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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爱情像一个概念一样浮于我的记忆之上，我总觉得它的颜色是深沉而寂寞的，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这种感觉尤甚。 我一直觉得作家的语言本身就是内容，因为小说的本体就是语言，形式和技巧只是外部的躯壳，核心永远都是语言。我们在探索一个作家风格的时候，必须从语言入手，沉浸在她的语言中。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中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来源于她所经历过的二战之后的家国动荡以及殖民地危机。很多人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总觉得她的作品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不否认她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的情节和语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喜爱。每次打开她的小说，不知何故会突然泪流满面，醒时天已暗，梦中人无踪。然后合上书页，继续在红尘里打滚。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印度支那的佳定，十八岁前往法国巴黎学习法律。194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后来根据母亲的经历为蓝本，写作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让玛格丽特.杜拉斯正式成为作家。 195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琴声如诉》问世。这个时期，杜拉斯的爱情和家庭也面临着危机。恋人离她而去，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微妙。原本随和的杜拉斯变得粗暴野蛮，经常和儿子发生冲突。在朋友的劝解下，杜拉斯将儿子送去了寄宿学校，然后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又开始写作，于是有了这本《琴声如诉》。  1960年，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将这部电影搬上银幕，让观众得以窥见这段极具杜拉斯风格的情感。电影中的女主人安娜是一名企业家的妻子，他们在法国西南部的村庄过着平静而单调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羁绊仅仅是正在学钢琴的孩子。 每个周五，安娜都带着儿子去学钢琴。一次偶然，她在咖啡馆里遇见一个叫做肖万的男人，这个男人在丈夫的企业中工作。在咖啡馆里，他们共同目睹了一起杀人案件，从讨论这个案件开始，逐渐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肖万激活了安娜死水一般的情感，遗憾的是，两个人身份悬殊、最终不过相逢一场，各自安好。或许，失去比得到更知道人间的不易。正如周国平先生写的那样：有的人一生接连不断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 我们无法得知安娜和肖万之前的种种，只能从他们的相遇中窥探出这段浅尝辄止的爱情。而这种隐忍克制的情感因为道德的缘故总是显得无比深厚。  从自传性书写到银幕的诗意表达“自传性”书写是很典型的文学性书写方式，指的是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以自我的生活以及情感经历为创作蓝本，加以选择加工，运用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来进行作品的创作。杜拉斯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自传性”书写，她擅长将周围的故事嵌入自己的书写方式中，用碎片化的表达来完成小说的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的搭建。 《琴声如诉》是法国新浪潮运动时期的代表，但导演彼得.布鲁克却是英国人。彼得.布鲁克对原著保有相当的忠诚度，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可以营造出小说中描绘出的感伤情绪。缓慢从容的镜头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同时又表达出安娜和肖万之间的情感纠葛。 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导演彼得.布鲁克完美的表现出了杜拉斯作品中的情绪和情感。 杜拉斯在小说中写道：“在这固执的沉默中，海潮的声响又自耳边响了起来。天上的晚霞在最后一次迸发中也变得更加浓重”。在彼得.布鲁克的镜头里，这变成了充满诗意的空镜头，是漫无边际的海面，是天边最后一抹残云。 “夕阳这时已经低垂，一缕缕阳光照射在那个男人脸上。他倚着柜台，站在那里，一时全身都沐浴在夕阳之下。”在彼得.布鲁克的镜头里，这是一个男人的绝望和无奈，在一片金色中，他等待着爱情，也等待着绝望。 小说中的爱情是绝望的，电影中的爱情是无奈的。从玛格丽特.杜拉斯到彼得.布鲁克，从从自传性书写到银幕的诗意表达，文本和影像之间实现了完美的转换。  从开放式叙事到禁忌性话语《琴声如诉》是杜拉斯创作的分水岭，她也曾表示，《琴声如诉》是她朝向真实的转折。在过去的作品中，杜拉斯总是事无巨细的描述细节，用准确细腻的文字语言来完成作品的书写。而在这部作品中，杜拉斯仅仅保留了故事的框架，用了一种开放式的结构来完成这个爱情故事的书写。 彼得.布鲁克在拍摄《琴声如诉》的时候，也保留了这种特点，摒弃了细节性的描述，用印象派的表现手法完成从开放式叙事到禁忌性话语的描述。 杜拉斯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描述时间、地点和人物，仅仅是通过春天、下午、黄昏这样笼统的概念来描述时间和环境。电影中也是如此，彼得.布鲁克在安排安娜和肖万见面的时也遵守了杜拉斯的描述。前两次是在黄昏时分，第三次是在傍晚，第四次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这种时间上的安排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从开放性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意味着故事的开始或者结束。对安娜和肖万来说，是故事的结束，黄昏时分，倦鸟归巢。对其他情侣来说，这是爱情开始的时候。是华灯初上的浪漫时刻，是你侬我侬的暧昧时刻。 时间在电影中既是开放的，也是禁忌的，就如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屏障，意味着奇遇、巧合、机缘、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物。总之，屏障意味着种种可以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同时，也是一句禁忌性的咒语。  从须臾的镜像走向情爱的浮岛杜拉斯在《琴声如诉》中将句子打碎，颠覆了读者固有的习惯，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 “大海，今晚波涛汹涌，拍打堤岸，远远听得见。” “天空，慢慢地，变白了，只有西边还有红点。他消失了。” 这些简单的句子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框架，我们可以直接读出美感。但如果不进行进一步阅读，很容易忽略掉美感背后的隐喻。 在彼得.布鲁克拍摄的电影《琴声如诉》中，我们可以看见渡轮上油画般的风景、荒凉清寂的岛屿，还有人声鼎沸的咖啡馆。这些场景的设计既保留了原作中的空灵和飘渺，又避免了文本和影像之间的突兀。 镜头划过安娜悲伤的眼睛，看着她在须臾的镜像中挣扎，然后亦步亦趋地走向情爱的浮岛，在这个不着边际的岛屿上，她远观着世俗的羁绊，在情欲交织中做一场华丽的春梦。梦醒之后，又回到单调的生活中。 这种单调似乎是一种宿命，是注定的，是无解的。就像杜拉斯在书中写的那样：“反正对他们来说，沉默无言已经越来越变得无法克服，什么原因也没有，是什么缘故也不知道。” 幸好，肖万出现了，让我还有一丝期待，期待一种类似“柏拉图式”的永恒的爱情。遗憾的是，这段爱情还未抵达“柏拉图式”，就已经结束了。他们始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止于道德伦理的束缚禁锢。一切毫无由来，在我期待还未成形之前就已落空。 对我而言，欣赏这部电影，就好像欣赏一幅画作或者聆听一段音乐。没有具体的城市和人物，只有悬浮在现实之上又归于现实的情爱。 导演用须臾的镜像邀请观众走进这个空间，跟随安娜一起走上情爱的浮岛，追忆未曾得到的爱情。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得最多，其间的差别被最郑重其事地看待。” 《琴声如诉》对静置的情感有着精准的洞察力，对其中的矛盾表现的富有张力。电影中的悲伤不单单是通过镜头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从创作基调上就奠定了这种深不见底的绝望。电影中的爱情是绝望的，欲望是绝望的，灵魂石绝望的，仿佛他们的相遇只是上帝的玩笑，他们注定要在没有希望的生活中挣扎。 悲伤如影随形，令人窒息的情感就像一潭可以瞬间将人溺毙淹没的死水。 一个人的经历会影响她的创作，杜拉斯又是这般敏感，这些生活中的碎片和断章又怎能逃离她手中的笔。殖民地的生活赋予她敏锐的洞察力，艰难度日的时光又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创作。在印度支那那潮湿氤氲的空气中，她的作品注定要有一道明媚的忧伤。导演彼得.布鲁克捕捉到了《琴声如诉》中微妙的情绪，试着用“杜拉斯式”的语言来诉说爱情、生活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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