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核心提示】“文化中国”的信念内含一种以华夏民族的礼义文明引领、融合与统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风俗习性之多样性差异的文化理想，而在追求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过程中，无论是“用夏变夷”还是内部整合，其理想方式都不是通过粗暴干涉和军事征服来达到文化扩张的目的，而是通过文化示范和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实现中华礼义文明的和平传播与自愿接受。这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和“文明以止”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观，这种文明观可用《周易大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概括，即认为“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这种文明观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显得尤其富有价值，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许多全球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不恰当的文明发展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怀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心态，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征服和掠夺，从而造成了种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或者由于不同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一些人大搞文明扩张和霸权主义，从而引发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对抗、冲突和战争。这些都是威胁全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严峻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认为，为了回应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充分彰显中华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特性，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觉，而且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健康发展亦能作出积极而独特的重要贡献。

　　诚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中国和西方虽然在传统上有些许相似之处，都有一脉相承的优越感，但二者在本质上却是迥异的。那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本质上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化中国”的信念内含一种以华夏民族的礼义文明引领、融合与统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风俗习性之多样性差异的文化理想，而在追求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过程中，无论是“用夏变夷”还是内部整合，其理想方式都不是通过粗暴干涉和军事征服来达到文化扩张的目的，而是通过文化示范和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实现中华礼义文明的和平传播与自愿接受。这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和“文明以止”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周易·贲卦·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及其法则，而“人文”则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与“天文”并非相隔相离、互相对立，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天下之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两者相资为用，不可偏废。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并不是以支配自然或逆天而行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应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又须以人文化成为目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之德行应效法天地、顺应时变而普施博化，或者是“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或者是虽“蒙大难”，却能“内文明而外柔顺”，或者是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能“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文明”一词在《周易大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其余皆见于《彖传》。《彖传》的作者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用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精神特性和文明意识的本质特征是再恰当不过了。

　　所谓“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民众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和“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霸道强权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教化作用来引导民众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吸引力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方式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和提升，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地和谐共生的目标。

　　由此可见，霸道的强权、武力的滥用、自然的征服和文明的扩张皆不为中华民族所称道，反之，中华民族所心仪向往的是敬德保民的治道理念、“以德行仁”的王道理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学问、人文化成的道德化境。相对于霸道强权的文明扩张理念，中华民族“文明以止”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意识具有一种“止其身有所不为”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性质，所谓“化成天下”之所以为“化”者即在于此。（方克立 林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