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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教化之地位——国家基业 孔子认为，教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服务。《论语》记载了师徒二人简明而精彩的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在这里，孔子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三大要素：第一是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在古代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标志性条件，“庶矣哉”就是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而感到的惊喜。第二是要发展经济。冉有问孔子，既然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富之”，就是要让他们富裕起来。第三是要抓好教育。冉有又问孔子，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教之”，就是要教化他们，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富而后教”，是孔子以至孟子、荀子所一贯重视并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众富裕起来。但仅仅做到“富之”是不够的，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教之”的工作，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精神支撑和国泰民安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基业。孔子说：人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是不行的。搞一些棋类的比赛活动，也比天天闲着，无事生非要好得多（《论语·阳货》）。他认为，教化下属和民众，使他们知“仁”守“礼”，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如果不事先教育就去杀戮犯错误的人，就叫做残忍。孔子更反对那种不去教化民众就让他们上战场的行为，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用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就等于抛弃他们，践踏生命。 儒家教化的中心思想是礼乐文化。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他把民心问题、民生（吃饭）问题、礼乐教化问题并列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孔子在继承周公制礼作乐传统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礼乐的内在根据，认为“仁”是“礼乐”的人性根源，强调“为礼”一定要“敬”。孔子重视丧礼和祭礼，重视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借助这种形式，弘扬儒家的孝道和仁爱精神，从而达到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 由此可见，孔子毕生倾心于教化大业，是为了实现他“有道之世”的志向。他坚信，实现“有道之世”的基本途径就是教化。 今天，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要一手抓经济，抓物质文明，抓国家的硬实力；一手抓教育，抓精神文明，抓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创造力。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头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6页）邓小平同志这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话，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孔子关于治国理政要“富之”、“教之”的思想，是多么珍贵，多么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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