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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的方剂学教材体系，基本是以清代医家汪昂所著《医家集解》《汤头歌诀》为样本演化而来。从第一版至21世纪(或称新世纪)多版教材，虽然内容逐渐丰富，条理愈益清晰，具有一定的时代经验要求等，但总的体系无实质性的改变。汪昂根据当时学者跟师学艺，在老师的口传心授下，边学理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解惑释疑中，逐步理解方剂的配伍，组方规律，主治等达到掌握方剂学的有关理论和灵活运用方剂的目的。为了使学者适应当时社会需求，汪氏依己之见，将历代较为常用的300余首正方及有关附方进行比较详尽的分析等，该书适应了当时学习方剂的初学者的经验需要。 但是从中医史上来看，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与逻辑却不是汪昂《医家集解》所能统括得了的。按照现在发掘和发现的中医古籍来看，中医药体系应该是按照《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辅行诀》《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组方原则、理论、结构来架构。而这些中医古籍中中药组方理论就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司岁备物、性味归经等，如《辅行诀》中透漏出的《汤液经法》的性味体用经法图，正是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组方原理。而这一切又岂是汪昂《医家集解》所能取代的？又岂是现代中医《方剂学》教材所能洞解的？ 君臣佐使的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中间由宋·成无己引入对《伤寒论》方药进行配伍解说，经后世历代医家不断发挥，逐渐成为认识或解说方剂的重要理论工具。第六版方剂学教材之前，多版教材均是将“君臣佐使”按“组方原则”述及的，第七版的两个版本则均从“方剂结构”立论，将“君臣佐使”作为典型方剂的一种结构及反映方中药味配伍关系的一种规则来认识，其作为中医阐发制方原理的一种理论模式在方解中的地位进一步得以明确，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组方原理与结构，却不得而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现代中医历版方剂学教材中的方解模式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和认识理解过程。第一版的按语中几无君臣佐使的提及，叙述简单。第二版与第一版相近，仅在个别方的方解中出现按君臣佐使类述药群功用，也没有药物之间关系的叙述，如白虎汤方解：“方中石膏清阳明经热，除热盛之烦躁，为本方君药。知母清热养阴，以治胃热消渴，为本方臣药。甘草、梗米和胃养阴，为本方使药。药虽四味，清热、除烦、止渴之功却很显著。”第三、第四版将“君臣佐使”易为“主辅佐使”，用于部分方剂的方解，并开始注意对药物配伍主次关系的叙述。第五版开始恢复“君臣佐使”并用于大部分方剂的方解，第六、第七版则广泛用于几乎全部方剂的解说，并重视对方内各部配伍关系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佐使”虽较早出现于古代方论中，但其作为现代方解的一种理论工具，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学科中理论地位的确立还是比较晚近的事。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在现代中医体系中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可见在中医组方其他方面的解读也就仅仅限于经验层次而已了。 基于君臣佐使的界定对方中药物配伍角色的划分是方解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解析方剂结构及配伍理论的前提。考察现代中医历版方中君臣佐使的药物，你会发现多版教材中内容彼此相左，甚为普遍。 不仅不少方中的臣药、佐使药，甚至个别方中的君药确定都有不同。仅以炙甘草汤为例，如第三版和第四版均以炙甘草为君，其中前者将臣佐合述，以清酒为使；后者臣佐分述，即以生地、党参、大枣、麦冬、麻仁、阿胶为臣，以桂枝、生姜为佐，无使药；第五版则回避按君臣佐使叙述。之后的各版均以地黄为君，以炙甘草等为臣，其中第六版无使药，《新世纪教材·方剂学》以清酒为使，《21世纪课程教材·方剂学》以麻仁、阿胶、桂枝、生姜为佐，清酒为使。从目前现代中医诸版中有关“君臣佐使”划分来看，尽管总论中对“君臣佐使”各部均有明确界定，但在具体方药分析中则是见仁见智，尚存争议，反映了“君臣佐使”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在具体运用中尚缺乏统一的规则。 君药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现代中医方剂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君药的定性，一直是现代医家探寻的热点，争论颇多。在现代中医的教材中，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的涵义是一致的。 例如21世纪高职高专教材《方剂学》、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材《方剂学》、全国高等学校中医药对外教育规划教材《方剂学》。君药组方原则论，例如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君药组方结构论，例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还有君药组方原理论等等。 现代实验研究君药定位主要可以概括为药效学研究君药法、药动学研究君药法、药剂学研究君药法等等。这些现代中医的君药理论都没有明确提出、提到君药病机论。归根结底，就是按照疾病主要症状来安排君臣佐使。但是症状一样，其背后的病机并不一样。如有学者对古代400余个方剂、验案及现代300余篇临床报道中的治疗哮喘的方剂中的药物类型、构成比、主要药物及其出现频率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哮喘方涉及中药16类，主要是化痰、解表、理气、清热、温里、祛湿、收敛、活血、泻下、熄风类药物等等，不同功效药物都能治疗哮喘，这恰恰说明了哮喘的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有其导致哮喘的病机才是决定君臣佐使的唯一因素。 在号称“方宗”的段富津主编的第六版《方剂学》教材中也是君臣混乱，病机不明，主要表现在用药量上。经过统计发现，六版《方剂学》中共选方356首，其中正方208首，附方148首，其中含《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仲景经方共86首。仅这86首经方就发现存在剂量问题的竟占57首。可分为不按换算标准定剂量和计量方法不统一两个方面。 不按换算标准定剂量。由于古今衡量不等，必然存在换算问题。这一点六版《方剂学》是做了明确说明的：汉之一两，可用3g。古方容量引宋《重修政和本草》“凡云半夏一升者，洗毕称五两为正；蜀椒一升者，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者，五两为正”。根据国务院指示：从1979年1月，中药处方药物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克”为单位的公制。十六两进制与公制计量单位换算，一钱等于3.125g，一两等于31.25g，一斤(16两)等于500g。六版教材《方剂学》是明确这种换算方法的，并且也强调了剂量对方剂效果的重要性，但是，不按换算标准定剂量的现象在教材中屡见不解的。如：细辛，在射干麻黄汤和当归四逆汤中原用量为3两，如按一两3g计，尚应该用9g，而教材中确仅用了3g，少用了6g。少用了2/3的剂量，该对方剂疗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令人难以设想。麻黄，在大青龙汤和越婢汤中原用量为六两，以一两3g为计，应该用18g，而教材中却仅用了12g和9g，少用了6g和9g，少用了1/3和1/2的剂量。生姜，与原方剂量差别更为悬殊。在小半夏汤和橘皮竹茹汤中，生姜俱用半斤，以一两3g计量换算，也该用24g，而教材却分别用10g和9g，少用了一多半剂量。 教材中不按3g一两换算的仲景方有39首，占近一半，剂量差别较大。如教材明确说过半夏、吴茱萸以一升五两为正，但是实际却没有这样执行。半夏，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原方俱用半升，在麦门冬汤、半夏厚朴汤则俱用一升，而教材却分别用了12g、12g和10g、12g，如果依半夏一升以五两为正换算，则当换算成7.5g、7.5g和15g、15g，而教材在前两首方剂中却分别多用了4.5g，而在后二首方中又分别少用了5g、3g。吴茱萸，吴茱萸汤中原方剂量为一升，按上述换算应为15g，而教材却只用了9g，少用了6g。芒硝，在大黄牡丹皮汤中用三合，在调胃承气汤中用半升，从药物质地和密度而言，芒硝肯定比半夏重，即便与半夏同重，一升以五两为计，则为15g。古方容量，十合为一升，芒硝一合为1.5g，三合为4.5g，半升则为7.5g。所以芒硝在前方中当用4.5g，在后方中当用7.5g。但教材却不遵这种换算，明知故犯地在大黄牡丹汤中多用了4.5g，在调胃承气汤中多用了2.5g。其它如射干麻黄汤之五味子，炙甘草汤之麦冬，瓜蒌薤白白酒汤之薤白皆是如此类似。教材是教学标准，出现这些混乱君臣佐使的不标准问题，是不应该的。 计量方法不统一。这方面的现象较之前一种似乎更为突出，同一方中存在两种以上计量方法，有的按一两3g计，有的则不遵此换算标准。如：葛根芩连汤、大柴胡汤、越婢汤中其它药物均按一两3g计算，惟独三方之君药不按此计。葛根半斤成了15g，柴胡半斤成了12g，麻黄六两成了9g。苓甘五味姜辛汤中诸药皆按一两3g计，唯独细辛三两仅为5g。麻杏薏甘汤中甘草一两用3g，而麻黄半两却用6g，薏苡仁半两又用了12g。一两反不如半两，这令人很难理解。再如：射干麻黄汤中射干三两以9g，而细辛三两却仅以3g，何以厚此薄彼；冬花、紫苑各三两各用6g，干姜、麻黄四两而均用9g，又何以如此偏爱不等。更有甚者，桃花汤中赤石脂、粳米各一斤用25g，干姜一两用6g，剂量大而用量反小，剂量小者反用大量，也不知有何根据，是何道理，很使人迷惑。 同一方内计量标准不一已是很大的混乱了，但在不同方中这种情况又更普遍一些。如：桂枝汤等方以一两3g计算，而猪苓汤却一两9g计算。麻黄，在麻黄汤中三两计为9g，射干麻黄汤中四两也计为9g，越婢汤中六两还计为9g。不知为什么，古方的量差在教材中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对研究古方配伍十分不利。比如：橘皮竹茹汤中生姜半斤用9g， 小半夏汤中的生姜半斤则用10g；大柴胡汤中的柴胡半斤用12g，葛根芩连汤中的葛根半斤却为15g，越婢汤、麻杏石甘汤中的石膏半斤用18g，小柴胡汤中的柴胡半斤却用24g，而黄土汤中灶心黄土半斤则用30g。同时半斤，在教材中已不再等量。 同一计数，多少不一，同一容量，轻重不等。如：大枣，在桂枝汤中12枚用3枚，射干麻黄汤中7枚也用3枚；甘麦大枣汤中10枚只用5枚，橘皮竹茹汤中30枚也用5枚；十枣汤中的10枚则用10枚，而葶苈大枣泻肺汤的12枚却仅用5枚。改变古方用量，只要有道理本无不可，但是不遵计数标准就未免有些太随意了。再如：同是半升半夏，温经汤用6g，小柴胡汤、生姜泻心汤却用9g，而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则用12g；同是一升半夏，麦门冬汤用10g，半夏厚朴汤却用12g，小半夏汤则用15g；同是半升薤白，枳实薤白桂枝汤用6g，瓜蒌薤白半夏汤则用12g；同是半升五味子，射干麻黄汤用3g，小青龙汤则用6g；同为麦冬，半升在炙甘草汤中用10g，而一升却在温经汤中仅用9g，而七升在麦门冬汤中才用70g。 同一药物，半升与一升相近，而半升与半升则多少差别悬殊，一升与一升又轻重剂量不等。如此计量，就会给学中医者留下很多疑团。不论怎样，总应遵照原方君臣佐使标准，否则学习《方剂学》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书中药物剂量时该如何遵从？以哪一家为准？中医药的系列教材，应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统一标准，不应各自有一套剂量。六版《方剂学》教材的剂量问题，如果详细列析还远不止如此，这还只是粗略分析了仲景的86首经方，就占了57首，其余的方剂还不知被改变了多少呢！究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不懂中医的病机、不懂中药方剂的君臣佐使。 再如“十五”《方剂学》教材在君臣佐使、药量方面也是如此不规范，这只能说明现代中医对于方剂学的基本组方原理和机制根本就不明白，可以随心所欲的意淫和自以为是。在教材第六章“方剂的服法”中有“历代衡量与称的对照表”，所有药物用量是以“古时一两，今用一钱”换算。但是本教材收录的仲景方中以个、升、枚为单位的药物非常不规范，并且其方在临床使用频率非常高，给学中医者是一种误导和无可适从之感。
如在含有杏仁方中，麻黄汤其杏仁用量是70个，现代用量是6g；麻杏苡甘汤杏仁用量是1O个，现代用量也是6g；大青龙汤中杏仁用40个，现代用量也是6g；麻杏石甘汤中，杏仁是50个，现代用量是9g。在含有半夏的系列方，原方有用半升和一升的量。半夏泻心汤中半夏是用半升，现代参考量是12g；半夏厚朴汤中半夏是一升，现代参考量也是12g；小半夏汤中半夏一升，现代参考量竟然是20g；麦门冬汤半夏用一升，现代参考量又变成6g。再如桃仁，在大黄牡丹汤用50个，现代参考量为9g；桃仁承气汤桃仁用50个，现代参考量为12g；下瘀血汤中桃仁是20个，现代参考量为12g。附子系列方中用量也同样悬殊。如大黄附子汤中，附子用3枚参考量是12g；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真武汤各用附子1枚，参考量为9g；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白通汤用附子各1枚，参考量为15g；附子汤用附子2枚，参考量为15g等等。 方源出自同一本书中，各方之间换算悬殊如此之大，对学者来说是一种误导。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在中医的临床疗效中，药物的质量、用量、使用方法及诊断水平又是互相依赖的。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就会影响疗效。而现代中医们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原著，实际上就是不遵重中医。历代医家都视《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组方制方的圭杲，认真研读后可成为医林大家。作为现代中医教材却视之如儿戏，想当然的随意改动经方药量，体现出现代中医对于中医方剂君臣佐使的无知与无畏。 可见，现代中医们忽视方剂原创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问题十分严重。现行《方剂学》教材中选取的是历代著名中医学家的经典名方，可以称为“中医各家学派代表方述要”。以新世纪教材《方剂学》为例，该书收载正方182首，涵盖不同医家及其专著共59种，其中《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共48首，占26.37%；金元四大家及张元素方25首，占13.74%；《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9首，占10.44%；《温病条辨》12首，占6.59%；《景岳全书》6首，占3.29%；《医学心悟》5首，占2.74%；其他医家及其代表方67首，占36.81%。若按照各家学派的角度统计，则可分得更多更细。中医各家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当然不尽相同，奇怪的是从五版到七版的《方剂学》教材都有不同程度地置方剂原创者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于不顾，过多采用现代中医编者自己的理解。 可以看出来，现代中医在中医方剂学的继承与研究中，无论是组方理论上，还是方剂学的整体结构与历史数据上，至今都没有一个系统的科学化的标准，完全是一盘散沙状态，各说各话。甚至在最基本的方面也是如此。如目前不同《方剂学》教材对《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数目就没有统一数字，邓中甲主编的《方剂学》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是323首，而谢鸣主编的《方剂学》与高汉森主编的《方剂学》则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是314首，另有孙广仁主编的供中医药类专业用《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是269首，还有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的著作统计数目是260首等等。 同一经典方剂，不同功效，不同解释。如麻杏石甘汤，邓中甲《方剂学》归在解表剂中，主治“外感风邪，邪热壅肺证”，即麻杏石甘汤不是单一的解表剂而是表里双解剂；谢鸣《方剂学》归在解表剂中，主治“肺热壅盛证”，高汉森《方剂学》归在解表剂中，主治“肺热喘咳证”，即麻杏石甘汤主治是肺热证而非表证。又如止嗽散，邓中甲《方剂学》归在解表剂中，主治“风邪犯肺证”，即病变部位在肺，谢鸣《方剂学》归在祛痰剂中，主治“风痰咳嗽证”，而高汉森《方剂学》归在祛痰剂中，主治“风邪犯肺咳嗽证”。再如邓中甲《方剂学》认为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证，方中附子、桂枝是主药，高汉森《方剂学》认为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证，干地黄是方中主药，而谢鸣《方剂学》认为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证，重点阐述附子、桂枝、干地黄在方中的作用特点。再如炙甘草汤，邓中甲《方剂学》与高汉森《方剂学》均认为方中生地黄是主药，而谢鸣《方剂学》则认为炙甘草是方中主药，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的互相矛盾之处，在现代中医的方剂学教材中比比皆是。不再例如了。 中医界有一句话，说的是中医的特点，即中医是“个体化治疗的医学”。这句话什么意思？现代中医们就认为是辨证论治等等，其实所谓“个体化治疗”指的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是辩机论治，而不是辨证论治。现代中医认为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即传统中医有“双相治疗作用”，同一种中药，不同剂量、不同君臣佐使，就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两种作用，这实际上是辩机论治的体现，而不是辨证论治的逻辑。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方书《五十二病方》载方300首左右，到《汤液经法》的360首，再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载方314首、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载方5300首、宋代王怀隐等人的《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棣的《普济方》载方51739首等等。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症状去组方君臣佐使的话，也就那么几张方剂，而事实却是随着时间推移，方剂数量巨量增加。一种症状、一种疾病可以有无数种治疗方剂，其原因就是古代中医是按照病机组方君臣佐使，以不变应万变，只要病机确定，可以组成无数张方剂。但到了现代中医这里，就变成了组方主症论了，这不仅是中医的一种倒退，更是现代中医的的无知。 中药方剂功效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方剂功效所反映的中医逻辑正是中医病机。一首方剂往往由几味药物组成，每味药物都有自身的特定功效，组成方剂后，并不代表每味药物的功效都在配方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方剂的功效不等于组成药物之功效的总和，而是通过君臣佐使配伍使其按照五行病机产生以偏纠偏的临床效应。徐灵胎曰：“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正是说明了病机与病症之间的标本关系所在。
现代中医往往套用西医诊断，以某病用某药，对号入座，忽视了辨机论治之本。如感冒即用所谓抗病毒的板蓝根、大青叶等，而不辨其属寒属热、表实表虚、四时节气，分别从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之意化裁组方。又如治痈疽即用所谓抗菌药物，如银花、连翘、黄连、黄柏、蒲公英、紫花地丁等，组方中不辨阴证、阳证、虚证、实证而分别采用消、补、托之法。再如治疗高血压即用所谓降压的天麻、钩藤、石决明、决明子、夏枯草等组方，而不辨其是阴虚所致，或痰瘀所致，或血虚所致。总之，现代中医临床中药运用大致有辨症用药、辨病用药、辨证用药、辨体用药、辨痼疾用药、辨期用药、辨时用药、辨地域用药、辨中药药理作用用药等九种常用方法，就是没有辩机用药。 现代中药学研究热衷于从西医药理学角度出发，于是出现了参照、兼容中药现代药理的组方思维方式。一种情况是以辨证组方为主，配伍具有现代药理作用的中药，如葶苈子，过去一般认为其苦泄之力较峻烈，只宜于实证，对肺虚喘促、脾虚肿满等证则非所宜，但现代中医药理研究发现，葶苈子具有强心甙样作用，临床上单用研末服或配伍附子、黄芪等温阳益气扶正的药物，用治肺心病、心力衰竭、小便不利、面目浮肿喘满。另一种情况是将中药按药理作用机理组方。如治疗慢性迁延型肝炎或慢性活动型肝炎谷丙转氨酶长期增高者，根据黄芪、白术、茯苓能抑制乙肝表面抗原；茯苓促进抗体生成、稳定内环境、增加适应力，并可影响肝细胞及乙肝病毒；贯众、七叶一枝花、地耳草有抑制乙肝表面抗原的作用；丹参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促进肝细胞恢复的机理，并加忍冬藤、半枝莲共同组成通阳解毒汤，降酶可用野葡萄根、水杨梅根、葡伏堇；球蛋白高加卫茅、龙葵进行治疗等等。 从目前现代中药新药的研发现状来看，由于现代中药复方新药按照现代中医所谓“辨证论治”（实际上就是西医的对症治疗）的特点，与国际上新药研发的“鸡尾酒疗法”或“固定剂量组合”的研发趋势一致，导致现代中医界又错误的以为现代中医药研究与国际接轨（接鬼）就是中医药研究的唯一方向，实际上与前文所说的“现代中药学研究热衷于从西医药理学角度出发，于是出现了参照、兼容中药现代药理的组方思维方式”如出一辙。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颁发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第5条规定：中药复方制剂应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组方，其处方组成包括中药饮片(药材)、提取物、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因此，中药复方新药的关键是组方，即如何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组成一个有效、安全、质量可控的复方，则成为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关键科学问题。表面上，这话说的滴水不漏，但实际上，你问一下现代中医们，什么是中医药理论、什么是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什么是中药复方组方的关键？它们就会不知所云了。
第418次香山科学会议“组分中药研讨会”上对组分中药的定义是：组分中药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遵循“现代中药方剂的配伍理论与原则”，由“有效组分”或“有效部位”配伍而成的“现代中药”。可以是单味药的组分，也可以是复方的组分。复方组分中药则是将两种或多种中药材的有效组分提取出来，将这些“有效组分”组方配伍并制备成复方中药制剂。由于组分中药的“药效成分”基本明确，“作用机制”相对清楚，临床适应症比较确切，成为现代中药复方新药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现代中药药效循证的中药组方“优化”随着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通过正交设计、均匀设计等数理方法，以药效学指标为评价标准的中药组方优化的研究，已成现代中医界的“共识”。此种研究技术以单一或多目标的西医药理学指标为标准，完全无视中医药的理论特征，筛选优化的中药新药复方在动物实验中具有非常好的药效，但在临床试验中往往没有理想的结果。 现代中医药生物信息学的中药组方优化生物信息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中医药学君臣佐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转基因模式彻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中医药以历代中医文献数据库、当代临床数据库、现代生物信息数据库等为症状数据源，采用关联规则、复杂网络、复杂系统嫡聚类等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中医组方用药规律、中药组方组效关系，开展中药组方“优化”研究，这已经成为目前中药新药研究主流。先不说此类方法最大的缺点是虚拟技术，必须与临床、实验紧密结合，才能获得验证，同时，此类研究技术获得的组方太宽泛，目标性不强。单单从继承中医理论来说，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古代中医的痕迹了。
现代中医药以病变部位为研究靶位，运用中药有效成分组织分布分析技术，发现进入靶位的中药有效成分，按照中药复方新药技术要求，依据中药组方原则组成候选复方，进一步结合药效学实验，开展现代中药“组方优化”研究，开展中药靶位筛选的“组方优化”研究。临床上，现代中医的自拟方立法多违古训，方剂的药味甚多，倘病情复杂，方小恐病重药轻，而投以大方重剂，然尽管如此，亦应辨明病机及标本缓急，治疗亦应分先后主次，随机更方，循序渐进。如此则无需守一呆滞大方。临证往往精简之小方，如轻舟快帆，直达病所，凑效甚捷。方药繁杂的根本原因，乃辨机欠明，治疗无定数，恐有遗漏，而采取“广泛撒网”策略，由于“面面俱到”，一方即出，拘泥不变，而成刻板。殊不知药物合用，有互相协同而增效者，有互相牵制而降效者，后者乃制方之忌。多用补药、不分君臣佐使等等现象，于现代中医的组方之中皆是常见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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