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眼球，设玄机。一见文题，读者第一反应可能写的是娇气的女儿，我文中提及的却是仅比我年长一岁的胞姐红。 我们家一共姐弟四个，我是老幺。大姐大哥比我年长十多岁，和我本身就不是一代人，平常对我总是一直以大人的口吻自居。这里单说我这个小姐姐，就有说不完的故事呢。 女孩子嘛，小时候给人的感觉总是乖巧听话的那一种，可不像我们男孩子调皮，让大人们总是不省心。记得那时，父母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看看你小姐姐……”她无形当中成了我的言行参照和榜样，这也逐渐养成了我好强虚荣的性格。她刚上一年级时，我也哭着闹着也要上，最后幼儿园没去，与姐同了班。至今最难忘的是第一学期刚结束，学校例行举行散学典礼时，当看到姐姐走上台前领取三好学生奖状的一刹那，我嚎啕大哭，最终还是在班主任郭老师那儿哭到了一张奖状回家，尽管没有小刀橡皮之类的奖品，但我是满脸泪痕中露着灿烂的笑容向父母展示的。 调皮是男孩子的天性，父母一旦不在家时，她自然成了我的监护人。为了能瞒住父母和小伙伴们下河洗澡、取鱼摸虾，我常常用从父母那儿分得的块糖或帮抄作业等来贿赂讨好她，但有时如她心情不好，就会应了电影《天下无贼》中的一句经典对白：“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很简陋，只是用篱笆围着一个大粪坑，男同学小解时就都站在粪坑边。其时同学们之间盛行一种具有挑战的危险性游戏：当别人站在边上时，用手拽住衣服轻轻一推一拉说：“你差一点掉下去，是我拉住的，得谢谢我哦！”我也成功地尝试过多回。哪知那次竟然后面还有一位同学将我作为目标了，猝不及防间，将同学何圣根推进了粪坑。出了状况后，好事的同学们兴奋地奔走相告，很快校长就拎着我的耳朵牵进了办公室。惊魂不定的姐姐按老师要求跑回家叫父母赶过来。我现在还一直坚信：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未完成著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中的暴风雨就是那时来的，只不过比作者当年来得更晚一些罢了。 一晃眼间，我俩都到了花庄中学就读，碰巧的是竟然都在同一个班，因是姐弟而备受老师及同学们的关注。虽然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学习任务还是很轻松的，我很快就与同学们融洽相处，调皮得花样百出。只要一下课就飞奔着去抢水泥乒乓球台，亦或将篮球当足球踢，甚至偷老师粉笔在墙壁上写上人名并画上大大的红叉。终于有一次，初二刚开学后晚自习的一个课间，我们几个人中安排一人套上头巾玩盲人摸象的游戏。“盲人”通过听声音辨别方向捉人，然后摸头判断，由于人声嘈杂，也许是都进入了状态吧，竟然没有听到上课铃声，班主任进来时竟然被李鹏一把捉了个正着，并且是熊抱。后经调查，领头的我被免去了班长职务，最郁闷的是继任班长竟然是小姐姐红，这件事一时间成了大家的笑柄。 可喜的是，小姐姐得意的时间不长，因父亲身体不佳，为了方便照顾我们，一个月后将我俩转学至武坚中学。新的环境确实不一样，说来很好笑，男女生不说话。如果是同桌的话，一定会为了表明立场而划清楚河汉界，谁越雷池一步，定会遭到义无反顾的攻击。前不久同学们聚会时，张文兵还捋起手臂，让我们看当初女生用钢笔戳了后留有的几处黑印迹呢。可到了初三时，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部分同学难免会对异性心怀美好，转送纸条及小礼物等的最佳人选当然是我们姐弟俩了，而且每每出色地完成任务。现在想来，我俩在同学圈中人脉广的原因，也大概缘于此吧。 后来，我上了泰兴师范，毕业后回到母校工作。姐姐上了丁沟中学，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先在苏州后转至上海工作。我俩也是散多聚少，没有姐姐的日子，反而感觉到是一种失落。 人生路上，有姐相伴，不孤单。【欢迎收听】蒋勋细说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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