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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是人们头脑中都存在的历史概念。“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没有悬念的；而“春秋五霸”却异说纷纭，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有人认为：“五霸”一词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其实不然。从古代典籍的记载来看，这个词首先出于《左传》。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这一年，就是公元前589年，晋国和齐国发生了鞍之战（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国战败，齐顷公派大夫宾媚人向晋景公求和，晋景公提出了灭亡齐国的苛刻条件。宾媚人希望晋景公要有“四王”和“五伯”（霸）的气度，不要灭亡齐国。晋景公被宾媚人说服，取消了苛刻的条件，接受了礼品与割地，与晋国议和。在这个事例中，宾媚人所说的“四王”，应该是禹、汤、文、武，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但“五霸”是谁，他没有说，我们现在仍然不得要领。 在这以后，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荀子都说过“五霸”。但孟子没有具体指出“五霸”都是哪五个人。从战国到现在，“五霸”的具体所指有八种不同的说法。按照提出的时间顺序，就是： 1、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战国：《墨子•所染》、《荀子•王霸》） 2、齐桓、晋文、秦穆公、楚庄、越勾践。（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 3、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号篇》 4、齐桓、晋文、秦穆、宋襄公、楚庄。（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号篇》） 5、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庐。（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号篇》） 6、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王夫差。（唐•颜师古：《汉书•诸侯王表序》注） 7、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清：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36卷） 8、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近人朱起凤（1874-1948）：《辞通》） 以上八种说法，涉及的人头有：昆吾、大彭、豕韦、郑庄、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秦穆、宋襄、楚庄、阖庐、夫差、勾践等，共15人。 按照《国语•郑语》的说法，昆吾是夏朝的霸主，大彭，豕韦为商朝的霸主；而我们讨论的是春秋的“五霸”，不是三代的“五霸”，所以这三个霸主应该排除。这样，说法就只有七个，人头就只有12人了。 《辞海》的“五霸”条采用了两种说法： 1、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 2、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 也就是采用了上述墨、荀和班固的说法。而《新华词典》则仅仅采用了班固的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种说法。 这是现代历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或者说互相袭用的两种说法，纳入了大中学的历史课本，也是各种考试的标准答案。 但这只是一种折衷与妥协，事情至此还远没有解决。“春秋五霸”究竟确指哪五个人，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与孙景坛教授商榷 1994年4月，《南京社会科学》刊登了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的文章《“春秋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此文颇有深度和广度，而且颇有新意，是笔者所看到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最有份量的专文。他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在时限上，应以《左传•成公二年》齐国大夫宾媚人提出“五霸”的概念和《左传•庄公十五年》说“齐始霸也”为标志。就是说：宾媚人既然在鲁成公二年（前589）提出“五霸”一词。那就表明，到这时，“春秋五霸”已经完全登场了，在当时和以后的晋景、晋悼、吴夫差、呈阖庐、越勾践可以排除了；又因为《左传》说齐桓公始霸，表明他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霸主，那么在这以前的昆吾、大彭、豕韦、郑庄也可以排除了。这样，各种说法中的15个人，排除了9个，就只剩下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宋襄、楚庄6个人了。孙教授又根据历史情节，认为宋襄公够不上霸主，于是便把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定为“春秋五霸”。最后的结语是：“‘五霸’舍此其谁也？” 尽管孙教授用功之勤和考证之详是我非常佩服的，但他的结论还不足以服人，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在先秦典籍中，宾媚人在鲁成公二年（前898）提出了“五霸”一词，应该是最早的。但他仅仅提出了这个词，并没有确指“五霸”是哪五个人。晋•杜预给《左传》作注，以为是指“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采用了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中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说法。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用东汉学者服虔和应劭《风俗通义》的说法与此相同。清•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肯定了杜注。因为“春秋五霸”之说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见于墨子、孟子、荀子等诸子之书。只是到了战国时期，当时的思想家回忆春秋200多年的历史，总结出春秋时期相继称霸的五位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霸主，才出现了“五霸”这一词语。宾媚人在鲁成公二年（前898）提出“五霸”之说，是在春秋中期，整个春秋时代的历史还有好长一段路程没有走完，还有霸主没有出场亮相，这时怎么会提出总结性的“五霸”之说？也就是说：“春秋五霸”只能是贯穿于整个春秋时代相继出现的“五霸”，不可能是春秋中期以前的“五霸”。因而孙景坛教授以宾媚人划界的思维方式是不正确的。 《白虎通义》提出了三代五霸说，大约是来源于《国语•郑语》中的一段话： “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 这是说：祝融的后代八个姓，辅佐夏、商两代的诸侯，在夏朝有昆吾（今河南濮阳市东），在商朝有大彭（今江苏铜山县），豕韦（今河南渭县）。到了周朝，就没有侯伯了。 这里所说的“伯”，应该是诸侯或诸侯之长的意思，是伯（霸）的初义，和春秋时代的霸主，霸政是不同的，因而宾媚人所说的“五伯”（霸），和“春秋五霸”的“霸”，并不是一个意思。即或《白虎通义》和杜预提出的五个人头未必正确，但他们把宾媚人所说的“五伯”（霸）和“春秋五霸”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是可取的。 “五加一”说 有关“春秋五霸”的具体人头问题，笔者的考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春秋五霸”的概念，是战国人提出来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对齐桓公、晋文公进行过评论（见《论语》），说齐桓公“霸诸侯”（《论语•宪问》），但没有“五霸”的说法。《论语》中没有“五霸”，也没有“五伯”。 第二，“春秋五霸”，是整个春秋时期的“五霸”，而不仅仅是春秋某个时期的“五霸”。 第三，“春秋五霸”是全中国的“五霸”，而不仅仅是中原地区的“五霸”。战国时期，由于民族的融合，经济文化的交流，军事征服等因素，人们的版图观念已经扩大，秦、楚、吴、越等西方，南方，东南的国家，已经纳入一统中华的观念之内，除了有一些地方特色之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些国家的君主，只要在会盟中做过盟主，当过头头，号令过诸侯，便算是霸主。 第四，“春秋五霸”的概念产生于战国，其人头原有所指。因而只能是战国人认定的“五霸”，而不是汉、唐以后任意拼凑的“五霸”，更不是今人重新评选的“五霸”。因而我们只能恢复其原貌，而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议论谁配谁不配。 基于上述的四条原则，我们考证时，首先要坚持资料的原始性。我的标准是：只采取战国人的说法，汉、唐以后诸说，一律不加理睬。具体说：只采取墨子、孟子、荀子有关“五霸”人头的说法。 在《墨子•所染》和《荀子•五霸》中，提出“春秋五霸”是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资料。 在《孟子》一书中，几次谈到“五霸”，但没有具体指出“五霸”是哪五个人。他只零星地谈到： “鲁之《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离娄下》） “五霸，桓公为盛。”（《告子下》） 观《孟子》的文义，齐桓、晋文在“五霸”之内，是没有问题的，这与墨、荀的提法复合了。 孟子还提到秦穆公，他说：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孟子•告子下》） 在墨、荀的“五霸”中，并没有秦穆公，这与孟子的说法有了矛盾。如果在墨、荀的“五霸”之外，再加上秦穆公，那就变成“六霸”了，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方法来考虑。 上面提到：“五霸”应是全中国之霸主，中原地区以外的秦、楚、吴、越都可以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这些国家的君主必须能控制中原的诸侯，领导过全国性的会盟，才符合“五霸”的条件。照《左传》和《史记•秦本纪》的说法，秦仅仅是“霸西戎”，在西方少数民族中间称霸，仅仅是地区性的霸主而已。孟子虽然许秦穆公为霸，但并没有明确地与“五霸”的概念联系起来，大约也因为秦穆公只是地区性的霸主，不在“五霸”范围之内，是另一类的“霸”。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国人心目中的“五霸”，是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战国人心目中还有一个地方性的霸主秦穆公。概括起来，我们称之为“五加一”。 我们的结论，符合了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是战国时期最原始的观念。 第二，是整个春秋时期相继出现的“五霸”。 第三，是全国范围内的“五霸”。 第四，摒弃了汉、唐以后晚出的诸说，使问题更加清晰透剔。 当然，“春秋五霸”，外加一个地方霸主，只是指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霸主而言，春秋时期的霸主不止于此，郑庄、宋襄、晋襄、晋景、晋厉、晋悼、楚成王、吴夫差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称过霸，不过其知名度与代表性稍逊一筹而已。 当我们的研究落实以后，我们不能不说：现代学术界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为“五霸”是正确的，符合战国时期最原始的说法。但另外一种说法，源自《白虎通义》的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则可以休矣。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左传•成公二年》 2、《墨子•所染》 3、《荀子•王霸》 4、《孟子•离娄下》、《告子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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