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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宋晓文（ACPF会士） 一位著名画家曾经说过：“邮票设计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工作，我曾有机会和许多这样的同志聊天，得到他们很慷慨的招待，欣赏了他们诸位艺术家的作品，长了许多见识。他们辛勤创作的成果，象春天的燕子飞向世界，几乎世界上任何活着的人都与或将与那小小的邮票发生接触，得到这小小春燕的帮助把情感传达给亲人，但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小小邮票的作者呢？” 这位艺术家就是黄永玉。 上. 画生肖、画邮票、画喜欢的  黄永玉在集邮界以画生肖猴而闻名。中国的十二生肖以甲子鼠为始，但1975年农历甲子鼠年，“四人帮”仍在横行，许多画家在劫难逃。黄永玉当时因为画了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而被批为“黑画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 1979年元旦，邮票设计家邵柏林去看望黄永玉先生，请他画生肖邮票。黄永玉喜欢猴，当时他养的一只猴刚刚死，正想画这张猴画纪念它，便高兴地答应下来，于是一只活灵活现的水墨猴子跃然纸上。  由于第一轮生肖票是采用雕刻版套影写版印刷的，但与影写版套印后红底色总是透过雕刻版线条向上泛红，为此，邵柏林就画了一个黑色影写版稿衬在下面，一来补充雕刻版的不足，二来遮盖红色不使泛红。加上邮票雕刻师姜伟杰刻的雕刻版线条厚重、线条毕现，套印后果然墨色饱满厚重，猴子茸毛闪闪发亮。《庚申年》猴票发行后，广受集邮者的喜爱。  其实在画猴票的20年前，黄永玉先生就以其擅长的木刻画技法设计过一套《林业建设》的特种邮票，这套邮票发行于1958年，有四个图，其中第一图《森林资源》还在1959年英国吉本斯邮票目录评为该年度“最佳邮票”。  黄永玉的画为何有如此魅力？我想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有关。  黄永玉出生在湘西凤凰。他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外甥。谈到与沈先生关系时，黄永玉说：沈从文跟我祖母叫舅妈，是亲戚。1932年，沈从文从北京回到凤凰城来到我家看望他的舅妈，我见到了沈先生，我问他，你是从北京来的？他说：是。又问你坐过火车吗？他说坐过；坐过轮船吗？坐过，仅此而已。1950年，我在北京见过沈从文，当时他住在沙滩，进了革命大学。我心想他怎么进入革命大学呢？我搞文学与沈从文的关系不太大，我主要敬重他的人品。读沈从文的作品，我有一种亲切感。显然，黄永玉的艺术受到沈从文的影响。  黄永玉一生历尽坎坷。他曾经在少年时到闽南一带游历，并有幸结识李叔同。叙述与李叔同的关系黄永玉仍离不开幽默。他说：我只同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号）只见过两次面。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泉州流浪到一个寺庙里，听一个小孩说，这里住着一位有胡子的老和尚，我没介意。后来我去摘玉兰花，他从台阶下来劝阻我。问我会什么？我说什么都会，打拳、唱歌、画画。他让我唱一个歌。我就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说：这首歌是我写的，我说：你吹牛。谈到画画，说起了丰子恺。他说：丰子恺是我的学生。我说：又吹牛。随后请我吃了豆腐、豆芽为主的斋饭。饭后又看了他写的字。他问我写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没力量。我注意到他把一些条幅送给许多名人，我也向他讨一幅，他当时没写。我就去了洛阳桥，当我再回到寺院时，弘一法师已经仙逝。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卷卷送给人的手书，我找到了法师送给我的一幅。弘一法师在逝世前连这点小事也没忘记……  正是黄永玉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使他爱艺术上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才能使他在生活上不拘一格、我行我素。有这样一个故事：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不久，由他完成毛主席坐像后面的一幅大画，画完以后再送到山东，用羊毛织出来。大家都认为能完成这幅画的人真了不起，正在工作繁忙时，记者来采访黄永玉，问他累不累，忙不忙，他说：很累很忙。又问你一边画一边想什么？他说：“我想早点完工。”记者的本思是让黄永玉说：“时刻想着毛主席。”可他就不说。不是那么回事嘛！当时的愿望就是把画画好，早点完成任务。黄永玉认为，一个人总不能整天都在为神圣、为伟大的意义活着。 黄永玉的画永远是那样的幽默与洒脱。黄永玉爱画《水浒》人物，但画一个就等于他同这个人物开一个玩笑。如他画轰天雷凌振，因为雷会使炮，他就把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词抄上一段：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梁山有一位爱赌钱的邹渊，他就在画像上写了：应该去澳门，你上梁山干什么？在高俅的画边黄永玉写道：这一球踢出一个小乾坤。高俅会踢球，宋徽宗喜欢踢球，结果让宋徽宗看上了，做了大官。洪太尉好奇心强，掀开魔瓶盖子，魔鬼跑出来回不去了，于是慌了；黄永玉就在洪太尉漫画上写到：好奇心掀出了大热闹。  黄永玉独创了泼墨重彩技法，这在他1995年设计《白鹤》邮票中得以完美体现。集邮者对他的夸张、变形的创作并不理解；但《白鹤》却受到美术界的一片喝彩声。著名画家黄苗子还专门写了评赏文章，称“永玉画鹤，不一定‘以形写神’，有时 ‘以意传神’，四个伸长脖子的鹤，只画了肩以上的局部表现，如同庄周说的‘庖丁解牛，目无全牛’。因此为他集中地把警觉的这种濒危动物特有的神态通过眼神的夸张，通过外表的‘静’，来表现鹤内心的‘动’。他虽然目无‘全鹤’，却是‘胸有成竹’地绘出一幅传鹤之神的妙品。” 黄永玉后来还应朋友的邀请画过一组十二生肖画，但被人利用来制成个性化邮票包装后高价销售，他对此痛心疾首，认为不该狠心掏集邮者腰包。  据说，时隔20年，邮票主管部门曾找黄永玉继续画生肖邮票，黄永玉问：“我画，你敢用吗？”后来他画的一幅撒尿的生肖狗上了朝鲜邮票。 中. 《庚申年》邮票故事  中国的十二生肖以甲子鼠为始。1975年是农历甲子鼠年，当时“四人帮”仍在横行，又突然组织“批黑画”，许多画家在劫难逃，黄永玉因为画了幅猫头鹰自然首当其冲。那年月怎能发行生肖邮票呢。回想那些昏暗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那岂止是对画家的摧残，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 1979年元旦，邵柏林去看望黄永玉先生，请他画一组动物邮票。黄先生高兴地答应下来并建议：“何不发行一组生肖邮票呢，十二年我都给你们画。”邵柏林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遂回局复命，并约定一周后取稿。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生肖邮票不是从 1975年甲子鼠年开始，而是从 1980年庚申猴年开始发行的历史因由。 猴票原稿 关于黄永玉先生的生肖猴原稿，因为已封存邮票博物馆，目前只能在特定的展览中才能得见。但关于猴票草稿的一段逸事却令人感兴趣。 1979年 1月 25日，黄永玉托好友陈岩到颐和园藻堂送一份文件。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处设在那里，当时的谷牧副总理邀请了全国著名国画家共商复兴繁荣中国画的大计。 黄先生随手拿了一张白卡纸，就在它的背面画了个去藻堂的路线图，陈岩揣起就出发了。后来陈岩就把这张白卡纸忘掉了，直到春暖花开换洗羽绒服时，一摸兜发现了那张路线图，翻过来一看，竟是黄先生为设计猴票手绘的效果图。陈岩是搞收藏的，深知它的珍贵，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时隔六年，当邵柏林又去约黄先生画《白鹤》邮票时，适逢陈岩也在，提起这段趣闻佳话，大家不胜感慨。后来黄先生要陈岩拿来那张小草图，并在上面题写了：“此稿为余之初稿，重睹是图时余等方自风雨中过来，衣衫尚湿也。” 猴票设计稿 设计猴邵柏林如何设计猴票，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流出的设计制版稿可以窥见一斑。邵柏林的这幅画稿是画在一张较厚的白卡纸上，卡纸尺寸为17.6CMX20CM，图稿十字线以内尺寸为10.5CMX12CM。在白卡纸上除了画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猴子之外，还画有各种铭记，邮票设计的各个要素一应俱全。白卡纸上面尚覆盖一层透明纸，画在白卡纸上的猴，其脸部、手和耳朵均未着色，而将墨色画在透明纸上的对应位置，分毫不差。在画稿的上端，有邵柏林的亲笔签字：“请注意保管画稿，墨多变色。邵”并在画稿的右边还写有“桔色，面部用金粉”字样，下端有主管领导的签批“同意制版”。这幅画稿是从一堆废弃的档案袋中发现的，其档案编号为7-33-21，为北京邮票厂存档的资料。当然这幅邮票设计图稿还有待进一步查实。邵柏林在一篇回忆猴票设计文章中所叙的经历可供读者参考： “1979年 1月 9日，我如约去取图稿，当我看到一只充满灵性活泼可爱猴子时，深信一枚十分精彩的邮票已经诞生了。黄先生嘱我做两件事：一为猴票做后期设计，二为猴票设计一枚首日封。 “第一轮生肖票是采用雕刻版套影写版印刷的。雕刻版的印刷品，手摸上去有凸起感，这种方法艺术表现力强。谁知印猴票时套印后红底色总是透过雕刻版线条向上泛红，致使黑的不黑，红的不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画了一个黑色影写版稿衬在下面，一来补充雕刻版的不足，二来遮盖红色不使泛红。套印后果然墨色饱满厚重，猴子茸毛闪闪发亮。描述这段技术细节，无非是想说明，邮票设计不是在画家的原稿上简单地加个国名、面值了事，还应包括对印刷工艺的策划调动在内。这样，一幅好的画稿才能变成一枚好看的邮票。 “黄先生画了只如此可爱的猴子，无异于给设计首日封出了个‘李白题诗在上头’的难题，艺术创作最忌重复，不宜再画猴子。加之十二生肖干支纪年又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时间概念，用什么表现庚申年，则成了设计首日封的难题。正在此时，报载 1980年 2月 16日，即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一日，也就是原定生肖猴票发行的当天，在亚洲、非洲一个狭长地带将发生百年不遇的天象奇观———日全食。世界上将有 70多个国家的 1000多位科学家跟踪观察，我国在云南瑞丽也设站进行科学观测。我突发奇想，就画了日全食作为庚申年首日封的图案，用以表现中国人民在阔别了 ‘德先生’和 ‘赛先生’多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讲科学、讲民主的艺术春天。 “后来这枚首日封获得 1980年度最佳首日封设计奖。” 猴票雕刻稿 《庚申年》猴票的雕刻者是著名的专业雕刻师姜伟杰。据姜伟杰先生介绍，当年由于《庚申年》猴票雕刻版线条厚重、线条毕现，其印制时难度较大。1980年以前，一般的纪特邮票印量，一个图案不过三四百万枚。由于这是中国生肖邮票系列的第一枚，原拟发行 800万枚，最终下达的邮票印量订为 500万枚。但邮票在起印时发现库存雕刻油墨年久干结，上机后太黏稠，机器走不起来，加稀释剂和调和油太多，则墨色不黑。工人想了个补救办法，往雕刻墨中加铅印墨。但铅印墨不是邮票专用快干墨，机器是走起来了，但终端成品一经叠摞，则出现互相粘连挂脏现象。为了解决晾干问题，邮票库临时搭建了许多类似养蚕的晾票架。每架五六层，每层七八摞，每摞 20版用来晾干成品票。即便如此，它的背胶部分还有许多粘黑挂脏，这就使“猴票”的成品率打了大大的折扣，经验收合格票仅为 4431600枚。 近几年在邮票拍卖会上，姜伟杰签章的《庚申年》猴票雕刻版印样屡屡成交。根据了解，1993年北京聚雅斋举办新中国邮票图稿拍卖会，《庚申年》猴票印样共99枚，每一枚都有一份聚雅斋出具的保真证书。该印样规格为88.5MMX114MM，左下角是姜伟杰的签名和红色印章。当时每枚底价800元，仅拍出数枚，余下悉数为内部员工购去。在以后的多次拍卖会上，《庚申年》猴票雕刻版印样曾以1650美元的最高价拍出，但也多次流拍。目前其市场价约在3000-3500元之间。近年，随着《庚申年》猴票升温，有关这套邮票的赝品也应运而生，不完全统计竟有10多种（含多种雕刻版）。为此，各级集邮公司在营销该票时常请来姜伟杰先生参与鉴定，经由姜先生签章的猴票也成为一种品质的保证。 对于目前所见的《庚申年》猴票雕刻版印样，多数人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我国雕刻版邮票一般只有两套样票，且均需存档，《庚申年》猴票雕刻版印样数量多得离谱，分析应该是雕刻家重刻的一块雕版；尤其是，随着各种品鉴会的举办，主办者也希望以《庚申年》猴票相关藏品回馈收藏者，于是还出现了一些由邵柏林、姜伟杰设计或雕刻的纪念封、雕版印样等。从另一个侧面丰富《庚申年》猴票的收藏。 下. 我请黄永玉先生签名的经历 在我收藏的邮票画家签名邮品中，黄永玉先生的《庚申年》猴票签名明信片可以说是得来颇富传奇色彩。1980年，我开始收集邮票作者的签名资料；在最初开列的征求签名资料的邮票设计者名单中，列有黄永玉的名字。当时黄永玉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但我曾听闻他是比较有个性格的画家，虽然学院配有办公室，但他基本不坐班，不常在校上课……鉴于这些原因，我不敢贸然去信。在成功得到数位专业邮票设计家的签名并得到设计家们的鼓励之后，我还是选择了黄永玉先生作为第一批社会美术家于1980年8月27日寄出了请求签名函，考虑到把握性不大，我在求签的明信片上贴了一枚使用过的《庚申年》猴票。时光转瞬过了半年，此间，我陆续收到画家胡洁青、钟灵等的复函。1981年2月14日，我再次给黄永玉先生写信，这次不敢贴猴票了，只寄了一张空白明信片，地址也由中央美院改为中国美协。接着又是天天的期盼。3月6日，我终于接到了一封北京的来信，黄永玉先生用他特有的书法为我第二次寄去的明信片签了名，而且明信片上贴的是一枚新猴票。信是由黄永玉先生爱人张梅溪回的，张老师在来信中说，“去年你寄来的信不知是丢失还是我们信太杂乱，一直未见着。这几年集邮友人增多，连复信的时间也忙不过来。猴年邮票已买不到，现总算找到留下的一张。”云云。我是十分幸运的，不仅得到了黄永玉先生的签名，还得到一枚《庚申年》新票。时隔不久，我居然第二次收到张梅溪老师的信，内中寄来了我第一次的求签明信片，上面不仅有黄永玉先生的签名，更有原先贴的那枚旧票。我为自己两次获得黄永玉先生的签名而感荣幸，不仅格外关注这枚具有中国邮市风向标之美誉的生肖邮票，也不时跟踪了解黄永玉先生的创作动态。 九十年代中期，我再次写信到中央美院给黄永玉先生，希望再结前缘；但未能如愿。后在报章上获知，黄永玉先生常回老家湖南凤凰县，就于1996年10月将信件写往凤凰。倒没有想到，不久即收到黄先生弟弟黄永前的回信（11月10日），信告：“黄永玉在香港住。这两年两次回家乡画画，一般均在春节回来，一住两三个月，画完就回香港。”在“香港开完画展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也许到外地过年，也许回凤凰老家过年。时间既紧又流动性大，故这段时间不宜通信，请谅。”我随即复信黄永前，希望他能提供黄先生在香港的住址，12月2日，黄永前再次来信，信中说：“正如我上次回信所告诉的，他正在筹备个人画展。‘每天谢客在家工作十一小时，要忙到年底去了。’‘ 我坐板凳上对着画架工作，门也不出一步，有时终日连窗外灰懒得看一看。’ 所以我们兄弟（我四哥来凤凰给他办事），都不去信怕打扰他，影响他的工作。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开展了，这个时候更是紧张关头，如若去信是很不合适的。”黄永前虽然劝我不要给黄先生写信，但还是在信末附来了黄先生在香港的家址。此时的我，也就放弃了写信的念头。 1999年，我因参加北京世界集邮展览筹备工作，有机会在北京呆了近三个月，其中《黄永玉画展》将在5月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事先与在美术馆工作的朋友联系，希望安排见见黄永玉先生，得到朋友的应允。临到展览开幕，我因单位临时有要事，回到福建。因此，与黄永玉先生擦肩而过，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时间的日历很快翻到了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2013年8月16日,“黄永玉九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如同黄永玉先生一贯的行事风格,“照老办法,开门就看。不剪彩,不演讲,不搞研讨会”。九十高岭的黄永玉先生用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文化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此次展览共展出黄永玉先生作品300余件,分为五个部分:第部分为1949-2004年的综合内容,反映了黄永玉先生从新中国开始的艺术历程,表现了他所经历的从版画到国画的转变。第二、三部分为2004-2013年的国画作品,呈现的是黄永玉先生在八十以后多元化创作的方向中或水墨或重彩,或恣肆或幽默。而八十以后巨幅作品的不断涌现,表现出他孜孜以求的执著和源源不断的创造。第四部分为2004-2013年的综合作品,包括油画、书法、雕塑、设计、玻璃工艺等,表现了黄永玉先生的多才多艺,各有所成,各具特色 并且相互辉映,各美其美。第五部分是1959年的壁壁画《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作为一个特别的展区,在国家博物馆东门二楼平台上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硕果仅存的壁画原作以及新近发现的壁画草图,同时还展示了壁画迁移与安装的过程。 此间，我获悉厦门集美学校校友会要筹办100周年纪念活动，并要邀请校友黄永玉出席。校友会领导是我的老朋友，他答应为我签一枚黄老纪念封。2013年国庆前夕，他们不仅拿到了黄永玉给校庆的两幅赠画（一幅为《集美学村》，油画，69X596CM；一幅为《百鸟归来》，国画，143X360CM），也帮我在《第十届世界旅游旅行大会》邮票自制封上请黄永玉用毛笔签名。 2016年，集美学校校友会有策划了1月5日发行《我的集美我的安溪——黄永玉的文学行当》纪念封，4月8日至6月12日在陈嘉庚纪念馆举办《黄永玉的文学行当》展览。在事后黄永玉对集美学校的迅访中，我再次收获一枚其用硬笔签名的纪念封。 1 2 3 4 5 6 1979年 1月 1日，邵柏林去看望黄永玉先生并约稿。 1979年 1月 9日，邵柏林去黄永玉先生家取猴票手稿。 1979年 3月 1日～15日，邮票发行局派薛铁、于名川、吴凤岗赴香港了解筹办邮展事。 1979年 4月 21日，吴凤岗编写《参考资料六》，谈“香港生肖邮票和生肖金币———兼谈今年发行和全套发行的利弊”。 1979年 6月 9日，部邮人字第 431号文：任命宋兴民为邮票发行局局长，周保昌、曹双禄、王醒华、倪贯一为副局长。 1979年 9月 8日，设计室开会，宋兴民宣布孙少颖为设计室主任。 1979年 10月 25日，孙少颖宣布设计室成立三个组。设计组组长李印清，雕刻组组长赵顺义，综合组组长孙经湧。 1979年11月6日，宋兴民以邮票发行局局长名义向邮电部请呈“明年春节前发行”“《猴年》特种邮票一枚”（《关于拟发<猴年>特种邮票的请示》）；同时，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倪贯一签发了主送北京邮票厂的“（1979）票发字第58号《关于<庚申年>特种邮票的订印函》”。 1980年1月15日，我国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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