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信仰、诚信、人品以及价值观的重要。这并非原来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而是当前出于各种现实乱象的困惑。所谓不破不立，假如没有对乱象的校正，贴上信仰、诚信之类的标签，乱象反而会更乱。如果说校正乱象难以用运动的方式，那就必须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下足功夫。然而这需要在其中坚持校正宗旨，从《诗经》被奉为“经”的历史来看，企业文化惟如此才能发挥应有的校正效能。 善于激活校正功能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西汉之前，《诗经》就是一本诗歌总集，名字就叫《诗》。将属于艺术、文化类的作品奉之为“经”，不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文学创作的原则、方法、模式，更重要的是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一种校正功能。儒家对《诗经》的诠释，始终坚持的就是校正宗旨。 这就与当前不少人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定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信仰、诚信缺失的情况下，企业文化不仅不能独善其身，同样成为信仰、诚信缺失的婢女。即使“客观”的来看，企业文化与经营套路实际奉行的价值观也是两张皮，充其量只能提供一定的娱乐性。比如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组织大家搞一搞文体活动，出去旅游等等。有的企业看中的则是企业文化的包装性，比如提炼几句漂亮的口号，贴在墙上，挂在网上完事。而具体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部门和人员更加看重其经济性，力争以更少的投入能够更多的吸引人的眼球。这又与所谓文化的产业化有关，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部门和人员也想创收，反过来更看重娱乐性、包装性，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以为只要有企业就会有企业文化，那么，处于自发形态的企业文化并非是为了校正什么而产生的，尽管其中存在着校正的基因。然而，一旦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提到决策者面前，乃至上升到战略层面的时候，企业家就必须将其校正的基因激活。最早激活《诗经》中校正功能的，应当是孔子，他认为：《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思无邪）。其实，从《诗经》的编撰结构风、雅、颂来看，就可以看出其中校正的用意：所谓风，就是要形成健康的风气，“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所谓雅，就是正，“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即事业兴废的由来；所谓颂，就是对成功者的歌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然而，如果以为文化的校正功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约束，那也是片面的。《诗经》中的校正对象是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要求统治者体察民俗风情、反思政治得失。这主要表现为对潜规则在内的各种丑恶行为的鞭挞，《魏风·硕鼠》将官吏比喻为肥大的老鼠，揭露了奴隶主的贪婪，表达出人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新台”一诗直接将昏君比喻成丑陋的癞蛤蟆，警告贪婪的管理者，如果突破了道德底线，就会事与愿违，为人所不齿；有些诗具有较强的批判与揭示性，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们的觉醒。这些都是在要求身居高位的人收敛自己的行为，改变错误的做法，不要瞎折腾。 正确把握校正特点 当然，企业文化的校正功能需要遵循文化规律，从而才能发挥好应有的校正功能。《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诗经》的评述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产生在上古时期的诗歌发展到《诗经》，成熟的标志就是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所以使得优秀诗歌的校正功能不至于导致逆反心理的产生，还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所喜爱。 企业文化建设需要超越老板文化，使得校正功能获得更高的道义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旧的体制被打破之后，新的价值观体系没有完善，企业文化成了老板文化并不奇怪。这固然可以反映老板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然而问题在于老板本身也存在着需要校正之处，让老板的文化去校正老板就勉为其难。而《诗经》就不同，其文化内涵有不少是由相对独立的艺术家、思想家来设计的，至少有着为更长久的统治着想的打算。比即时的“老板”意志更高的准则是神道、天道，人道，完全可以根据后者的要求校正前者的行为。比如殷纣王因为一双象牙筷子的诉求没有被贤臣萁子有效的制止，进而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导致殷商灭亡。《诗经》告诫后来的统治者：“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企业文化的校正功能贵在疏解，能够为基层员工分忧解愁。企业文化建设超越老板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能够反映员工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述求，能够反映基层的疾苦乃至不满。这虽然不能代替现实矛盾的解决，但有利于校正解决矛盾的方式。《诗经》的采风者忠实记录了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对人民群众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除了同情和理解，主要为了使他们的怨愤和不满情绪“软着陆”，但是在“客观”表达中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北门”一诗中，对于办公室白领们的牢骚则直接用发牢骚人的话进行劝导：算了吧，这是上天的安排。这就有助于避免与统治者的直接对抗。现代企业中相关主体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如果能够化解代替，就有利于社会防止矛盾的激化。 企业文化的校正功能是一种“文”化，不可急功近利。既然企业文化是在用化解的方式代替校正，那么这种校正注定是一种“文”化：一方面，“文”化不同于说教，用的是艺术形象或者形象化的方式给人以启迪。比如“新台”一诗中，卫宣公老不正经，想筑一座新台享乐，不料在劳动者暗地抵制中，新台成了“豆腐渣”工程。作者是用凋敝的新台这样反面“形象”工程告诫当权者不要骄奢淫逸，以免劳民伤财。另一方面，“文”化不同于行政管教，需要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校正作用。用网络语言来说，就是要善于提供心灵鸡汤，净涤人们的内心，净化人们的灵魂。这同时需要企业文化的各种表达形式的创作能够出精品，洞悉人们心中“化”的需要。 宗旨引领应当落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文化校正功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企业家或者管理者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能否自觉坚持以校正为宗旨的课题。实际上，即使我们不把这当回事，别人也会这么做，各种非正式的形式也会占据相应的话语权。尤其在供给侧改革中，企业文化的校正功能如果得不到正确发挥，就很难摆脱此前在信仰、诚信、人品等方面存在的乱象。与其如此，比如便被动为主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保证宗旨引领的落地。 应当像抓项目那样抓企业文化建设，有相应的投入才有资格引导。从口头表态来看，企业家很少对企业文化不重视的；但是从资金投入上看，高下立见。企业可以增设门岗、加强考核部门，却不愿在文化建设上养“闲人”；除了豪华装修和天价广告，很少有基础文化工程的投入。从《诗经》的编撰可以看出，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十五国风涵盖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涉及穷乡僻壤。这在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原始社会，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诗经》将中国早期的历史学、农业学、文学、政治军事学、伦理道德学等汇聚一堂，全部灌注进社会历史文化中，可谓精益求精。而且在采风的人员、资金的投入上是不分体制的，除了贵族宗庙，在农奴边关中也有不少的编撰投入。 企业文化建设应当契合经营规律，为广大员工喜闻乐见。既要进行“思无邪”的校正，又要人们乐于接受、长久流传。《诗经》大量的题材采集于民，内容紧贴民生，与平民息息相关，传递着十分有价值的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社会性、群众性的作品，自然能深入人心。为了能够寓教于诗，巧妙的修辞手法必不可少。除了直接敷陈其事（赋），比、兴更容易给人以启迪。在“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表现手法中，有明喻，如《采葛》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有暗喻，如《柏舟》中“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还有借喻，如《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再有博喻，如《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样苦心孤诣，至少在客观是能够更好地发挥校正功能。 防止企业文化建设徒具形式，在双向批评中接地气。如果说管理就是服务，那么企业文化建设以校正为宗旨，应当是以服务为宗旨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校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这当然需要通过双向批评祛除不当、不正当的管理。双向批评既表现为从上到下的批评，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如果说管理者对上级的失误进行批评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内保机制，那么宽容下级的批评则是形成组织批评氛围的前提条件。《诗经》中的诗往往要配曲演奏，音乐人把来自基层的牢骚谱成曲，不加掩饰地演奏给统治者听。统治者即使心里不乐意，也不能加罪于其中的牢骚、不满及演奏者，毕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需要常念的“经”，客观上也就容忍了批评，不至于在一片赞歌声中忘乎所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