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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文所介绍的中国篆刻史上的流派，指的是邓散木先生所著《篆刻学》中所罗列的篆刻流派。全系邓氏一家之言，因此，其中多有舛误之处，我们结合其他相关近年发表的篆刻论文以及所出版的篆刻读物加以相应校勘。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邓先生因为时代的局限以及门户的偏见导致的讹误。但本人也有识见障和时代局限性，仍然会有错失或遗漏，唯有尽力而已。从秦汉（甚至从商周战国）到唐宋，中国的实用印章流传于世的，数量多至不可胜数，但我们却无法得知这些实用印章的铸、凿者究竟是谁。因为在远古时代，印章还没有出现边款，印章还没有实现“物勒工名”的发展阶段。它们毕竟小巧，还没有发展到如钟鼎一样“国之重器”的规模。邓先生称吾丘衍《三十五举》第九举曰：“秦人大小玉玺，有大小篆、回鸾等文 ，皆李斯书，孙寿刻。”确有这一句话，但却记载于何震的《续学古篇》卷上，而跟吾丘衍毫不相关。且只是文本记载，并无实证，只能以传说来看待。
见于资料记载的实用印章作者，魏晋间有陈长文、韦仲将、杨利从、许士宗、宗养等。因为当时的玺印，大都出自工匠艺人之手，没有文人学士的参与。这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就算是汉印，也有一些印文不合“六书”义理的印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到了唐宋时期，篆法衰微，更多任意牵合，不成文理，显然是工匠的作品了。到了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举起“复古”大旗，于是篆刻这件事，才真正列入文史之林，成为真正的文人雅事。当然，真正从“印章”发展成为“篆刻”还差一件事，就是石料的发现。
元末，王冕在浙江处州丽水县天台宝华山发现了花乳石（也叫花蕊石，宋代曾有人开采用作器皿）。才真正开启了文人刻印的先河，但王冕毕竟影响力太小，并未形成风气，直到文彭的出现。
文彭是石材刻石的实践者，这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徵明的长子，社会影响力巨大，于是，他的门人，他的弟子，他的好友，以及他所结识的文人雅士，都渐渐成为篆刻的仿效参与者与篆刻的受益者，也渐渐形成流派。所以，如果说中国篆刻的流派史，应当从文彭开始说起（当然，他的详细介绍要见下一篇），他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文人篆刻的鼻祖。
邓先生认为中国篆刻的流派从文彭开始，应当做如下划分：
他认为从明代到民国，治印家的宗派，可以得名者有七个派别，分别是歙派、浙派、邓派、黟山派、吴派、赵派。但这中间除浙派、黟山派、吴派名字尚可外，问题不少，细加分辨，我们针对上表，要注意下面这些问题：1、文彭的流派应当叫做“三桥派”；而程邃要晚于何震一些年，并且，程邃不是文彭的弟子，而这里所说的“歙派”以及后面要提到的“徽派”、“皖派”、“邓派”等概念多有交叉，不能误认；2、何震的流派应当称为“雪渔派”；朱简、汪关并不在何震的“皖派”体系内，朱简以切刀立派，但却没有名目，但显然跟何震的长程冲刀刻法有天渊之别；汪关的典雅工稳，有他自己独立的门派，应当称为“娄东派”；苏宣虽列何震门墙，但最终为文彭所喜，升格为何震的同辈门人，苏宣有自己独立的门派，称为“泗水派”；
3、丁敬的浙派并非起于何震，他的刀法起源于朱简细碎的切刀。金农、郑燮不是浙派的代表印人，浙派的代表印人还是所谓的“西泠八家”；
4、包世臣虽然是邓石如书法方面的弟子，但并不擅篆刻，而吴廷飏（即吴让之）是包世臣的弟子，并未得邓石如亲传；5、赵之谦并非纯出邓派，他学印从浙派开始，后转入邓派，最后形成了皖浙横站“印外求印”的印风；胡钁（邓误作吴钁）并非赵之琛弟子，而是私淑浙派，最终受赵之谦启发，其成就应当于赵之谦并列；6、徐三庚并非赵之谦和吴让之的弟子，他也是从“浙派”入手，他的年岁甚至长于赵之谦三岁；易熹是黄士陵弟子，很不该与赵叔孺并列；
8、吴昌硕门人名家不少，并非只赵石一家，而赵石一派后公认为“虞山派”，并非“赵派”；邓散木是赵石弟子，因此有美师之嫌；9、表中漏掉了诸如林皋、王福庵、齐白石等名家，赵叔孺下还有名家陈巨来（不过陈年岁小于邓，不收录正常），原因大概是与邓氏印学观念不同，因此不予收录罢。自下一篇开始，我们自文彭开始，我们将详细介绍每一个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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