘图本书后，有迻录朱彝尊书后手跋一篇一叶，录副的跋语并未依照原来手跋的行款迻录。此后，另有佚名所书笔记一叶，作：

高似孙《纬略》云：“以《崇文总目》言之：李善注《文选》，固在五臣之前，此乃云，‘因五臣而为注’，非也。《三茅君内传》曰：‘唐李遵撰。’遵非唐人也。固有差舛如此者。”

其后，又有叶启勋以“拾经楼著录”“定侯紬书”稿纸所书手跋一篇，共两叶。

书中钤印，主要为叶启勋、叶启发昆仲藏印，正文首叶有“叶启发东明宷定善本”朱方、“东明所藏”朱方、“石林后裔”白方、“定侯所藏”朱方、“叶启勋”白方、“中吴启萅启勋启发兄弟珍藏书籍”朱方、“尹天祜”白方、“拾经楼”朱方、“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朱方、“湖南省中山图书馆珍藏”朱方。正文末叶有“叶启发家藏书”朱方、“定侯宷定”朱方，“拾经主人”白方。录副朱彝尊跋叶，有“叶氏启勋读过”朱方。“纬略”叶b面，有“拾经楼丁卯㠯后所得”朱方、“定侯流览所及”朱方。叶启勋、叶启发跋，又收入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大致相同而仅有字词异文[54]。

湘图本上，朱校累累，在条目旁、条目下、天头等均有校记，部分条目上方，有“○”“△”等符号，亦有部分条目下方，有朱笔竖抹线条，校记的笔迹来看，有两人以上的字迹。湘图本原抄为半叶十行的行款，而校记内容，包括据《永乐大典》录出异文、据《永乐大典》之汇考而补题正史史志的撰人、卷数异文等，实与四库本系统关系密切，对该本的校勘性质之讨论，详见下文。

2、上海图书馆本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外封题“宋崇文总目”，正文共计九十五叶，用无格稿纸，半叶十行，行二十余字，版心无书名、叶数。正文首行书“宋崇文总目卷第一”。如上文所述，逐卷卷首均有“宋崇文总目卷第×”，并校补了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中脱漏的卷次和类目名。正文首叶，钤有“华亭封氏篑进斋臧书印”白方、“上海图书馆臧”朱方。据藏印，当为封文权（1868—1943）旧藏，封文权《篑进斋书目》著录[55]。抄本内有夹签一张，上书：

六一居士集目录有《崇文序目总释》一卷，此不载。《六一集》无孝经类总释，又目录类亦缺，自类书以下皆阙。（经类九，史类十五，子类廿二，／集类十四。）

纸上钤盖“实樗居士”印。

上图本全书行款、分叶、文字等，基本与湘图本的原抄相同，故两本均以清代乾隆以后的某一十行本《崇文总目》为底本抄录，但该本未录副朱彝尊的书跋。上图本在誊抄讹误时，用粘贴纸张的方式校改。如卷一“易类”的“《周易口诀义》六卷（史证，阙）”，“史证”为朱彝尊校补，上图本原抄误作“央证”，贴上“史”字。卷十七“刑法”类“《景德农田敕》五卷（阙）”，“德”字原涉上文“《建隆编敕》四卷（阙）”而误作“隆”，后贴“德”字。卷二七“小说上”，“《感定命录》一卷（阙）”，“命”原误作“名”，后贴“命”字。上图本贴纸的时代较久，浆糊失去黏性后，不少贴纸，似已脱落。少量讹误，采用旁校形式，如卷三四“医书一”的“《本草韵略》五卷（阙）”，原抄误作“本草略略”，第一个“略”字右侧有旁校“韵”字。

3、南京图书馆倪模旧藏本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崇文总目》（书号：118274），清代倪模旧藏。

该本外封无书名，正文用无格稿纸，半叶九行，行二十余字，多分上下栏抄。版心有“崇文总目”字样与叶数。正文首叶有“大雷经锄堂臧书”白方、“预抡”朱方、“倪模”白方；正文末叶，有“家在元沙之上”朱长、“臣倪文相”白方印，诸印均为倪模之印。倪模字迂存，号预抡，安徽望江人，居大雷岸，为乾嘉之际的学者，著有《古今钱略》等。

倪模旧藏本，当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今湘图本之录副抄本，在录副时，录副了原抄与正文中的校记，但湘图本书后的朱彝尊跋与题识均未录。正文首行书“宋崇文总目卷一”，下有双行小注：“《永乐大典》：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六十六／卷　下引　《直斋》一条　《通考》一条　夹漈一条”。双行小注，当迻录自湘图本的卷首衬叶。

该本改用半叶九行的行款，并未依照底本行款录副。湘图本上的校勘，实包括据《永乐大典》录出书名异文，据《永乐大典》的汇考正史史志部分来补题撰人、旁注卷数异文等，这些校勘记，多为供四库馆臣进一步稽考比核之用，“校勘”并非“校正”，倪模旧藏抄本在录副过程中，因不了解底本旁校等校记意义，将湘图本天头校记、旁校等，均改作条目下注文，另有不少条目，将旁校的撰人名，改作大字书于书名前，故该本的面貌，与其他清抄本《崇文总目》多有不同。不少湘图本上校记较长，故该本迻录时常将有校记的条目改作独占一行，旧有的上下栏、换行等格式亦屡屡改变。湘图本卷首衬叶的“○者马《考》 △者他书”一行和书中的“○”“△”的校勘符号均未迻录。改变行款后，正文共计一百零九叶，较原抄为多。

分卷上，倪模旧藏本也与旧本有所不同。从该抄本的分叶来说，抄本事实上分上、下两部分编次，第一部分，从卷一“易类”至卷四四“五行下”，共六十五叶。其中，第一部分中，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中，抄至卷三四“医书一”末条，载叶47a，其后此叶下空，从“医书二”类换至叶48a另起，出“宋崇文总目卷第三十五”一行，而叶数未另起，仍书作“四十八”；至叶65a卷四四“五行下”末条，卷上结束。第二部分，从卷四五“道书上”（按，当作“道书一”）起，另起一叶，叶数从“一”开始计，至卷六六最末，共四十四叶。质之录副底本湘图本，可知湘图本卷三五“医书二”恰换叶另起，故倪模旧藏本换叶另起，但未另起叶码；而卷四五“道书上”前的天头，湘图本有一“△”，并纵画一条朱线以示另起，至倪模旧藏本，亦重新另起，叶数亦另计。

湘图本在四处有上栏内的誊抄误乙，其中三处有乙正号。湘图本的乙正号，实均指誊抄时同一栏内的条目次第的互乙，但录副时，因不了解乙文号仅指乙正上栏，在涉及多行错乙时，倪模旧藏本在乙正时仅将最末一条乙至对应位置，而其余各条，误依湘图本原有的上下栏次第迻录，致有讹误，以“总集上”类的乙正作示意：

从该本有清代乾嘉时期倪模钤印来看，湘图本在乾嘉之际，当有传抄录副的过程；而在传抄时，又因不了解底本的部分的校记含义，衍生而出部分的讹误；另有少量讹误，则为誊抄时误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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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文总目》的国内藏旧抄本的版本考察中，对天一阁本、南图钱大昕跋本、湘图本《崇文总目》的介绍，参见杨恒平《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现存版本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不过，杨恒平文中，对诸本的部分描述，有误记与误认。侯印国《钱大昕佚文〈清抄本崇文总目〉考叙——兼说南图藏清抄本〈崇文总目〉系〈崇文总目辑释〉底本》（《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补充考证了南京图书馆藏钱大昕跋本当为钱大昕手跋，并简介了南京图书馆藏题“明人旧钞”本《崇文总目》。翟新明《〈崇文总目〉总集类校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辑下卷，2017年），提及了此前国内研究未纳入讨论的日本静嘉堂藏本，并简介南京图书馆藏倪模旧藏《崇文总目》为湖南图书馆本的录副本，略叙南图“明人旧钞”本当为清抄本。《崇文总目》的静嘉堂藏本的情况，〔日〕会谷佳光《〈崇文總目〉——その編纂から朱彜尊舊藏抄本に至るまで》（《〈崇文总目〉——从编纂到朱彝尊旧藏抄本》，《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68辑，2002年1月，第156—173页）与《〈崇文總目〉の抄本と輯佚書について》（《论〈崇文总目〉的抄本与辑佚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4辑，2002年，第151—165页，2002年）有较为详细的讨论，二文后收入氏著《宋代書籍聚散考——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の研究》下篇《北宋官藏目録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4年），不过，因日文写作的缘故，此前国内研究往往未留意；而限于访书条件，会谷佳光并未目验中国所藏各本，有从目录著录出发的推测，亦未考察出朱彝尊本上的校补与校勘层次。另外，乔衍琯《崇文总目辑本勘异》（《故宫学术季刊》第四卷第四期，1987年）和范艳君《〈崇文总目〉与学术史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作了大量的《崇文总目辑释》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的比勘，从版本源流来看，《崇文总目辑释》和《崇文总目》四库本实属《崇文总目》的分支版本，两者排次差异、异文来源，有待进一步从版本源流作梳理。

[2]〔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3]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则但存名目而已。”今考南宋征引之《崇文总目》庆历本之叙录、解题，亦以经史二部为主。

[4]如南唐徐锴所撰《说文解字系传》，原书当为四十卷，而《崇文总目》中著录作“三十八卷”，盖当时馆阁中所藏之本和北宋递传之本，均阙卷二五、卷三十两卷，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此书已补为四十卷，而《崇文总目》的绍兴改定本，此书仍作三十八卷。

[5]《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编成后，在南宋有多次改定、增补的过程，宋代的目录著录和文献称引中，即多有异称。在清代，徐松在不知《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另有完整传本的情况下，从《永乐大典》辑佚《四库阙书》，而此辑本实与今传本《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出自同书的不同版本，详张固也《〈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版本源流考》，见张固也《古典目录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166页、第167—175页。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永乐大典》辑本与《文渊阁书目》的著录名来看，“四库阙书”、“四库阙书录”均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的省称。

[6]今按，西湖书院的板片，在元末又经历过一次损毁，据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陈基《夷白斋稿》卷二十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抄本）记，至正十七年（1357），西湖书院书库倾圮，“书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砾中者，往往刓毁蠧剥”，其后，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西湖书院有一次大规模的修补板乃至新刊书籍。如《金陀粹编》，著录于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但今存《鄂国金佗稡编》之西湖书院刊本，全部板片均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以后新刻。至正西湖书院本有陈基、戴洙后序，据明嘉靖翻刻本载戴洙后序：“其版旧刊之嘉禾，岁久，版脱坏无存。其文藏诸民间者，又遗阙而无全书。宥府经历朱君佑之乃为之遍求四方，得其残编断简，参互考订，合其次第，始克成书。复得续集五卷于平江，盖江西本也。通为□□□，比前尤详。于是将刻梓于平章相国大新祠宇之后，郎中陈君初庵为之序。”由此可知，泰定元年存于西湖书院的岳珂旧刻书板，到至正二十三年板片“脱坏无存”，故需重新收集遗文、考订付梓。类似的，著录于泰定元年《西湖书院重整书目》的《崇文总目》《四库阙书》二书书板亡佚时间，在元在明，尚待详考。

[7]参见董岑仕《〈永乐大典〉之〈崇文总目〉〈四库阙书〉考——兼论〈永乐大典〉中的四十二卷书目汇编》，《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下卷，2018年。

[8]〔明〕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据读画斋丛书本影印，《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另外，钱溥《秘阁书目》，“类书”类下著录“《崇文总目》（二）”，“二”为册数记录，该目实为《文渊阁书目》的一个子版本，参见张升《〈文渊阁书目〉考》，载《史学论衡——庆祝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2页。

[9]赵庶洋最早对四库本《崇文总目》的“《永乐大典》本”提出质疑，参见《〈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底本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10]翁方纲校阅札记与提要手稿，今藏澳门中央图书馆，有影印本与整理本，具体详下。

[11]参见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及《天一阁访归书目》（收入《新编天一阁书目》）、《别宥斋藏书目录》，据《天一阁访归书目》，此书曾经朱氏别宥斋收藏，后赠回天一阁博物馆。

[12]因抄本多有讹误，本文为避免行文繁琐，采用简式校勘记，“（）”表原抄讹字，当删；“［］”表原抄脱文，当补。

[13]如“道书”类的“丹”，多处形讹作“舟”；“胎息”，多处形讹作“贻息”；“诵”，多处形讹误作“讼”等。

[14]今按，此条实前后共八条，上栏均有脱文，详见后文。

[15]湘图本《崇文总目》的“别集一”，天头有朱笔校记：“《小许公集》三十卷、《刘元史歌诗》一卷。”

[16]〔宋〕郑樵《通志》卷七一，《中华再造善本》据元大德三山郡庠刻元明递修弘治印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叶17a。

[17]按，湘图本校补情况详后。其中，湘图本“医书一”虽多有校补，但校补不尽正确。

[18]关于静嘉堂本内页情形，〔日〕会谷佳光《从〈崇文总目〉的编纂到朱彝尊旧藏抄本》介绍较详，另参〔日〕和田罴撰，杜泽逊等点校《静嘉堂秘籍志》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9页。不过，该藏书志将朱彝尊旧藏本著录为“明抄二本”，鉴定有误。

[19]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研究书籍解题》已指出静嘉堂藏本实为六十六卷，见〔日〕长泽规矩也著，梅宪华、郭宝林译《中国版本目录学解题》，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20]按，录文行款据静嘉堂藏本，《皕宋楼藏书志》中所录空字，以“□”识出，以“［］”校补相应文字，最末“时”字，《皕宋楼藏书志》未留空字，目验原本，可知朱彝尊补书“时”于“年”字右侧，恰与上行缺损处相连。

[21]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四“著录”类“《崇文总目》”条，也有朱彝尊按语，看法与书跋、文集跋类似。按，朱彝尊所引“乐平马氏《经籍考》”之说，出自《文献通考》卷二〇七《经籍考》之“《崇文总目》”条下，原为马端临转引郑樵《通志·校雠略》之“泛释无义论”。

[22]除了前文介绍天一阁本黑笔校勘的误抄诸例外，尚有多例，如卷四“乐类”，天一阁本作“共四十八部，计二百八十一卷”，朱彝尊本误作“计一百八十一卷”；卷九“正史”中“《后魏书·天文志》二卷”，朱彝尊本误作“一卷”；卷十二“杂史上”中“《云南事状元》一卷”，朱彝尊本无“元”字，此字原衍，当有校删；卷二二“传记下”中“《辅弼名对》四十卷”，朱彝尊本“名”误作“召”；卷二二“传记下”中“《芝田录》一卷十卷”，天一阁本原当有脱文或衍文，朱彝尊本无“十卷”二字；卷三四“医书一”中“《元门脉诀》一卷”，朱彝尊本“元”误作“亢”；卷三八“医书五”中“《仙人水鉴图诀》一卷”，朱彝尊本“水”误作“冰（氷）”；卷三九“卜筮”中“《周易纥骨林》一卷”，朱彝尊本“纥”误作“统”；卷四十“天文占书”中“《云气则赋》一卷”，朱彝尊本误作“《云气则气》一卷”（今按，据《玉海·天文》，知《崇文总目》此条当为“《云气测候赋》”，天一阁本有形讹与脱字，朱彝尊本增多讹字，而南图钱大昕手跋本、《崇文总目辑释》所依底本，“则”字作阙文空字而该条误作“《云气□气》一卷”，复讹上加讹，钱侗作《崇文总目辑释·补遗》，据《玉海·天文》补入；湘图本有旁校，改作“《云气测赋候》”，疑旁校迻录时有误乙，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则改作“《云气测候赋》”，校改无误）；卷四五“道书一”中“《告元图》一卷（阙）”，朱彝尊本“图（圖）”误作“圃”，并脱“阙”字；卷四六“道书二”中“《长生正义玄门大论》三十八卷”，朱彝尊本误作“二十八卷”；卷四六“道书二”“《辅正除非论》一卷”，朱彝尊本“非”误作“邪”；卷四八“道书四”中“《参同契心鉴》一卷”，朱彝尊本“契”误作“异”；卷五二“道书八”中“《修六丁八史用事科法》一卷”，朱彝尊本“科”误作“紏”；卷五二“道书八”中“《太清越章》一卷”，朱彝尊本“越”误作“起”；卷五五“释书中”中“《佛说一乘竟究佛心戒经》一卷”，朱彝尊本“戒”误作“成”（今按，据《宋史·艺文志》，“竟究”当为“究竟”之误乙）；卷五五“释书中”中“《禅关八问》一卷”，朱彝尊本“八问”误作“入门”；卷五八“总集下”中“《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一卷”，朱彝尊本误脱“诗”字；卷六五“别集七”中，在下栏的“令狐楚《梁苑文类》三卷（阙）”的“阙”字，朱彝尊本均错行至次行下栏原无“阙”字的“《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处。另外，“道书”类中，天一阁本“丹”多误作“舟”，“胎息”多误作“贻息”，而朱彝尊本已校正。

[23]增补的撰人，“易类”十一条，包括：《易纬》九卷（宋均注）（今按，此条天一阁本有“阙”，朱彝尊本录副时脱去）、《元包》十卷（卫元嵩）、《周易新论传疏》十卷（阙阴弘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等）、《周易举正》三卷（郭京）、《周易物象释疑》一卷（东乡助）、《周易甘棠正义》三十卷（任正一）、《周易口诀义》六卷（阙史证）、《周易正义补阙》七卷（邢璹）、《易论》三十三卷（王昭素）、《周易言象外传》十卷（王洙）；“书类”五条，包括：《尚书大传》三卷（伏胜）、《尚书正义》二十卷（孔颖达）、《尚书广疏》十八卷（冯继先）、《尚书断章》十三卷（成伯玙）、《尚书释文》一卷（陆德明）；“诗类”五条，包括：《韩诗外传》十卷（韩婴）、《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陆玑）、《毛诗正义》四十卷（孔颖达）、《毛诗指说》一卷（成伯玙）、《毛诗断章》二卷（成伯玙）；“礼类”五条，包括：《周礼疏》五十卷（贾公彦）、《仪礼疏》五十卷（贾公彦）、《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三礼义宗》三十卷（崔灵恩）、《礼记外传》四卷（成伯玙）；“乐类”一条，为《羯鼓乐》一卷（南卓）；“春秋类”三条，包括：《集传春秋微旨》二卷（陆）、《集传春秋辨疑》七卷（陆）、《非国语》二卷（柳宗元）（今按，两条“陆”字，指“陆淳”）。

[2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五《经籍考》，《中华再造善本》据元西湖书院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叶7a。

[25]其中，易类二条，四库本均从《文献通考》摘引《崇文总目》叙录，而不录抵牾的文字。《尚书断章》下，馆臣则加按语，指出：“谨按，天一阁抄本此书下有‘成伯玙’三字，与注‘不著名氏’之说不符，恐是朱彝尊所加，非原本所有。”《崇文总目辑释》于《周易正义补阙》条下言：“陈诗庭云：前《周易正义》‘孔颖达等’四字，下卷《尚书断章》‘成伯玙’三字及此‘邢璹’并与《通考》所引互异，疑世所传天一阁本即朱锡鬯所钞，而此数条皆其增加者。锡鬯曾撰《经义考》，故旧本于经部注释撰人独多。”

[26]各例校改，均见于《玉海·艺文》，而以“《搜神总记》十卷”条最为显证，《玉海》卷五七《艺文》“晋博物志”条，言，“《书目》：《搜神总记》十卷。《崇文目》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题‘干宝撰’，非也”；《宋史·艺文志》以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为底本删修而成，著录作“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其后又有“《宝椟记》十卷，并不知作者。”又以为“不知作者”，或即从某一解题中既题“干宝”又作不著撰人的《国史·艺文志》来。朱彝尊本上校补“不著撰人名氏”，当即出自《玉海·艺文》，而非据正史艺文志校补。

[27]此外，蒙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告知，杭州图书馆藏有《宋崇文总目》一帙（书号：181-4198-28276），并惠示首叶。据该馆著录，该本为清抄本，分四册，末录有朱彝尊跋。从首叶看，该书用无格稿纸，半叶九行，行二十余字，分上下两栏抄，版心无书名、叶数，卷首钤有“朱遂翔印”白方、“杭州图书馆古籍藏书”朱长二印。卷首“易类”，已经增补了朱彝尊本上第一次校勘所补入的撰人，且“《周易新论传疏》十卷”下注“阴弘道／阙”，已调整“阙”之位置。因暂未得见原书，从著录与首叶信息来看，该本疑属从朱彝尊本而出的半叶九行本系统，附识于此。

[28]侯印国《钱大昕佚文〈清抄本崇文总目〉考叙——兼说南图藏清抄本〈崇文总目〉系〈崇文总目辑释〉底本》（《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有录文，不过，录文中有未辨识字和误认。

[29]其他讹误，如卷六五“别集七”，他本作“共六十二部”，张蓉镜本误作“共六十三部”；卷五十“道书六”的“《龙虎乱日篇》”，张蓉镜本“日”误作“目”；卷六三“别集五”的“王翃赋一卷（阙）”，张蓉镜本“翃”误作“栩”；卷六三“别集五”的“倪曙赋一卷（阙）”，张蓉镜本脱“阙”字等。

[30]〔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观古堂刊本，叶47b；又王闻远《孝慈堂书目》龙池山房抄本“簿录”类，有“《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一册钞，百十一页”，略同。按，《孝慈堂书目》今存清抄本多种及叶德辉观古堂刊本。其中一本用“龙池山房秘本”稿纸，此稿纸为王闻远自抄本所用，疑该本为王闻远未定稿本，部分类目名与其他抄本有所不同，有的类目下收录书籍的数量，也少于其他抄本。《孝慈堂书目》乾嘉时期即已流传，黄丕烈、顾广圻均曾经眼，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四《太常因革礼跋》言：“见郡城莲泾王氏家藏书目，云：《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五册，失五十一至六十七，共缺十七卷，钞，白，五百七十六翻。”顾广圻所见王闻远书目著录叶数，而这一记载，与《孝慈堂书目》国图藏蒋凤跋清抄本“故事职官”类、观古堂刊本“政事职官”类著录的《太常因革礼》合；南京图书馆藏正文斋钞本，有《太革因常礼》，唯该本往往不记叶数，除叶数外，与他本大体相合。龙池山房抄本有“故事职官”类，但其中未收《太革因常礼》，且所收书籍远少于他本，故以下《孝慈堂书目》，用观古堂刊本。

[31]如〔元〕黄庚《月屋漫藳》，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诗文集”类著录作“一册抄，白，七十七番”，今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王闻远校并跋、黄丕烈跋本，虽改装为二册，而叶数上，正为七十七叶本；又，〔明〕胡翰《胡仲子集》，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诗文集”类著录作“宋濂序，二册钞，白，二百十八番”，今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钤盖“东吴王莲泾藏书画记”“华亭王闻远印”“右军后人”“拥书岂薄福所能”等王氏藏印的旧抄本，虽改装为四册，但序跋、叶数等与《孝慈堂书目》合。

[32]〔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54页。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王闻远声宏”条，亦有“莲泾孙元理《元音》跋”之述，而较《缘督庐日记》所引为略，仅言“是书借抄于竹垞朱先辈”，无年月，亦无“家中”二字。

[33]按，丁丙浮签，主要由摘录书末钱大昕手录《直斋书录解题》中《崇文总目》叙录、钱大昕手录朱彝尊《曝书亭集》跋和钱大昕手跋构成，最后增“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补辑，分编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较此原录，更臻核备矣”一句。编纂刊刻《善本书室藏书志》时，在迻录钱大昕手跋题识时，据浮签整理而有脱文，作“盖南渡时馆阁所储”，其中，“馆阁”二字下，脱“诸臣以《崇文目》校当时秘阁”十一字，见〔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光绪刻本，叶1a—1b。

[34]这一抄本虽用半叶十行的行款，但从行款、文字、分栏、换叶等，不属于后文所述半叶十行本系统。

[35]今按，“注”，朱彝尊《曝书亭集》及钱大昕手跋中迻录，均作“序”，疑刊刻误作“注”。

[36]〔清〕钱大昕撰，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上海：上海书店，2011年，第288页。

[37]汪炤生卒年，参见陈鸿森《〈清史列传·儒林传〉续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1月。陈鸿森据王鸣韶《鹤溪文编》稿本中《少山汪先生哀词》，考得汪炤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38]《宋会要》此段，今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六》，作“（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比降旨，令秘书省以《唐艺文志》乃《崇文总目》，据所阙者，榜之捡鼓院，许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项之书投献。尚恐远方不知所阙名籍，难于搜访抄录。望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从之。”按，徐松嘉庆十五年之后，利用《全唐文》馆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会要辑稿》，时钱大昕已去世。翁方纲校阅札记中，曾抄此段，书名作“《中兴会要》”，唯记为“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事（〔清〕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1页）；翁方纲作分纂稿时，改题作“《宋续会要》”，并有节引，（见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19页）；至《四库全书总目》，从翁方纲分纂稿删改而出，改题作“《续宋会要》”，续有删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记书名、异文等，全同《四库全书总目》，唯“向子固”误作“向子坚”，而《十驾斋养新录》他处尚有引及《四库全书总目》，故钱大昕所引《续宋会要》，实从《四库全书总目》转引。

[39]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书前自序署嘉庆四年，但其中所收条目，直至钱大昕嘉庆九年（1804）去世前仍在审定校样，并不断修订增补，至嘉庆十年方刊成，参见陈鸿森《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88年，五十九本第四分。

[40]其中，“《冯宿文集》一卷”，在各本中原作“阙”，而钱大昕手跋本中，属“不阙”，当为祖本漏抄“阙”，而随后误调整入“别集二”的“不阙”条目中。

[41]从朱彝尊本至钱大昕手跋本脱漏的三十条，大致可分四类：1、《崇文总目》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原有重出，天一阁本书名重复而无撰人注人小注时，钱大昕手跋本删削条目致脱漏，包括卷四“乐类”中“《广陵止息谱》一卷”，卷十三“杂史下”中“《陷蕃记》四卷”（前有“《晋朝陷蕃记》四卷”）、“《十二国史》四卷”，卷十四“伪史”中“《家王故事》一卷（阙）”，卷十七“刑法”中“《法要》一卷（阙）”，卷二十“岁时”中“《四时纂要》五卷”，卷三十“类书上”中“《通典》二百卷”、“《会要》四十卷”，卷三四“医书一”中“《本草》二十卷”，卷三九“卜筮”中“《灵棋经》一卷”，卷四四“《元灵子相法》一卷”，卷四六“道书二”中“《神仙可学论》一卷”，卷五十“道书六”中“《灵砂受气用药诀》一卷（阙）”，卷五二“道书八”中“《老子六甲秘符妙录》一卷（阙）”，卷五四“释书上”中“《起信（言）论》二卷”（依次第，天一阁本有“《起言论》二卷”与“《起信论》二卷”，钱大昕手跋本改在前的“《起言论》二卷”作“《起信论》二卷”，并删后一条“《起信论》二卷”），卷五八“总集下”中“《杂诗》一卷（阙）”，共计十六条。另外，钱大昕手跋本卷十九“氏族”中，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有两条“《唐氏谱略》一卷”，前后相差五条，钱大昕手跋本仅出一条，而下注“又一部”，但这一体例，在该本他处未见。2、迻录时脱漏整行或临行的，包括卷二二“传记下”中“《纪文谭》一卷”、“《朝野佥载》二十卷”，此二条原载一行，迻录时整行脱漏；卷三五“医书二”中“《王氏医门集》二十卷（阙）”、“《集验方》一卷（阙）”，此二条原载一行，迻录时整行脱漏；卷三七“医书四”中“《食性本草》十卷（阙）”、“《食疗本草》三卷（阙）”，此二条天一阁本原载前行下栏与次行上栏，当为迻录时上下栏错行脱漏，二条均属“阙”，不详是抽出“阙”前脱漏还是抽出“阙”后迻录脱漏；此类情况，共计六条。3、散见脱漏，包括卷三九“卜筮”中“《周易八仙经》一卷”，卷四十“天文占书”中“《元象应验录》二十卷”，卷四六“道书二”中“《学道登真论》二卷”，卷五八“总集下”“《十哲僧诗》一卷（阙）”，卷六一“别集三”中“《僧子兰诗》一卷”，卷六三“别集五”中“丘光业诗一卷（阙）”，共计六条，均出现在抽出“阙”排于类末的卷帙。4、朱彝尊本等有空字，而脱漏。卷六三“别集五”中“《□鼎诗》一卷（阙）”、“《□□诗》一卷（阙）”，共计两条。从天一阁本起，《崇文总目》抄本中就有较多的脱文、空字，部分脱文较多的条目，较难推测底本原为何书，而钱大昕手跋本中，仍保留了部分带阙文空字的条目，如卷三十“类书上”的“《○抄》十二卷（阙）”、“青□十卷”、卷三九“卜筮”的“《□术》一卷”、卷五八“总集下”的“《○风集》十卷”、卷六十“别集二”的“《□□集》二十卷”、卷六一“别集三”的“《○○诗集》五卷”等，两处脱漏，或为迻录时的偶脱。

另外，钱大昕手跋本卷四五“道书上”的“以下俱阙”的条目中，叶59a第十行上栏有“《无上秘要》卷（重出删）”一条，该叶第四行上下两栏分别为“《一切道书音义序》一卷。《无上秘要》一卷。”他本《无上秘要》并未重出，从非乱序本注“阙”书籍的排序来看，第四行下栏当为正确的排序，而第十行上栏处原不当有此条。疑钱大昕手跋本的底本在调整“阙”与“不阙”时，第四行原单起一行，先漏抄下栏的“《无上秘要》一卷”，后在第九栏下栏（“《三洞□□仪》一卷”条）后补抄，复又寻绎次第，将排序调回原位，而于第十栏上行补“重出删”小注。与钱大昕手跋本同源的《崇文总目辑释》未重出“《无上秘要》”，在“《一切道书音义叙》”（按，“叙”为《崇文总目辑释》刊刻时改动）后有《无上秘要》一条。

[42]如卷三七“医书四”的两部《发背论》，他本分别注“僧智宣撰”、“白岑撰”，而钱大昕手跋本均无“撰”字。

[43]如“别集一”，在天一阁本等中，前后相连的有“《王勃文集》三十卷”“王勃《雕虫集》一卷（阙）”“《盈川集》二十卷”“《卢照邻集》十卷”、“《幽忧子》三卷（阙）”，其中，《幽忧子》，据《宋史·艺文志》，可知为卢照邻集，同一作者的别集，原前后顺序相连，而根据南图钱大昕手跋本的抄本体例，将王勃《雕虫集》、卢照邻《幽忧子》这两条标为“阙”的条目移至类末，而割裂了旧本的次第。

[44]《玉海》中保留了《崇文总目》部分类目的书籍数量、卷数和各卷起讫书籍，可印证南图钱大昕手跋本打乱次第，如《玉海》卷三“天文·天文书下”“唐十二家天文”条，注：“《崇文总目》‘天文占书’五十一部，百九十七卷。自《荆州刘石甘巫占》至《乾象新书》。”天一阁本等卷四十“天文占书”类，正以注“阙”的“《荆州刘石甘巫占》一卷”为始，不注“阙”的“《景祐乾象新书》三十卷”为尾。南图钱大昕手跋本正将不“阙”的条目抽至一类之始，“阙”的条目抽至一类之末，而“天文占书”类的首尾条目，无法与《玉海》记载相合。

[45]钱侗嘉庆四年二月所撰《崇文总目辑释小引》，言底本为“侗家旧藏四明范氏天一阁钞本”，该本“止载卷数，时或标注撰人，然惟经部十有一二，其余不过因书名相仿，始加注以别之。此外别无所见，读者病焉。”（见〔宋〕王尧臣等撰，〔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辑释》，汗筠斋丛书本。）惟卷三“道家类”（原卷二十五）的《阴符经小解》，“阙”下小注作“见汪氏钞本”，透露出《崇文总目辑释》底本与钱大昕所述的汪炤传录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46]此前的研究已关注到该本与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关系密切，杨恒平《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现存版本考论》一方面根据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小引》与《崇文总目辑释》注，以为《崇文总目辑释》的底本即为“汪氏（汪炤）抄本”，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谈及的《崇文总目》汪炤抄本为“同本”，未鉴定出钱大昕跋为钱氏手跋，推断该本“是依据汪氏抄本的传抄之本”，而两本关系密切，以为该本反映了“钱辑本底本踪迹”。侯印国《钱大昕佚文〈清抄本崇文总目跋〉考叙——兼说南图藏清抄本〈崇文总目〉系〈崇文总目辑释〉底本》则通过笔迹鉴定，确定书后跋为钱大昕手书，由此论定“南京图书馆藏钱大昕跋本《崇文总目》，正是钱东垣等的工作底本”。不过，钱大昕手跋本为《辑释》的工作底本的说法，笔者并不认同。《辑释》的汗筠斋丛书本有早印本、晚印本之别，晚印本约为嘉庆十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刊行后、嘉庆二十年（1815）钱侗去世前完成《辑释·附录》部分的板片改刊。其后，粤雅堂丛书本以晚印本为底本刊刻。光绪年间的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实以汗筠斋丛书板片剜改板心丛书名后刷印。从具体的校勘、异文、源流等来看，钱大昕手跋本实属从钱侗家藏本而出的分支版本，对钱大昕手跋本上的钱大昕手校情况，该本与《辑释》的源流先后问题，《辑释》刻本的印次关系等，参见董岑仕《〈崇文总目辑释〉编纂考——兼论南京图书馆钱大昕旧藏本〈崇文总目〉非〈崇文总目辑释〉底本》，《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47]《崇文总目辑释》的汗筠斋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等刊本，为清代以来流传最广的《崇文总目》刊本，但以往在未见旧钞的情况，对于《崇文总目辑释》书下撰人为钱东垣等据史志等“补释撰人”往往缺乏认识，以至于误以为这些经钱东垣等补释的撰人代表了《崇文总目》的旧貌。对于这一点的发覆，最早见于张固也、唐黎明《〈崇文总目辑释〉“补释撰人”考》，《文献》2011年第3期。

[48]在《辑释》所依底本有撰人小注的情况下，一般注“见天一阁钞本”，盖《辑释》以为其底本即“天一阁钞本”。若《辑释》据他书辑得解题，则仅注辑得的解题出处，如卷五七“总集上”，《文选》六十卷，天一阁本、钱大昕手跋本等有“唐李善注”小注，而《辑释》卷五（原卷五七）“总集上”中“《文选》六十卷”言：“【原释】唐李善因五臣而自为注。（见《东观余论》）”虽然辑补得到了《崇文总目》中的旧有解题，但泯灭了旧抄本原有小注的面貌。有的旧抄本的小注，实与他书引文相同，而《辑释》亦不注“见天一阁钞本”，如卷一（原卷三）“礼类”的“《三礼图》九卷”，天一阁本、钱大昕手跋本等有小注：“梁正撰。阙。”《辑释》则言：“【原释】梁正撰。（见《玉海》艺文类，凡两引。）阙。（见天一阁钞本。）”未言《辑释》底本原有“梁正撰”小注的情形。

[49]钱侗等一方面将绍兴改定本之“阙”纳入“原释”，并未了解到“阙”字反映的实为南宋绍兴以后馆阁藏书面貌，而非《辑释》力图勾稽北宋庆历本的“原释”，另一方面，他们未理解庆历本解题中提及的卷帙“阙佚”与绍兴改定本注“阙”字有含义差别，以致出现了根据辑得的解题删削绍兴本对应条目所注“阙”字的情况。

[50]钱大昕手跋本，较其他《崇文总目》的脱、衍等讹误明显为多，《崇文总目辑释》的底本与钱大昕手跋本同源，因底本的先天不足，亦难免带来误考与误校。卷二七“小说上”的“《续前定录》一卷”，在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各本中，无“前”字，作“《续定录》一卷”；后“《□定命录》一卷”，在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等各本中，均作“《感定命录》一卷”，无空字。《通志·艺文略》“传记·冥异”类，多从《崇文总目》此类前后条目辑纂而成，据《通志·艺文略》等可知，前者当是“温畬《续定命录》一卷”而天一阁本等脱漏“命”字，《辑释》底本、钱大昕手跋本复又误衍；后者即《通志·艺文略》中不著撰人名氏的“《感定命录》一卷”，《辑释》底本、钱大昕手跋本有空字，《辑释》以为空字当作“续”，并补释撰人作“温畬撰”，两条校勘均有误，均因《辑释》据有脱、衍的底本进行考证而致误校。

[51]如上图本卷四“乐类”的“《降声引谱》”，“声”字误作“圣”；卷三二“算术”之“新术五曹要术”，二“术（術）”均误作“述”而湘图本均不误；湘图本卷四“乐类”“大唐正声新祉琴谱”，“祉”误作“【礻正】”，而上图本不误。

[52]文字讹误的，如卷十二“杂史上”的“《续正陵遗事》一卷”的“正”字，湘图本、上图本均脱。卷二十一“传记上”中“《虬须（鬚）客传》一卷”，湘图本、上图本“鬚”均误作“髯”。卷二六“法家”中“《管子》十八卷（刘向禄校）”，湘图本、上图本均脱“禄校”二字。卷四二“《明时总要历》”，湘图本、上图本“总要”均误作“要览”。卷三二“算术”中天一阁本、朱彝尊本“龙爱《算法》二卷”，湘图本、上图本均作“龙爰《算法》二卷”（今按，据《新唐书·艺文志》，当作“龙受”）。卷四四“五行下”的“《五音山岗诀》一卷”，湘图本、上图本“岗”均误作“前”。卷六十“别集二”中“《施肩吾集》十卷”，湘图本、上图本“肩”均误作“局”；“《沈光文集》五卷（阙）”，湘图本、上图本“光”均误作“尧”；“《雾居子》十卷”，上图本、湘图本均误作“《露居集子》十卷”，“雾”有形讹，并衍“集”字。“《郦元集》一卷（阙）”，“郦”字，上图本、湘图本均误作“励”。天一阁抄本、朱彝尊本有“阙”而湘图本、上图本脱漏“阙”等的情况亦夥。行款错乙的，如卷十七“刑法”类，湘图本、上图本叶17b的第五行下栏“《仪制赦书德音》十卷（阙）”与第六行下栏“《太平兴国编》十五卷（阙）”，在下栏出现乙文，在天一阁本等中，此二条原分载叶18b第一行下栏和叶18a第九行下栏；又如卷四六“道书二”类，湘图本、上图本叶59a第七行下栏“《五公子问无虚道经》一卷”与第八行下栏“《仙传拾遗》四十卷”，在下栏出现乙文，在天一阁本等中，此二条原分载叶68a的第六行下栏和第五行下栏。条目误衍的，为卷六六“文史”类第三条，上图本、湘图本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阙）”为衍文，而与此类第六条（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实载第五条）重出。

[53]参见下文倪模藏清抄本的示意图。

[54]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卷上“《崇文总目》一册（秀水朱氏传抄本）”，收入叶启勋、叶启发撰，李军点校《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页。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卷二“《崇文总目》一册（秀水朱氏传抄天一阁抄本 朱彝尊、翁方纲批校）”，收入叶启勋、叶启发撰，李军点校《二叶书录》，第226页。

[55]封文权藏并编《篑进斋书目》“目录类”著录作：“《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一册。宋翰林学士王尧臣同聂冠卿、郭缜、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撰。钞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七十一册之第二十五册，叶1。索书号：797134—204）

（未完，剩余部分见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