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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学视角读《四库全书总目》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硕士生 路择权 一、选题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二百卷。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成就之高，为古典目录学之绝无仅有者。学者莫不资其津逮，奉为指南。 清人张之洞就曾有言“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其学术价值一直在吸引我，可并没有时间很好的阅读，希望这次通过导读，以史学的视角能更深一层的认识它 ，更多了解古代学术和乾嘉时期的史学观念。 二、《总目》研究概况 《总目》问世以来，有三个研究时期。 第一，19世纪。乾嘉学人评价普遍较高，如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如钱大昕、姚鼐等。道、咸以后，“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 第二，20世纪前半期。以陈垣对《总目》佛教史籍部分错误的纠正，余嘉锡主要对史、子、集部的纠补，王重民以目录学家的眼光对《总目》的补正、杨家骆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研究《总目》。此外，郭伯恭、周云青、钱穆等也有研究。 第三，20世纪后半期。80年代前主要还是余嘉锡，王重民等人为主。80年代后有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此外如周积明，曹之，黄爱平，张新民，司马朝军等也有研究，具体见后面附录。 三、《总目》编纂 （一）背景起因 1、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嬗变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总目》编撰的影响 3、纂修《四库全书》工作本身的需要。如书籍的辩伪，价值的判断，书籍内容的介绍等。 （二）作者考辩 对于《总目》作者问题，已有许多人进行过研究，大约有三种意见。一是馆臣集体作，二是纪昀作，三是清高宗“钦定”。司马朝军对此论述较为客观，笔者同意他说的《总目》是官修集体所作，但没有注意到历史演进中的互动关系。故笔者认为：皇上、总裁、总纂官、分纂官互动过程中几经修改而完成的，各有其作用。 1、清高宗主要贡献为定分类，定大例；定是非，决疑似；定去取，定存毁。起作用在先而不在后。 2、总裁官裁正如于敏中曾与陆锡熊、纪昀反复讨论，他提出的凡例、褒贬、编撰标准分类等问题在《总目》中得到体现，并且他还与其他总裁官进行过讨论，如刘统勋，李友棠等。 3、总纂官修订。总纂官人数有争论，但主要贡献为纪昀和陆锡熊争论不大。纪昀主要贡献：一是主持《总目》分类，二是主纂总序，类序。三是主纂案语，四是安排排列顺序，五是修改提要稿，六是主持《总目》校勘工作。陆锡熊也做出了极大贡献。 4、分纂官起草。分纂官人数很多，此处仅介绍几位主要人物。一是翁方纲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他的主要工作为一是抄序目，二是签禁毁，三是撮大要，四是拟等次。二是姚鼐《惜抱轩书录》但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与《总目》重考据不合。三是邵晋涵的《南江书录》，他以史学著称提要稿也以史部为主，特别是正史。另外余集，戴震也各有作用。司马朝军对戴震作用的被夸大所做的考证也有一定道理。 四《总目》之我论 编纂《总目》，目的明显不在于藏，而在于“用”。然而不同于现代信息资源理论，四库全书的“用”不仅是为了标榜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以昭其朝文治之盛，而且隐藏在“稽古右文”之下的是乾隆帝实行文化专制，延续其民族文化扼杀政策图谋。作为配合和加强《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实现编纂目的而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也就被统治阶级利用目录的揭露并宣传图书艺术的作用来掩藏其删节改窜、重编和清洗旧本内容的工作，进而驳斥其中的进步思想，为清朝统治服务，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虽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却“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也正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既是我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者，提要体例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里程碑，又是通篇反映着封建正统思想于分类思想、著录原则、类目设置的政治工具。 （一）《总目》思想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共200卷，其中圣谕一卷，凡例二十则，分经、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统分四十四类，类有小序，共子目六十七个。其中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小序“详述其分并隶属，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透过其目录体系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四库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 “四库法”是泛指一种在分类代码、分类构架、分类原则等多方面坚持了传统分类特征的分类体系。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即是四库法的伊始。“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序所言，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文化之根源的经部理应居首位，而史部始于三国，后来兴盛一直仅次于经，因此位居第二。子部始见于《七略·诸子略》，以思想性为渊源。在一个注重思想统治的社会里，集部理应先于出现较晚，直到东汉才出现于《七录·文集录》，以文学性为特征的集部。这即是四库之由来。 在二级类目上的类目设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体系的严谨性作了进一步阐明。如经部，《汉书·艺文志》中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以表也；《诗》以正言，义以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著，概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所以易类成为了经部的首部。又如子部，虽被认为是立类最不科学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论述到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方技、艺术“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旁资参考者也”，释家、道家“外学也”，以及各学科各派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而大致勾勒出了一幅以儒家为核心的百家知识发展体系。并且在同类部次中又依照时代先后为序，且以帝王著作冠以首。 （二）《总目》收录原则 《总目》共著录了图书10254部172860卷，是我国最大的古典目录。而因书设类是我国古代历代采取的图书整理的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收录图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其书目的费分类。 就《四库全书》图书来源来说，有内府书、采进本、进献本、赦撰本、通行本，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善本珍本。而其收书著录情况主要是：元代以前的著作，著录是比较全面的；明代的著作，重要的基本著录了；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也大致著录了。[3]深究其收录标准，乾隆帝定下标准是“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不受外，“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评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指出是凡儒家学说的书籍优先收录；凡官吏之著作，大多收录；收录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文和著作。 《总目》的收录原则声称“兼收并蓄”和“协中”，然而实际上这是建立在除了“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之作的，也就是离开封建的经、背叛封建正统的道的民主思想、进步思潮、反封建主义的书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的书籍。对于这一点，《总目》明显要严于《隋书·经籍志》和《永乐大典》。再加上，《四库全书》修撰时销毁的大量书籍，统治者的“寓禁于征”政治目的立即暴露无遗。黄爱平认为19年禁书中大约毁书3100种，15万1000多部。 相对于清王朝当时的文化和学术发展水平而言，《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涵盖的面是不全的。一则它贵远贱近，收录清代书籍较少，二则学术偏见重，突出表现在文学艺术上重儒轻杂、重诗歌散文轻戏曲小说、重写实文体轻虚构性纯文学作品等。如集部就不收戏曲小说，用纪昀对《聊斋志异》的评述为代表，认为小说“令燕妮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三则忽视科技，鄙薄科学。《总目》的凡例中明确规定“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名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在这种思想下，“但就四库所储，则其稍古者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也因此使得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如《天工开物》、《种艺必用》未被收录。四则对西方学术、科技介绍较少。《四库全书》未收录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传教士的学术著作，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籍，共涉及乾隆以前的西方作者17人，学术著作29部，但这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的程度是既不相称的。此外对于西方的思想，清朝统治者是极为排斥的，因此关于宗教及思想性的著作基本是不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即使收入《总目》，提要中也总是以贬斥为主。 （三）《总目》著录原则 首先，《总目》的著录原则体现在其在凡例中对古代目录著录方法的批评：“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交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王重民认为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如此批评源自于其自己的“未能协中”。通览《四库全书总目》的确也没有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 其次《总目》中分类原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内容为准，即“辨事”类，另一种是以体裁为准，即“辨体”类。我们应该看到《总目》不以书名分类，不犯《隋书·经籍志》的旧错误的进步之处。此外《总目》按著书主旨归类，如将《春秋内外传类选》归入类书是因为其“但取俪辞，无关经义，仅供翻检资料之用”等也是其一大进步。但是除去如《山海经》等具体书籍归类错误外，辨事体分类原则也有其不恰当之处。突出表现在于对儒学的纯洁性的关注上，《四库全书总目》编者是完全否定名家、纵横家、墨家的，认为凡涉及非纯儒学家思想“谈理有出入”“论事参利害”者，均属于杂学，且是“屏斥必力”的，也因此子部的庞杂与编者追求的儒家的纯正有直接关系。至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辨体类目，主要体现在谱录类。因为这种分法使得相同内容性质的书因雅俗不同、正别有异、妍媸之分而分散，许多内容性质不同的书又混杂在一起，进而造成了类目界限不明。如谱录类器物属所收的品评器物的书籍与杂家类杂品属所收的品评器物的书籍就较难以区分清楚，只能以数量品种多寡来定，明显这种分类的做法是不科学。 再次《四库全书总目》为服务于封建统治的还作了一定的“变通”。就是对待一些特殊的书籍，“论人不论书”或“论书不论人”。看似矛盾的两种标准实际并不矛盾，是统一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隐含标准之下的，因而即使无关儒经的书籍也能因作者的“品行”而归入经部。 （四）《总目》提要特点 余嘉锡认为中国古典目录最突出优点即在于提要的撰写，《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历代提要的集大成。王重民称赞《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总结了刘向以来的，特别是宋代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方法方式，汲取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书家所写题跋记的方法和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反映图书的版本、文字、内容，特别是结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宣传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囊括了辑录体、传录体、叙录体等多元特点。在提要中有关于学术源流的介绍如子部总序，有功能近似于互著、别裁的关于归类原则的叙述，有关于文献内容的介绍，作者生平的概说等，内容可谓及其之丰富，表现方式也灵活多样。 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是“钦定”的，提要也是封建思想的体现，尤其是乾隆帝及其下考据学派为主的编者们的思想的反映。《论衡》这部提出了无神论的著名著作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被归入了杂家类杂说属，理由是“其言多激，刺秦、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 （五）《总目》局限 《总目》成就学界广泛认可，笔者仅就其不足之初作简要说明。 一是类目设置失当。辨体类目设置不当，就会造成同书异类。如同是记载宋代历史的书，《宋史》入正史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入编年类，如果先以朝代集中，然后按体裁进一步分类，就会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也会造成异类同书，如子部谱录类，凡是别的类目不要的都收入。类书和丛书入子部也不当。二是类目义界不明，如音乐之书经部乐类和子部艺术类，史部杂史类与子部杂家类杂说，小说家类等 。三是辨伪误断也有。四是考证轻视物证，取材较窄，考证不祥也不少。 （六）《总目》相关的书目 一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金简负责对《四库全书》选本。 二是《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是随着《荟要》产生的，可于《总目》相对照。 三是《总目》与阁书提要不相同。 五、《总目·史部》略论——《总目》之我见 （一）史部著录分析 此部分仅仅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地认识。 1、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 《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2、正史类一 《正史》之名，见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 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 《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裴骃撰。 《史记索隐》·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唐司马贞撰。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唐张守节撰。 《读史记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国朝汪越撰，徐克范补。 《史记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国朝邵泰衢撰。 《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怀太子贤注。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熊方撰。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吴仁杰撰。 《三国志》·六十五卷（内府刊本）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辨误》·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详时代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杭世骏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 《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梁沈约撰。 《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梁萧子显撰。 《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唐姚思廉奉敕撰 《陈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唐姚思廉奉敕撰。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北齐魏收奉敕撰。 《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唐李百药奉敕撰。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 《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唐魏徵等奉敕撰。 3、正史类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唐李延寿撰。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唐李延寿撰。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晋刘昫等奉敕撰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吴缜撰。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宋薛居正等奉敕撰。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宋吴缜撰。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厉鹗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明宋濂等奉敕撰。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 4、正史类存目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宋洪遵撰。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明程一枝撰。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宋倪思撰，刘辰翁评。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许相卿编。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杨陆荣撰。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项梦原撰。 5、编年类 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蒐罗遗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实惟存温大雅一书，不能自为门目。稽其体例，亦属编年。今并合为一，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 《竹书纪年》·二卷（内府藏本） △《竹书统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文靖撰。 △《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汉荀悦撰， △《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晋袁宏撰。 △《元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隋王通撰。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唐温大雅撰。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元胡三省撰。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陈景云撰。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王应麟撰。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宋司马光撰。 △《通鉴释例》·一卷（内府藏本）宋司马光撰。 △《稽古录》·二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宋司马光撰。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宋刘恕撰。 △《皇王大纪》·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胡宏撰。 △《中兴小纪》·四十卷（永乐大典本）宋熊克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李焘撰。 △《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张自勋撰。 △《纲目分注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芮长恤撰。 △《纲目订误》·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陈景云撰。 △《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吕祖谦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永乐大典本）宋李心传撰。 △《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陈均撰。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刘时举撰。 △《西汉年纪》·三十卷（永乐大典本）宋王益之撰。 △《靖康要录》·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内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宋金履祥撰。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旧本题元陈桱撰。 △《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王祎撰。祎字子充，义乌人。 △《元史续编》·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胡粹中撰。 △《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徐乾学撰。 5、编年类存目 △《考定竹书》·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孙之騄撰。 △《五代春秋》·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尹洙撰。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内府藏本）宋江贽编。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朝散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经进”。 △《增节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内府藏本）宋陆唐老编。 △《通鉴纲目测海》·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元何中撰。 △《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补注》·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张庚撰。 △《帝王纪年纂要》·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元察罕撰，明黄谏补。 △《明本纪》·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邱濬撰。 △《通鉴纲目前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许诰撰。 △《经世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魏校撰。 △《人代纪要》·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顾应祥撰。 △《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沈越撰。 △《明大政记》·二十五卷（内府藏本）明雷礼撰。 △《明六朝索隐》·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明雷礼撰，何应元校。 △《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明南轩撰。△《龙飞纪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吴朴撰。 △《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内府藏本）明薛应旂撰。 △《甲子会纪》·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薛应旂撰。 △《宪章录》·四十七卷（内府藏本）明薛应旂撰。 △《考信编》·七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杜思撰。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黄光昇撰。 △《成宪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秘阁元龟政要》·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旧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题绣水卜世昌校订。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题绣水屠衡校订。△《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内府藏本）明支大纶撰。 △《明大政纂要》·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谭希思撰。 △《大政记》·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朱国桢撰。 △《两朝宪章录》·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明吴瑞登撰。△《国史纪闻》·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张铨撰。 △《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内府藏本）明顾锡畴撰。 △《历代二十一传残本》·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程元初撰。 △《春秋编年举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杨时伟撰。 △《皇王史订》·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国朝李学孔撰。 △《此木轩纪年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焦袁熹撰。 △《读史纲要》·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王植撰。 6、纪事本末类 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其初皆起於创。其初有所创，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於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 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於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於此焉。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行本）宋袁枢撰。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章冲撰。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宋徐梦莘撰。 △《蜀鉴》·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炎徼纪闻》·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田汝成撰。 △《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陈邦瞻撰。 △《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陈邦瞻撰。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敕撰。 △《亲征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大学士温达等撰进。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大学士来保等恭撰奏进。 △《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撰奏进。凡分三编。 △《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等恭撰奏进。 △《钦定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大学士于敏中等恭撰奏进。 △《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奉敕撰。 △《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 △《绥寇纪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吴伟业撰。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通行本）国朝谷应泰撰。 △《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冯苏撰， △《绎史》·一百六十卷（通行本）国朝马骕撰 △《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高士奇撰。 △《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蓝鼎元撰。 ──以上“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7、纪事本末类存目 △《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明高岱撰。 △《永陵传信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戴笠撰。 △《高庙纪事本末》（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旧本不著名氏。 △《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杨陆荣撰。 ──以上“纪事本末类”四部、二十六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8、别史类 《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 △《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唐许嵩撰。 △《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宋曾巩撰。 △《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苏辙撰。 △《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宋王偁撰。 △《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罗泌撰。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叶隆礼撰。 △《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 △《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黄震撰。 △《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篯家藏本）宋萧常撰。 △《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元郝经撰。 △《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薛虞畿撰。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 △《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纪传谱略，一仍郑氏之旧。 △《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姚之骃撰。 △《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陈厚耀撰。 △《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国朝李锴撰。 ──以上“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 9、别史类存目 △《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 △《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元赵居信撰。 △《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曾先之撰。 △《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范理撰。 △《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此书述明代世系，於例当入《谱牒》。然谱牒传本寥寥，不能自为门目，故附著《别史类》中。盖其文与本纪、世表相出入也。） △《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明王洙撰。 △《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明柯维骐撰。 △《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郑晓撰。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明李纪撰。 △《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陈士元撰。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李贽撰。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明李贽撰。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邓元锡撰。 △《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邓元锡撰。 △《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明郑汝璧撰。 △《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朱谋<土韦>撰。 △《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明谢陛撰。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茅国缙撰。 △《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钱士升撰。 △《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蒋之翘撰。 △《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王光鲁撰。 △《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明孙悫撰。 △《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唐大章撰。 △《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郭之奇撰。 △《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刘振撰。 △《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原本题锡莘公李泽长编集。泽长不知何时人。书中多引邱濬语。又元《陆正传》末称正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知其为明人也。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国朝傅维鳞撰。 △《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吴绥撰。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李凤雏撰。 △《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潘永圜撰。 △《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复礼撰。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龙体刚撰。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郭伦撰。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 10、杂史类 《杂史》之目，肇於《隋书》。盖载籍既繁，难於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国语》·二十一卷（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吴韦昭注。 △《国语补音》·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唐人旧本，宋宋庠补葺。 △《战国策注》·三十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旧本题汉高诱注。△《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内府藏本）宋鲍彪撰。 △《战国策校注》·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元吴师道撰。 △《贞观政要》·十卷（内府藏本）唐吴兢撰。 △《渚宫旧事》·五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一名《渚宫故事》，唐余知古撰。 △《东观奏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唐裴庭裕撰。△《五代史阙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王禹偁撰。 △《五代史补》·五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宋陶岳撰。 △《北狩见闻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曹勋撰。 △《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洪皓撰。△《燕翼诒谋录》·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王栐撰。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彭百川撰。 △《咸淳遗事》·二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明《文渊阁书目》载有此书一册。△《大金吊伐录》·四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汝南遗事》·四卷（永乐大典本）元王鹗撰。 △《钱塘遗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元刘一清撰。 △《平宋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题杭州路司狱燕山平庆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实录》，又名《丙子平宋录》。 △《弇山堂别集》·一百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王世贞撰。 △《革除逸史》·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朱睦撰。 △《钦定蒙古源流》·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译进。其书本蒙古人所撰。 ──以上“杂史类”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11、杂史类存目一 △《左逸》·一卷、《短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是书凡《左传逸文》三则，《战国策逸文》三则。二书各有《小引》。前称峄阳樵者获石箧，得竹简漆书《古文左传》。 △《战国策谈棷》·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张文爟撰。 △《七雄策纂》·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穆文熙编。 △《战国策去毒》·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国朝陆陇其编。△《艺祖受禅录》·一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宋赵普、曹彬同撰。 △《龙飞记》·一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宋赵普撰。 △《景命万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 △《青溪寇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方勺撰。 △《清溪弄兵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王弥大编。 △《避戎夜话》·一卷（两浙总督采进本）宋石茂良撰。 △《孤臣泣血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宋太学丁特起撰。 △《靖康蒙尘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靖康纪闻拾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献通考》载《靖康拾遗录》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即是书也。 △《北狩行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旧本题宋蔡鞗撰。。 △《靖炎两朝见闻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曰陈东撰。 △《建炎时政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李纲撰。 △《建炎通问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傅雱撰。 △《建炎维扬遗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维扬巡幸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己酉航海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李正民撰。亦曰《乘桴记》。 △《燕云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赵子砥撰。 △《建炎复辟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绍兴甲寅通和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王绘撰。 △《顺昌战胜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杨汝翼撰。 △《淮西从军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回銮事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万俟卨撰。 △《采石战胜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员兴宗撰。 △《南渡录》·二卷、《窃愤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此二书所载，语并相似。旧本或题无名氏，或并题为辛弃疾撰。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 △《御侮录》·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重明节馆伴语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倪思撰。思有《班马异同》，已著录。此书据《永乐大典》标题，乃思《承明集》之一篇。 △《正隆事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张棣撰。 △《金图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一名《金国志》。 △《炀王江上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使金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程卓撰。 △《襄阳守城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赵万年撰。△《诛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张革之撰。△《丁卯实编》·一卷（永乐大典本）宋毛方平撰。 △《平叛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郭士宁撰。 △《辛已泣蕲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赵与{容衣}撰。 △《使北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邹伸之撰。 △《广王卫王本末》·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宋陈仲微撰。 △《三朝野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平巢事迹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 △《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焚椒录》·一卷（内府藏本）辽王鼎撰。 △《南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题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张师颜撰。 △《南宋补遗》·（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古吴谢朱胜复庐撰。 △《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平猺记》·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元虞集撰。 △《大狩龙飞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世宗肃皇帝御撰。 △《洪武圣政记》·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宋濂撰。 △《庚申外史》·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明权衡撰。 △《国初礼贤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本题明刘基撰。 △《平蜀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北平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别本北平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云南机务钞黄》·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张紞编。 △《明高皇后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此编亦传记之类。然皇后为天下母仪，敌体人主，不可参错诸传记中。今变例置之於《杂史》，亦所谓礼以义起者也。） △《汉唐秘史》·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宁王权撰。 △《奉天靖难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别本洪武圣政记》·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国初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刘辰撰。△《北征录》·一卷、《后北征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金幼孜撰。 △《后北征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杨荣撰。 △《小史摘钞》·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艺文志》亦未著录。 12、杂史类存目二 △《三朝圣谕录》·三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杨士奇撰。 △《天顺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李贤撰。 △《否泰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刘定之撰。 △《朝鲜纪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倪谦撰。 △《南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张瑄撰。 △《出使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一名《使北录》。明李实撰。 △《东征纪行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张瓒撰。 △《马端肃三记》·三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马文升撰。（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 △《复辟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杨暄撰。 △《平蛮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王轼撰。 △《北征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袁彬撰。 △《正统临戎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燕对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李东阳撰。 △《平吴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史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明政要》·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娄性撰。 △《苏州府纂修识略》·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杨循吉撰。 △《安楚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秦金撰。 △《东征忠义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明刘昭撰。 △《治世馀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继世纪闻》·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壬午功臣爵赏录》·一卷、《壬午功臣别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都穆撰。 △《平番始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许进撰。 △《南城召对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李时撰。 △《南巡日录》·一卷、《北还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陆深撰。 △《革除编年》·（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姜氏秘史》·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姜清撰。 △《明良集》·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霍韬编。 △《革朝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许相卿撰。△《维祯录》·一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陈沂撰。 △《平汉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童承叙撰。 △《茂边纪事》·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朱纨撰。 △《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黄佐撰。（案：此本惟存《列传》，似应入《传记类》中。然实原有《本纪》而佚之，则仍以杂史论矣。） △《楚纪》·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廖道南撰。 △《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谳牍》·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是编不题书名，亦不著撰人名氏。 △《今言》·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郑晓撰。 △《云中纪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孙允中撰。 △《辽记》·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田汝成撰。 △《龙凭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田汝成撰。 △《行边纪闻》·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田汝成撰。 △《洗海近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俞大猷撰。 △《奉天刑赏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自题懒生袁子，不著其名。以《千顷堂书目》考之，盖袁褧所撰也。 △《广右战功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唐顺之撰。 △《建文事迹备遗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平濠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钱德洪撰。 △《南泰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尹耕撰。 △《处苗近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李恺编。 △《革除遗事》·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符验撰。 △《安南奏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议处安南事宜》·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伏戎纪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 △《靖夷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高拱撰。 △《绥广记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高拱撰。 △《防边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明高拱撰。 △《平倭录》·（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世庙识馀录》·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徐学谟撰。学谟有《春秋亿》，已著录。 △《西南纪事》·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郭应聘撰。 △《交黎抚剿事略》·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方民悦撰。 △《召对录》·一卷（内府藏本）明申时行撰。 △《平夷功次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焦希程编。 △《嘉靖倭乱备钞》·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瀛艖谈苑》·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旧本题钓瀛子撰。不知何许人。 △《平黔三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使琉球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郭世霖撰。 13、杂史类存目三 △《平播始末》·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郭子章撰。 △《平播全书》·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李化龙撰。 △《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屠叔方撰。 △《明祖四大法》·十二卷（内府藏本）明陈栋如撰。 △《肃皇外史》·四十六卷（内府藏本）明范守己撰。 △《圣典》·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 △《倭患考原》·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黄俣卿撰。自题曰闽人，其始末未详。 △《典故纪闻》·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余继登撰。 △《使琉球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萧崇业、谢杰同撰。 △《乙未私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余寅撰。 △《驭倭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王士骐撰。 △《建文书法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朱鹭撰。 △《绳武编》·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吴瑞登撰。 △《北楼日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明宝训》·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万历壬寅南京礼部郎中陈治本、工部郎中吕允昌、礼部主事朱锦等所刊。 △《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张鼐撰。 △《两朝平攘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诸葛元声撰。 △《梃击始末》·一卷（浙闽总督采进本）明陆梦龙撰。 △《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曰盐官淡泉翁编，句吴潜庵子订。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 △《泰昌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杨惟休撰。 △《阉党逆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崇祯二年正月，大学士韩爌等奉敕定。△《逊国逸书》·七卷（内府藏本）明钱士升编。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 △《守麇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高斗枢撰。 △《建文史待》·（无卷数，内府藏本）明陈继儒撰。△《事辞辑馀》·（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沈謏撰。 △《逊国正气纪》·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曹参芳撰。 △《嘉靖大政类编》·二卷（三通馆本）明茅元仪撰。 △《平巢事迹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茅元仪撰。 △《定保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赵元祉撰。 △《蜀国春秋》·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荀廷诏撰。 △《先拨志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文秉撰。 △《守汴日志》·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明李光壂撰， △《东林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蒋平阶撰。 △《谈往》·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旧本题花村看行侍者偶录。不知何许人。盖明之遗民，遁迹为僧者也。 △《平叛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霦撰。 △《平寇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管葛山人撰。不著姓名。 △《明倭寇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国朝谷应泰撰。△《见闻随笔》·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冯苏撰。苏有《滇考》，已著录。 △《安南使事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国朝李仙根撰。 △《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诗》·一卷、《详文》·一卷、《书牍》·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夏骃撰。 △《平闽记》·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杨捷撰。 △《师中纪续》·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得一撰。 △《武宗外纪》·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 △《后鉴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封长白山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国朝方象瑛撰。△《辨苗纪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俞益谟撰。△《逊代阳秋》·二十八卷（内府藏本）国朝余美英撰。△《二申野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孙之騄撰。△《衡湘稽古》·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王万澍撰。 ──以上“杂史类”一百七十九部、七百五十七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其他有关史部的部分不再详细列出，我希望一方面能给没有时间阅读的同学以具体的知识，同时我也相信，我们能从这里看到清朝这时候的史学观念，史学思想。 （二）史部提要的理论问题 （这一部分主要参考罗炳良《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总目》对于历代传承下来的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逐一考证各书史料价值的高下,评骘各家撰述义例的得失,自觉担负起清理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重任,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目》的各类提要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学术批评思想,对于发掘中国传统学术理念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笔者仅就《史部》提要为考察范围,揭示所蕴涵的史学理论价值" （三）史实考证的理论 历代史书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鲁鱼亥豕的错误,史料记载往往真伪莫辨"倘若依据错误的史料修史,必然以讹传讹,贻误后学。 第一、强调纪事得实,反对漫无考证 "史料的真伪直接关系着史书价值的高低,修史者必须辨析史料,谨慎考证,才能写出信史"四库馆臣认为,以真实正确的史料写出的史书能够明辨是非,褒贬恰当,流传后世,所以撰史之前必须要对史料加以甄别考证,去伪存真。如在历代正史中,《旧五代史》命运远不及《新五代史》,然而四库馆臣却指出:“[欧阳]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记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 (卷四六5旧五代史提要6)可见《总目》作者看来,《旧五代史》纪事详赡,考订确实,价值较高;而欧阳修虽文章高简,但因过于注重褒贬义例,对历史事实不甚经意,纪事反而比《旧五代史》略逊一筹。 同时,他们也反对私人撰史随意编撰,不作任何考证的做法,指出这样不利于后人考史求信。例如评论元人的《通鉴续编》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证,轻信传述 (卷四七5通鉴续编提要6),明确指出传闻不能作为史。 《总目》史家通过对史书考证是否确切正反两方面相比较,批评史书的优劣,从而给予恰当的评价,这种史学批评方法不仅增加了理论色彩,而且给予后世史家许多有益的启迪"。 第二、主张甄别史料,避免烦琐考据 《总目》史家对于考证不着边际的史书,明确表示反对。例如四库馆臣考察宋人倪思对《史记》和《汉书》的勘校,发现在其所作《班马异同》中指出戮力作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状作亡状,鈇质作斧质,数却作数之类,特今古异文;半菽作芋菽,蛟龙作交龙之类,特传写讹舛"至于秦军作秦卒,人言作人谓,三两人作两三人之类,尤无关文义,皆非有意窜改"思一一缀列,似未免稍伤繁琐,显然属于烦琐考据,所以受到他们非议。 宋人吴仁杰撰《两汉刊误补遗》,对本朝史家刘敞和刘奉世的考证成果多所订正,四库馆臣认为/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卷四五两汉刊误补遗提要),赞誉吴仁杰之书证据赅洽,考订精详,成就超出三刘之上。 《总目》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要特色,反映出乾嘉时期史家重视考据的治学风气，也可以在理论上得到体现。 （四）史学义例的理论 中国古代史家对修史的体裁义例非常重视,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唐代的刘知几,再到宋代的叶适,直至清代的章学诚,对史学义例的理论总结不断深入。在这个理论链条中,四库馆臣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强调史书体例完善,反对为例不纯。 四库馆臣继承了历代史家重视撰史书法和史书体例的优良传统,在《总目》中提出“著书有体,焉可无分” (卷五一《史部·杂史类序》)的理论见解,主张辨析体例,评骘书法,特别强调史家修史体例前后划一,史法周密谨严。例如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体例最善,四库馆臣评价说“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卷六八《元和郡县图志提要》)充分肯定李吉甫之书体例完善,开创出后世舆地图经撰述的范型。 反过来,《总目》对为例不纯的史家和史书,则提出指责。例如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虽详赡精核,亦不免有瑕疵。"四库馆臣着重从史法角度作了批评,指出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不纯,不合史法。 在四库馆臣看来,如果史家不讲究史法,就会造成史书体例不纯,结果纪事混乱无定,影响史书质量"因此,史书体例必须纯粹,史学义例必须谨严,这样的史著才有学术价值。 第二,赞誉史书体例精当,抨击书法乖舛 四库馆臣反对史书体例紊乱,是非靡定。《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姚思廉所撰《梁书》,史法前后矛盾,令读史者无所适从。"又如明人修撰5元史6,时日仓促,可供参考的原始资料又少,问题最多,四库馆臣认为:/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脱讹则不难自校也。《元史》记载事迹简略,有客观原因,不能苛求撰人;然而体例矛盾,史法谬误,则宋濂等人不能辞其责。 第三,表彰史家创新体例,反对标奇立异 四库馆臣既主张遵循和继承历代纪事书法,又反对史书体例保守,没有创新。《总目》对创立新史书体例的史家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他们因义起例的成就。例如宋人司马光作《通鉴考异》,把唐宋以前的撰注分离形式发展为撰注合一体例,受到四库馆臣的好评。又如宋人袁枢在《资治通鉴》类叙法基础上撰《通鉴纪事本末》,开创出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史书并驾齐驱,《总目》从史书体例演变的趋势中评价其价值的的重要性。再如清人马骕所撰《绎史》,以纪事本末形式为主,同时采用志，表等纪传体撰述形式,还增设图例,创造出一种综合体裁史书,《总目》认为该书与袁枢所撰皆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受到四库馆臣的交口称赞。 但是,如果史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无所创见,就会遭到四库馆臣的讥刺。例如清人郭伦不满唐人所修《晋书》,改撰《晋记》,四库馆臣批评其书有体例未善者，徒增紊乱,无关大义,缺乏创见。同样,清人傅维鳞所撰《明书》,不能综括一代,得其条理,是以动辄相互矛盾, （五）、史学批评 清代四库馆臣在评论历代史书优劣得失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总结出明确的史学批评标准和原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反省的手段,不仅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独特表现形式。 （一）重视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 《总目》评论历代史家和史著,归根结底是要借鉴前人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促进史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四库馆臣对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明臣奏议》评论说:“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将推胜国之所以亡,与昭代之所以兴者,以垂训于无穷” (卷五六《钦定明臣奏议提要》)他们通过考察历代史书记载的历史兴废成败之迹,强调史学要想发挥彰往察来的社会作用,就必须突出其借鉴历史的功能。《总目》以史为鉴的思想为标准评价历代史学著述。例如唐人吴兢撰《贞观政要》,四库馆臣评价说:“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美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 (卷五一《贞观政要提要》)又如6,四库馆臣赞誉宋人司马光撰《稽古录》留意当代世务,从前朝史实中寻求历史借鉴的史学名著。 （二）倡导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 《总目》批评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阐明道德与事功同源的思想。《凡例》指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者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例如明人蔡国熙所撰守令懿范,把前代守令分为儒牧和循牧两类,皇甫书序认为其意在于强调体用之辨,四库馆臣则评价说:夫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 (卷六一《守令懿范提要》)儒者欲尊德性而贱事功,只能把道德架空,虽有雕龙谈天之著述,却远离社会现实,无裨实用。 宋明理学与先秦时期儒学宗旨背道而驰,把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受到四库馆臣激烈的批判。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史学著作,如唐人杜佑所撰《通典》,是古代史学中最早具有明确致用思想的史书,四库馆臣则称誉：“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卷八一《通典提要》),对杜佑的经世意识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那些注重经世致用的史书,即使体例有些粗糙,考订存在疏漏,四库馆臣也给予较高的评价。例如宋人赵汝愚编纂《国朝诸臣奏议》,遴选北宋朝臣所上切于治道的奏章,分门别类编纂,未采纳朱熹逐人编纂的建议,四库馆臣对此评论说:“盖以人而分,可以综括生平,尽其人之是非得失,为论世者计也，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为经世者计也，平心而论,汝愚所见者大矣”(卷五五《诸臣奏议提要》)朱熹的编纂方法有裨于知人论世,而知人论世同样是四库馆臣屡屡强调的史学观念,但在这里却不能不让位于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 六、《总目·小说家》反映的史学观念 在古代，“小说”常常不是一个文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而是一个目录学上的概念。目录学上的类目分隶并非纯文体的类别划分，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内容,某一类目的形成与流变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是很多的。目录学与文体学的着眼点不同，价值评判标准亦不一致。目录学上归为一目的在文体史上未必能找到对应的一种文体形态，文体史上的某类文体在目录学上可能身影遍及各个类目。因此，笔者强调的是，仅用文体学来把握古代的“小说”是远远不够的。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将小说家作为图书的一类予以著录，开启了“小说”在目录学上的行程，所收的15家小说大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杂史杂记，体裁类型不一。 （一）《小说家》著录分析 小说的著录无疑是古代书目中最杂乱的一种，这种杂乱与目录学家的划分当然有着直接的关系，自班固以降，其对作品收录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小说”这个类目做了最本质的规约，并且随着这一界定在其后目录学著作中的沉淀确立了目录学的“小说”形态。《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记》、《虞初周说》、《百家》，这十五家小说“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凡是不合史书体例的著作、事多涉虚构、委巷传奇都被贬谪到此。虽然自西晋荀朂《中经新簿》以来，书目著录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四部分类方法，但一些小说篇目在史、子两部以及子部各目中都曾留下足迹，“居无定所”成了她们不可避免的经历。且看《四库全书总目》是如何编录“小说”一目的，其小序有云：“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然则博採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纪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卷一四O）秉承了班固收录小说的观点，将真实程度不高、所载事情细琐而又有裨见闻考证作为标准，继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综核大凡分“小说”为更为细致的“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之后，“迩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以三类概之。与胡应麟的六分法相比较，“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大型官修目录，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四库全书卷首凡例》说：“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歧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伪。左右佩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唯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畜，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清朝统治者对以往的标准的评价是“多歧而太杂”和“胶执而过伪”，然而既然都是封建统治在思想领域的意志体现，都是尊崇经史、以儒为尊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制定的，清朝统治者所规定的衡量书籍的标准本质上与以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并没有区别，甚至因为清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由于弱势文化心理而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以及民族心理上的仇视，凡是涉及民族问题的书籍或人物都大张挞伐，标准要更为苛刻。小说类收录的作品一向被视为“小道”，是街谈巷议的平民言论，必然带上真实表现下层人民欲望的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色彩，故在小说类划分的观念上带有正统史学观念。 下面以一些代表性的书目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这四种正史书目中的分类，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著录分类情况作一些对比，以期得到更为直观的认识。 《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 《海内十洲记》 史部地理 子部道家 史类地理类 子部小说 《汉武洞冥记》 史部杂传 子部道家 史类传记类 子部小说 《博物志》 子部杂家 子部小说 子类杂家类 子部小说 可以看出：子部与史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社会文化传统的积淀效应是分不开的。下文将分别作进一步的分析，并借助这种变动所体现的类目性质、类目间的同异勾画“小说”一目的图象。 （二）史、子中小说分类中的史学观念 班固作为一名史官，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bài）官。……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有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据学者考证，稗官不是某一种确定的官职，是难以指实的，应该是指身份低微的待诏、侍郎一类小官。稗，微小的、琐碎的；很显然在这里班固是用“稗”的意义来定位“小说”，“小说”就是君子弗为亦弗灭又有“可观者”的“小道”，既带着一种不屑的态度，又指出了其具有“可观者”，这是从文化意义上肯定“小说”的认知价值。“大道”当然要由经史来传达，从“史”的角度而言，“小说”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因为有“一言可采”，“小说”幸运的具有了“补史”的价值，自此，她牢牢地攀附于历史的躯干上，在目录学家眼中，值得关注的只是“小说”与正史之间的关系。唐代有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小说乃正史之所遗，可以补正史之遗阙，他在《史通·杂述》中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他的观点进一步明晰了小说为正史之补的定位主线，并使之绵延而下至清。《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喻博弈，故次以小说家。”（卷九十一）现随意择录几篇小说提要，可以窥见四库馆臣编录“小说”类的心态。 《珍席放谈》：“书中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损益及士大夫言行可为法鉴者，随所闻见，分条录载。……其事皆本传所未详，可补史文之阙，特间加评论，是非轩轾，往往不能持平。……颇乖公议，然一代掌故，犹籍以考见大凡。所谓识小之流，于史学固不无裨助也。”（卷一四一） 《萍洲可谈》：“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数条以外，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较他小说之侈神怪，肆诙嘲，徒供谈噱之用者，犹有取焉。”（卷一四一） 《西京杂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採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卷一四O） 《洛阳缙绅旧闻记》：“至如纪张全义治洛之功，极为详备，则旧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颇有足资博览者。固可与五代史阙文诸书，同备读史之考证也。”（卷一四O） 这些作品是因为“于史学固不无裨助”、“久成故实”、“足资考证”、“旧史多採用之”才入选“小说”的，可见四库馆臣是站在史学立场来择录作品，所本的仍然是“经史”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尤其当时处于朝代更迭的时期，思想界深感明末王阳明心学尚空谈而无裨社会风气，提倡经世致用，掀起了求实批判的实学思潮，这股思潮的推进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史学的左右而转变为乾嘉史学之风，在史学界表现为史学观念的进一步纯粹化和正统化。 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一批原属史部的作品重新分类划归了小说。在此之前，由于小说与史的密切关系，有不少小说作品曾被收录于正史书目的史部之中，甚至私家书目著录也受到影响。象明朝黄瑜的《双槐岁钞》，《明史·艺文志》入史部杂史类，《千顷堂书目》入史部别史类；宋朝欧阳修的《归田录》，《宋史·艺文志》入史部故事类，《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在谈及小说分类时就说：“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为了确保史部的纯粹和体例的规范，纪昀对史部进行了一番清理。“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卷一四一末）其分类是以内容的重大或细琐为标准的。而且“小说”虽有补史的作用，但古人崇实，“小说”真伪相杂，真实程度不高，与史自是不可以并置的。下面引几例有代表性的小说提要，可以获得更直观的认识： 《穆天子传》：“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卷一四二） 《飞燕外传》：“案：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卷一四三） 《大唐新语》：“其中谐謔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卷一四O） 提要里多次用到“退”这个字眼，以“贬退”解读，可见这些作品不为史部所容，是被下放至小说家，“小说”仿如一个收容所，凡是不合史部体例、有虚幻之辞、真实程度不高的著作尽可以送进去；以“退而求其次”解读，则反映出目录学中等级之森严，“小说”地位之低可见一斑。编纂者在编录的是“小说”，但他们不是在论述这些小说之所以归入小说家类的原因，不是在阐述这些作品具有哪些“小说”类的特点，而是在论述这些小说之所以不能归于史部的原因。当然，因为这些作品原先收入史部，改隶“小说”后重点论述不能归入史部的原因是很自然的，指责编纂者本应为小说部立言却成了史部的代言未免有失偏颇，但是编纂者以史部为出发点的编录思想在“小说”编录上的体现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从一个侧面来分析《总目》的史学观念，其目的一是为了更深刻认识这一时期史学观念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时，我们今天要注意研究古代史，不能仅仅局限于《总目》提供的史部书目，也应当注意经、子、集各部的内容。如：《金陵览胜诗》虽在《集部·别集类》，却具有研究历史地理的材料的功能；《客座赘语》《开元释教录》、《元明事类抄》虽在子部，今天看来却是历史资料。在此仅举例说明，不能展开论述。 附录：近百年来有关《总目》研究论著和论文 1.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罗炳良; 史学月刊 2006年 第09期 2. 《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与书前提要的差异 熊伟华;张其凡; 学术研究 2006年 第07期 3. 《四库全书总目》与考据学 周晓聪 兰州大学 2006年 硕士论文 4.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张升; 新世纪图书馆 2006年 第05期 5. 《四库全书总目》五种清诗总集提要补正朱则杰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3期 6. 《蒙求》作者究竟是哪个李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疏漏1例周腊生;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年 第03期 7. 《四库全书总目·墨子提要》订误 武秀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5年 第05期 8. 浅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典籍版本的考证——以史部提要为中心 史丽君 图书与情报 2005年 第05期 9. 陈垣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释家类纠谬——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贾慧如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 第05期 10. 《四库全书总目》案语初探 李仅 江淮论坛 2005年 第04期 11. 纪昀和《四库全书总目》 苏嘉; 出版史料 2005年 第04期 12.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 郑明璋 唐都学刊 2005年 第03期 1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评张含诗辩蓝华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2期 14. 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与库本提要之比较 司马朝军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5年 第02期 15. 浅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考据——以史部提要为中心 史丽君 图书与情报 2005年 第02期 16.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展龙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05年 第01期 17.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 王亮 : 复旦大学 2004年 博士论文 18. 管窥《四库全书总目》校勘的内容、方法与特点——以史部提要为中心 史丽君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4年 第06期 19.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 凌硕为 江淮论坛 2004年 第04期 20.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纪晓岚的史学思想 张金龙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 第04期 2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外国作者著述述评 汪琴 图书馆建设 2004年 第02期 22. 《四库全书总目·洪洲类稿》提要辨误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01期 23. “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陈晓华图书情报工作 2003年 第11期 2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谱录类” 杨竹剑 读书 2003年 第10期 2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陆勇强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3年 第06期 2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小序注析 刘海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3年 第05期 27. 《四库全书总目》浅探 丁银燕,颜作辉 图书馆 2003年 第03期 28. 《四库全书总目·坤舆图说》提要补说 崔广社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3年 第01期 2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锡县志》辨证 朱刚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1年 第05期 30. 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 31. 《四库全书总目》方志提要述评 吴平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1年 第01期 CAJ下载 3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人名考辨一例 周鹏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 第01期 33. 学识淹贯率真成性的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阅微草堂笔记》读后随笔 王竞 图书馆建设 2001年 第01期 34. 《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王同策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年 第05期 3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泰山要籍 王传明 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 2000年 第04期 36. 《四库全书总目》纠谬一则 司马周 江海学刊 2000年 第03期 3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浅说 郑骊 武钢职工大学学报 2000年 第02期 38. 《四库全书总目》王圻《谥法通考》提要订误 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 第02期 39.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道家类提要补正 周生春 世界宗教研究 2000年 第01期 40. 《四库全书总目》分类辨证 刘尚恒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年 第01期 41. 《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述评 周汝英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 第02期 42. 日本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世 罗继祖 社会科学战线 1998年 第04期 43.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 霍有光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7年 第05期 44. 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季野小说评论 1997年 第04期 45. 《四库全书总目》小序述评 张子开 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 第02期 46. 《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陈福季 咬文嚼字 1996年 第10期 47. 《四库全书总目》元代方志提要补正 周生春 中国地方志 1996年 第06期 48. 从经部易类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版本的异同和得失 杨逊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年 第04期 49． 周少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0． 周方青，《四库全书提要》叙笔注，上海医学书局，1926年 51．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1932年 52．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1980年5月重排 53．胡玉缙、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1964年 54．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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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1期 163周积明，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中州学刊，1992年3期 164钱振新，三部官修目录列小学家文献的特点及其演变，图书情报工作，1992年3期 165丁玉珏，试说《四库全书总目》分类的得失，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4期 166桂栖鹏，《四库全书总目》正误六则，浙江师大学报，1992年4期 167何槐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校正选辑（上、下）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2年4期、1993年1期 168刘尚恒，从分类角度看《四库全书总目》：书目学习札记，图书馆工作，1992年3、4期合刊 169蓝兰，《书目答问》并非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与创新，暨南学报，1993年1期 170张乃格，四库存目提要订正三则，中国地名，1993年1期 171刘远游，《四库提要》补正，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3年2期 172师曾志，古典文献的渊薮，读书治学的门径：重评《四库全书总目》，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1、2期 173方建新，《四库总目提要》补正拾遗，浙江学刊，1993年2期 174张兰英等，从《四库全书总目》看编纂者对西学的态度，晋图学刊，1993年3期 175修世平、张兰俊，《四库全书总目》订误十七则，青海图书馆，1993年3期 176王晋卿，《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思想与方法，湘潭大学学报，1994年1期 177何槐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校正选辑，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4年2期 178罗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史纪要，图书情报工作，1994年1期 179王余光，《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新成果：读《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1期 180修世平，《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探析，山东图书馆季刊，1994年1期 181修世平，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订误十六则，图书馆，1994年5期 182王振忠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文献，1995年1期 183修世平、张兰俊，《四库全书总目》订误十六则，山西图书馆学报，1994年1期 184肖明，试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山西图书馆学报，1994年2期 185张志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图书馆学研究，1994年6期 186陈朝晖，乾隆皇帝目录学思想初探，图书情报工作，1994年3期 187钟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案”散论：兼及古代目录学中的学术问题，广州师院学报，1994年2期 188邓德生，试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存目”，山东图书馆季刊，1994年4期 189徐有富，论清高宗的目录学思想，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5年1期 190张新民，通观与局部：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 191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研究：“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图书馆论坛，1995年2期 192樊美珍、冯春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底本来源统计，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5年2期 193程刚、王绪林，编撰《四库全书总目》的组织管理，云南图书馆季刊，1995年1期 194修世平、张兰俊，《四库全书总目》订误二十四则，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 5年3期 195刘奉文，《四库全书》著录李清《诸史同异》考：四库撤毁书提要的再发现，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5年3期 196张新民，实证与比较：再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 197罗友松，《四库存目》的文献价值，图书馆，1996年1期 198褚家伟、雍桂良，浅谈《四库存目》中明代文集的价值，图书馆，1996年1期 199张瑞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两次复校，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3期 200周生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辩证，浙江学刊，1996年2期 201读《四库全书》之《提要》《跋语》札记五则，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2期 202 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2期 203周生春，《四库全书总目》补正，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2期 204冯春生，《四库全书》著录底本来源分析，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6年1期 禁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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