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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连载（62） 第七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哲学世界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 [知行统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知”是指人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和思想道德观念，“行”是指人的行为和行动。“知”与“行”是什么关系？是“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这是中国哲学、也是世界上各种哲学长期探讨和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中国哲学的“知行”范畴，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概括为“知行统一观”，并且突出强调了实践（行）在认识（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就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而言的。对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斩钉截铁地说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毛泽东则用“实践第一”这个中国式的语言，简洁明了地突出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论》紧紧围绕这一观点，既唯物又辩证地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述了认识过程中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的辩证关系以及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第一次飞跃、再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第二次飞跃、两次飞跃的相互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创性发展。 实践第一的观点，也是对中国哲学关于“行先知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为《实践论》加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清楚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哲学重视现实、重视实践精神的实际运用。孔子一生注重言行一致，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他认为，古代的君子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躬之不逮”（《论语·里仁》），自己的行动赶不上。他还说，书本上的知识，大概我可以赶得上别人，身体力行君子之道，那我还做得很不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由此可见，把行动看得比言语更重要，是孔子一贯奉行并强调的一个修身原则。孔子的主要继承人之一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比较早地对认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荀子明确强调行比知更重要，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闻”是指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知识，“见”是指亲身经验得来的知识，“知”是指有了深入理解的知识，“行”是指把这种深入理解的知识运用、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荀子认为，听来的知识不如亲身经验的知识，亲身经验的感性知识不如深入理解的理性知识，虽有理解但还不能实行的知识不是完备的知识，只有能够实际运用的知识才算得上完备的知识。在这里，荀子突出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个2000多年以前迸发出的反映论的认识论的思想火花，是荀子思想中极为珍贵的闪光点。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观点，认为修身要从格物（也就是要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要动手实际去做事）开始，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重现实、重实践的中国哲学风格，自两宋之交以来，在湖南一带得到了广泛弘扬，以岳麓书院为代表，形成了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湖湘学风。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王夫之，是宋以后湖湘学风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提出了 “知行相资以为用”（《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行先知后”（《读四书大全说.大学》）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行”是主要的。鸦片战争以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启了先进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放眼世界的新视野，也成为湖湘学风的新特点。维新变法运动以来，谭嗣同等人办学会，办报刊，大力宣传新思想，使湖湘学风得到进一步发扬。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湖湘学风的影响，在老师杨昌济的指导下，他积极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用功研究王夫之的学问。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记载了他对湖湘前辈人物王夫之、曾国藩等的深切敬意，他称赞曾国藩“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强调“谨言慎行即是学”，认为“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他反对“闭门求学” ，认为“其学无用”，主张“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传1893—1949》，第19—21页）。投身革命以后，坚持从实际出发成为毛泽东最为突出的特点。他在1930年初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对北伐战争的失败和红军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独到的见解，他从中看到了党内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从主观愿望或“本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由此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和决策。毛泽东据此认为，要解决党内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的分歧，就必须从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为达此目的，1937年7、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向学员们系统讲授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而成的。这是他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所做的总结，也是他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从认识根源上进行的深刻批判。 《实践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正确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左”、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毛泽东针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共同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基础，从哲学高度回答了为什么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的问题，着重指出了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靠生吞活剥地引征“本本”上的词句来指导革命的严重危害。经过延安整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思想认识脱离了中国国情，以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在认真总结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澄清了一个长期发生混淆、认识不清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才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怎样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正确结合呢？基础的一环是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对实际情况“亲知、真知、深知”。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手段、方法也发生着愈益深刻的变化。例如，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就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倡导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真实情况、实行科学决策、实现正确领导的一项基本功。要了解真实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带头讲真话，不但自己不回避和掩饰问题，而且要鼓励下级和群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保持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第二，只有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才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立起来的。《实践论》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然而，时隔40年之后，《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竟然会遇到重重阻力，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邓小平敏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0页）这就足以说明，那时人们的思想封闭和僵化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经过这场大讨论，党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才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什么人认定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真理，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才能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冲破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冲破主观主义桎梏的束缚，真正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我们党沿着《实践论》指引的方向，在不断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并用创新理论指导和推进新的实践的生动体现。实践永无止境，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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