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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税负压力：正当经营的“老九”不会走 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正当经营的诉求高于减税 如果根据资金青睐收费公路、房地产、金融、IT、股市、咨询服务的程度，制造业只能排在老九的位置；那么相对于人们对“空心化”的担忧，“老九”的确不能走。事实上，立志于产业报国的企业家也不会走。曹德旺大声说出中国税负高并非是在抱怨，恰是在别人质疑他斥资6亿美元在美国建厂是在“跑路”之后的一种正当而又合理的解释。当然，面对资金“脱实入虚”的逼仄，业界有理由要求人们对制造业的正当经营给予更多的尊重与支持。 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那样，曹德旺的吐槽远超出税收的范畴。制造业的正当经营所面临的压力，固然与税负成本有关，但其诉求远大于减税要求。只不过在业绩不错、赶超成长、令人艳羡的企业那里，涉及税负的举措，更容易被人们关注。这可能正是区分正当经营与非正当经营的一个重要界限。前者会全面履行国家税负，应交尽交。曹德旺曾放言：创办企业以来，我该缴的税一分不少！我甘愿而且很开心，一点也不觉得委屈。而非正当经营虽然不会公开批评政府的税收过高，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私下里与主管官员间的暗箱操作为自己牟取到少交甚至偸逃税收的特权，经偷税漏税后的税负实际很低。正因为如此，坚持正当经营的企业家谈及税负时更为客观，法定税负对他们更具有实际意义。 如果这能够倒逼政府减税力度的加大，当然为业界所乐见。但是正如“格力女王”董明珠在2016年年底的一次央视《对话》栏目中的表态以及此前她多次强调的那样：税收公平比税负高低更重要。在她看来，公平比税负的高低更能影响企业的发展。尽管企业家与学界、官方对中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重的问题看法不尽相同，各执一词；但是“宏观税负”中有鞭打快牛的现象存在则是无法否认的。税负的存在与兑现，原本就是以企业的正当经营为前提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否则就没有什么税收监管难题。有资料表明，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即使不考虑其弹性中的权钱交易，也往往包含着不公平因素。 正当经营对公平环境的关注，需要将正当经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下达去产能之类的指标了事；否则供给侧改革将难以治本。因为去产能并非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存在发展问题，去杠杆不等于将能够产生正能量的杠杆也要一棍子打死，关键是要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努力消除劣币驱除良币的逆选择。在听取国务院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工作的汇报时，李克强总理强调：“决不能让落后产能挤占先进产能！”其中的道理总理讲的很清楚：不正当经营的“企业既不符合国家质量、环保标准，同时也不给工人缴纳应缴的保险，几乎没有任何安全生产保障措施。那些正规经营的先进产能怎么跟它们竞争呢？” 直面粗放式增长“雾霾”积弊 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来，税制基本稳定，主要税种的税率均未上涨，关税、企业所得税率还有下调。进入世界企业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的趋势表明，所谓“死亡税率”之说有偏激之嫌。福耀玻璃的增长势头不减的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而其之所以现在提出税负问题，与经济野蛮式增长的积弊绕不过去有关。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滥竽充数将难以为继，还对正当经营的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当性标准的水涨船高，经济“雾霾”难以被容忍。所谓粗放式增长，本来就有萝卜快了不洗泥之处，其中也包括道义责任的承担相对较轻。比如将劳动者收入低下被用来作为一种优势吸引投资者等等。但是当经济转型之后就不一样了，不能继续公然将苍蝇蚊子放进来，不能以外资身份享受超国民待遇等等。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环保上较真，猫捉老鼠的空间被大大压缩。福耀玻璃所在的福清有多名企业人士告诉媒体记者，由于政府监管的加强和老百姓对污染的敏感度的增加，企业现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都增加非常快，已经成为了制造企业的一项重要开支，无疑会增加很多经济上的“负担”。特别是随着雾霾天的频繁出现，环境问题搞不好，企业就会有“危险”。 技术更新期没有超越税负优惠期，创新压力陡增。同样有福耀玻璃所在的福清多名企业人士告诉媒体记者，10年前，企业拿地的成本非常低廉，能享受政府在土地方面的很多优惠。公开的资料表明，福耀玻璃2008年以前应交税金为负，说明此前福耀玻璃享受了政府方面给予的诸多税收优惠。曹德旺坦承：“1986年，我40岁那年，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虽然税收的增加并不明显，之所以感到税负加重，与福耀玻璃理应对社会有所回报有关。另一方面，在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消费者对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期望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周期如果跟不上，税负优惠效应显然会递减。 合理成本高与不高并存，逆选择压力的舒缓有待时日。如果说由于企业不正当经营的存在，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承负有正规、不正规的区别，那么就会有合理成本高与不高的现象并存；资本的“脱实就虚”倾向也加剧了实体经济正当经营成本的增加。曹德旺在一次接受视频采访中称：“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另一方面，他又吐槽：房地产发展过热，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民工。房地产建筑工地往往都按天招人，按天数甚至小时计价。但是制造业不一样，我们要交税、买保险。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去了房地产公司，卖房子收入高，还有就是搞小额贷款、保险这样的公司，赚钱快。许多年轻人就是开滴滴快车也不愿意去工厂车间上班了，于是正当经营企业的劳动力价格就是被抬高。 企业持续增长不是靠“会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求人们对制造业正当经营给予更多尊重与支持是必要的；但不必将税负的比较与“跑路”挂钩。曹德旺自己也说过，他1994年就已获得美国“绿卡”，但在2005年就“还给了美国”。当国外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庞大市场依然虎视眈眈的时候，国内有担当的企业家当然不会轻言放弃。福耀玻璃作为少数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并能够代表当今世界行业最先进水平的中国企业，也不会在好哭的孩子多吃奶中心存侥幸。 坚持“走出去”布局的正当性，重在历练核心竞争力。作为民族企业的崛起，对国际市场份额的占有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去国外建厂跟“跑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过来说，去国外建厂固然需要考量所在国的税负，但主要还是要靠以核心竞争力支撑的正当经营，否则就难以立足。为规避贸易壁垒，徐工集团采取在当地设厂的方式拓展装备业务，并雇用当地人，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缓和了与当地工会的矛盾；为抢占海外市场，徐工在欧洲、美国、印度和巴西建立了研发中心，构建国际研发平台，并拥有一支6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汇集了来自各国的200多名工程机械专家。正是这些努力，使徐工集团在2016年成为唯一留在前十名的中国企业，在行业凛冽的寒风中仍能屹立不倒。 在创新中从赛跑到领跑，抢占价值链制高点。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在制造业领域将重心将转向更高价值和先进技术的制造模式，低端产能的转移成为必然。在这种背景下，所谓“死亡税率”只是一些不思进取的企业给自己消亡找的一个借口罢了。与其进行拥有低廉劳动力或者税负优惠保护的“竞弱”，不如自强不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两会上早就开出药方，“传统动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减弱是规律，这个时候就需要新动能。”20世纪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如德国、美国、日本、英国等，于2016年再次回到最有竞争力国家前10强的行列，也给全球制造业的版图添加了变数。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培育新动能方面下真功夫，在创新中领跑才是增加科技附加值的治本之道。 克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逆反心理，向以人为本“臣服”。当提及企业负担时，与税负相伴的，往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如果说前者是在为企业利润着想，那么后者往往是站在资本的立场说话，含有与劳动者博弈的成分。当创新、人才和生态系统成为制造业重建实力的关键要素时，这种想法会南辕北辙。作为愿意正当经营的企业家，当下在谈及劳动力价值时，应当心怀敬畏，这是由于创新在决定着企业的未来而不再是老板的自以为是。可以想象，当格力宣布为全体员工每人每月增加1000元工资时，短视的股东是不会高兴的；与资本的强势相比较，这其实就是向以人为本的“臣服”。因为在资本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效益，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与他们的零和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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