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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老先生以112岁高龄仙逝，媒体以“汉语拼音之父”为其一生盖棺定论。不过，在笔者看来给周老这个头衔有些欠妥，甚至可以说是对语言学界和周老的大不敬。 平心而论，对大多数华人来讲周有光是一个陌生人。如果不是因为其仙逝，媒体报到他的生平和对推动汉语拼音普及的历史功绩，他可能仅仅被圈内人熟知。突然发布一条“汉语拼音之父”去世，大家除了深切缅怀，估计也不会产生质疑。因为，对于一个陌生人而言，我们的反映都是平静的。 笔者算不上学者，算不上饱读诗书的人，但不巧在2016年读了几本关于民国时文化名流的书。为了了解那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年代，笔者多次请教度娘，得到了一些跟汉语言学有关的信息碎片。诸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他们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二三十年代就对中国语言文字做过不少研究，并取得了奠基石般的成果。 对中国语言文字做变革，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文化运动，白话文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和新思想的载体。为了更好地推广白话文，势必要对中国文字和语言做一些变革。激进者甚至一度倡导废除汉字，在文字和文学方面全面西化。 而最终在汉字和语音改革方面取得彪炳史册成就的，就有刘半农和钱玄同。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文字和语音有了今日汉语的雏形。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
百度百科介绍，刘半农在语言科学领域的研究涉及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等各个方面： 语音方面 在国外，刘半农研习实验语音学，致力于汉字声调的研究。他测试了中国十二种方言的四声，撰著了《四声实验录》。 回国后，他在北大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记录了七十余种方言。根据七十余种方言的音素，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撰写了《北平方音析数表》，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以六位数字表示一字的切音。此外，还写有关于语音的论文多篇，创制并改进了测音仪器，翻译了法国保尔帕西的《比较语音学概要》。他先后创制了刘氏音鼓甲乙两种、声调推断尺、最简音高推断尺、四声模拟器等语音实验仪器。他先后记录了全国70多处方言，还借助研究语音的仪器测试古代乐律。 汉字改革方面 刘半农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最终应走拼音化的道路。1925年，他发起成立“数人会”经过二十二次讨论，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他认为，汉字在实行拼音制以前，写简化字是必不可少的办法，因此与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这本书表现了八九百年以来，简笔字演变的轨迹。
另一位语言学大师钱玄同对汉语拼音的推广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1887年9月12日（农历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出生，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1919年（民国八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 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1920年（民国九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 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主张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 钱玄同认为，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1925年（民国十四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同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对于钱玄同在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周恩来总理给予了高度肯定：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20]
事实上，周老作为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给他冠上“汉语拼音之父”的头衔，他也承受不起。据了解，建国后是吴玉章老先生最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1955年2月成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也就是说，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首倡者和主要负责人都是吴玉章。 综上，不难看出，对周有光而言，他对汉语拼音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足以彪炳史册。但纵观汉语拼音发展历程，源头并不在于周有光，他算是集大成者。若论汉语拼音之父，笔者更认同要从刘半农和钱玄同二位中去选取。 （声明：本文为原创，感谢百度百科提供素材。在此也向推动汉语拼音事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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