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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上海浦东新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正式发放了上海第一家民宿执照，为中国近年来的“民宿热”再添一根新柴。上海旅游局已向市政府建言大力发展民宿，在政府支持下，形成地方特色。这不仅可以加强上海的旅游接待能力，顺应休闲旅游的需求，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积极意义。 这不如说是对之前自发蓬勃兴起的民宿业的正式承认。事实上早在从2009年左右起，中国各地开始兴起一股“民宿”热潮，近几年来尤其如此。上海市郊的民宿业则因为依托这个中国最大都市的便利条件而得以兴盛。 在这一浪潮中，随着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定位的逐渐落实，这个曾被视为“上海的北大荒”的岛屿，开始渐渐被看作是“离上海最近的桃花源”和“上海最后的净土”，岛上的民宿也随之出现了可观的发展。在这里，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中国这一场“民宿实验”的梦想与现实。 
崇明家园 黎军摄（图片来自网络）
国内民宿业的兴起，是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密不可分的。在一个社会逐渐富裕化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旅游休闲的起飞，并伴随着一种想要逃离城市回归田园、自然的冲动。换言之，“田园梦”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产物。因此，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英国，恰恰也是最钟爱田园风光的国度，这实非偶然。在18世纪初的英国，从城市辞职回乡致力于庄园农业，是许多人所向往的生活方式。“这种做法成为一时的风气。公民们在伦敦忙上五天，余下的两天干农活。虽然他们一直从事别的行业，但农事看起来既轻松又独立，他们愿意兼着这份副业。医生、律师、教士、士兵、税收、商人等都有了另一个身份——农民”（Thorold Rogers《六个世纪的工作与工资》） 他们不仅投入闲暇时光，还投入自己的资本，此外还为新的农业提供专业经验和技术。回归自然运动让许多富裕起来的欧洲人爱上了阿尔卑斯山的湖泊、草地和树林，吸引来的众多旅游者造就了瑞士小旅馆业的繁荣。
民宿的发展与之是同样的历程。“民宿”一词起源于日语（写法和汉语一样，但读作minshuku），据日本学者淡野明彦的研究，这与1920年代后观光的大众化同步，最初是随着海岸观光、海水浴的普及和温泉旅行的兴起，特别是1950年代后期公共交通的大发展后，催生了大量旺盛的需求。到日本实现工业化的1960年代，又有更多人投入遍及全国的草根社区运动——日本学者西村幸夫在其著作中称之为“再造魅力故乡”，即人们离开大城市，致力于传统街区的重生，并认为这是日本当时在“快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反省力量的表现”。的确如此，韩国也一样，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归农人口暴增，因为有大量城市人群都追求“归田园居”。“民宿”一词在1980年代被引入到台湾，用以指称那些在休闲观光蓬勃发展的年代中出现的小旅馆。和日本相比，台湾的民宿形态与大陆眼下盛行的更为接近，即更加贴近田园，原因之一是台湾法令禁止在都会区经营民宿。这样，全台湾超过7400处旅馆和民宿中，能拿到旅馆许可证合法存在的，大多都在都会区之外的乡镇。近几年来国内民宿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理念和经营方式上更多是受到了台湾的影响，常常是在具有观光资源的乡间地区居多，特别是休闲观光农业（台湾的“市民农庄”，大陆的“农家乐”）。相比起来，日本的民宿旅馆，或英美的B&B（“Bed & Breakfast”）家庭旅馆，则有不少在都市地区合法经营，近几年盛行的共享型旅馆airbnb更是如此。日本2017年在参议院正式通过规范民宿行业的《住宅宿泊事业法》（简称“民宿法”），宣布次年1月全面解禁民宿，也是为了通过扩充城市短租民宿来加强旅游接待能力，以应对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国内最初的民宿品牌“花间堂”，是在“民宿”这一概念尚未普及的2009年，诞生在丽江古城的。之后几年内因为刚好赶上民宿发展风口，一时炙手可热，全盛期十几家店，估值接近5亿元。近年来，随着民宿业的蓬勃兴起，各地的民宿都在寻找机会，而这也与国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大背景不无关系。根据旅游网站“去哪儿”的统计，截止2016年10月，中国大陆客栈民宿总数达42658家，各省中位居榜首的是云南（6466家）。2017年3月初，在一场“北京民宿人创业创新交流会”上，许多民宿业者已达成共识，提出“最美民宿-惠爱乡居”，想要探索出一条集高端生态旅游与养老度假为主的新型旅游模式，使都市人能回归山水，修身养性，而老年人则能在优美的环境中颐养天年。武汉也发布20条新政，探索“市民下乡，村民进城”，重点是鼓励城市创业者下乡投资，在改善市民生活的同时建设新农村，而途径之一就是开办民宿客栈。图上从左到右的四个红点依次为花卷农场、西岸氧吧、乡聚、知谷1984
明了这些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崇明眼下出现的民宿业发展浪潮：它在这几年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在都市人回归田园的内在需求中应运而生的。就像“知谷1984”的创办人刘庆明确说的，“崇明最大的优势是地靠上海，关键就是服务好上海。论周边的自然风景，和浙江等地没得比，但它可以给人提供新奇的体验。很多人既希望亲近自然，但对住宿又已有了相当高的要求，不可能接受很简陋的方式”，民宿是契合这种需求最灵活、最好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于城市化浪潮的一个“反向运动”——当许多农村年轻人逃离乡土、进入城市之际，城市人则开始想要（短暂）逃离城市。这对彼此都是好事：由于农村的空心化，现在市郊其实有不少闲置的房屋，改建为民宿，本身不失为农村重新焕发活力的一条新途径，而由于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文化视野，这还可以推动重塑乡村景观，使它更趋于宜居。就此而言，“田园梦”尽管有几分乌托邦，但却可以成为农村所需要的积极力量。但不仅这些游客是怀揣着“田园梦”，实际上许多民宿业者本身也同样有着“田园梦”，也就是说他们在心理上其实是极为相似的。在英美和日本，提供住宿和简便早餐的家庭旅馆，早期一般都是当地的住家主人开的，胜在了解本地观光信息，且往往更为亲切热情，但其服务也更为简单。但国内近几年发展出来的民宿，很大比例上并非本地人在自有住房的闲置空房里招待客人，而有着高得多的起点，他们选择进入民宿业也不是为了经营一项“家庭副业”来贴补收入，而是被那一种生活方式所吸引。在崇明，“知谷1984”的刘庆、“西岸氧吧”的沈洋等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已有事业之后，才想到回来创业的。“花卷农场”的朱晓欢夫妇，只有朱晓欢本人小时在崇明呆过一段时间；而创办“乡聚”的建筑设计师陈远，本身甚至是福建人。号称“民宿第一品牌”的“花间堂”创始人张蓓起初据说也只是出于自己的“小情怀、小梦想”，而阳朔浪石村大获成功的乡村民宿“老家”，甚至是两个来自美国和荷兰的年轻人偶然发现后推动改造的。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在发达的都市地区长期生活过之后，出于对某种田园梦的追求，才投身于这一行的。刘庆说：“我有很多朋友都想要开，问哪里有房子，甚至可以和房东签协议，几十年后再还回去，也都没问题。许多人不是为了什么，而是想要这种生活方式。”这也是崇明的优点之一，因为距离上海近，还可以兼顾，不像如果去云南等地做民宿，则必须全脱产去做，需要极大的勇气。知谷1984，崇明最知名的民宿之一，老板刘庆也是崇明民宿协会的会长
首先，他们往往起点很高，在前期投入阶段就已有相当不错的视野、技术、资金、理念；其次，他们和自己要接待的客人其实往往是同一群人，明白他们的心理需求，在装修设计、住宿条件、环境设置等方面更能满足他们所要的，也清楚什么样的价位能被人接受；最后，并非不重要的，由于这样的情怀与理念，他们潜意识往往不是把民宿看作“提供住宿的地方”，而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像“设计丰收”甚至有27亩农田，可以让人在这里体验做农活。这之所以变成了卖点，恰在于满足了都市人的心理需要。也就是说，相比起宾馆那种标准化的服务，民宿胜在更为个性化的“体验”。刘庆在谈话时不断强调“重要的是体验”，他在“知谷1984”有不定时请美食达人来做飨宴系列，380元每人，但许多人觉得这值，如他说的，“你想，就像去吃一次大餐，有新鲜的空气，而这又是在一个原始的乡村里，这本身就造成强烈的反差”——他在对谈中不时提到“原始的乡村”、“破落的乡村”，代表着一种城市视野的观看方式，虽然崇明的乡村其实很难算是“原始”和“破落”，如果真是那样，很多游客恐怕也接受不了。很多民宿的特色，往往是主人个性的延伸。如“乡聚”的陈远是建筑设计师，因而在旧房改造时几乎是把这作为自己的作品来看待，融入了许多自己的设计理念；“花卷农场”的朱晓欢夫妇则钟爱户外运动，因此就侧重于户外的风格及周边活动的设计；沈洋的“西岸氧吧”则很偏重于园艺、陶艺等方面的配套。其实这些观光、工艺与民宿的结合，之前在日本和台湾做得更为成熟，冲绳的读谷村甚至有一处景点就叫“体验王国”，里面保留或重建了许多老房子，并可以让人在其中体验从黑糖制作、园艺或玻璃吹制等一系列的手工活动。如果说一般人订宾馆是“要去某地，顺便选一家宾馆订”，那么民宿往往是倒过来，它会变成“你去那里，是因为被那家民宿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所打动”。就此而言，国内的民宿行业如果将来要大发展，势必需要强大的文化创意产业支撑才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家民宿当作一个IP来运营，更好地发展出个性化的服务，并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为更多人提供休憩的空间。虽然现在民宿业一片繁荣，前景也很可期，用刘庆的话说，“我希望做的是推动更多人来做，我不担心竞争，这个市场足够大，我做不完”，但它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说来有几分反讽的是：对民宿业来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恰是吸引人们投身于民宿业的同一动因。中国民宿业从一开始就是有着“田园梦”的一群城市人所主导的，他们起点很高，甚至肯不计成本地投入，瞄准的也是高端人群，这使得国内的民宿有别于英美、日本那种以廉价、简单为主的民宿，但使得国内民宿的经营上更为困难。本来，民宿仅是把自家空余的住房临时出租，不用主人家投入巨资改造，但却能作为副业贴补其收入，因而易于持续；它的问题常常不过是如何规范经营的问题（在台湾有不少不合法、未申请执照的民宿，也有涉嫌骗取订房款的民宿，或无预警关闭）。但在国内，民宿业最大的挑战却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当我问刘庆，在经营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时，他想了很久后回答说：“想不出来。最初只是如何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的难处；其它的，想得不多，我本来对它的心态也较好，没指望它赚钱，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要说，一是政策大环境上，现在要拿地有困难，盖楼则面临周边邻里的关系协调，如此等等。因为你不是只提供吃住，还需要提供周边服务，那就和周边发生关系。”事实上，民宿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恐怕是相当多的，不仅是“拿地有困难”，还涉及到经营执照、消防、卫生等一系列方面的法律条款的调整——换大白话来说，就是民宿业的发展走在法律前面，因此它的很多做法只能是打擦边球，然后再由默许获得承认。尽管如此，像“设计丰收”、“花卷农场”这样的民宿，如果搭建设施，仍可能被村民举报说是违章建筑。虽然在土地上发展旅游业远比种植业的利润可观，但现有法规和“保住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对于变更土地的用途仍极为敏感。这些问题即便棘手，毕竟还不是日常要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尽管很多做民宿的创业者确实“没指望它赚钱”，然而它作为一个经营主体，总得赚钱才能经营得下去。我们所看到的这几家崇明的民宿都有着相当高的前期投入：“知谷1984”改造一栋楼的成本是100万；“乡聚”虽然是只有两间住处的平房，也投入了七八十万重新设计，许多材料精心设置，甚至小瓦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至于西岸氧吧则规模更大得多。
崇明的民宿“也山花园”，现在即便平日也一房难求，但这样成功的个案不多
与此同时，民宿的特色又使得它吸引的往往是周末郊游度假的游客，往往周末爆满，平日空无一人。这正是因为这些民宿原本在定位时，就面向那些只有周末才有时间郊游的中高阶层富裕人群——这在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很多这些民宿都公共交通不便，只有自驾车才方便到达。如何吸引平日来此休假的人，可能是民宿经营者最为头痛的事情之一，价格杠杆当然是办法之一，但仅此仍不足以让人休假来住。北京民宿界提出的“养老”可能是方向之一，因为退休后的老人有的是时间。由于前期投入巨大，又过于依赖周末游客，这又使得民宿在价位上居高不下。和日本那种廉价的小型家庭旅馆不同（日本民宿一般价格在6500日元上下，包含两餐，这在日本是相当低廉的），国内民宿的定价普遍比同等条件的星级宾馆贵。“知谷1984”的内部装修相当不错，但每间定价也高达1000元，堪比大城市的五星级宾馆；“设计丰收”整套6间出租是每晚2500元；乡聚是按整栋两间1800元出租；花卷农场五间全包，加简单早餐，费用是4000元。这在别处也是如此：邻近厦门的长泰县山重村的水云间民宿，平日价380元，遇节假日上浮100元，即便如此，这价位也和厦门闹市区通常的四星级宾馆接近了。花间堂的公开订房信息是每间/夜价格500-800元，这在国内民宿行业被视为“正常”，甚至2000元以上的也并不少见。并且与宾馆不同，很多民宿都是包栋的方式出租，在日本民宿中心，也不接受“一人仅住一晚”的订房。民宿的经营之难，在于它能否“常规化”，即很多宾馆是融入式的，别人是别有目的，只来这里住宿；而民宿则难以依托，别人纯是为这个民宿本身来的，且当作周末休闲之地，这恰恰使得它工作日难以吸收到客流。如果一切都要度身定做而不标准化，自然很费心，但这又恰恰是它的竞争力所在。曾是中国民宿第一品牌的花间堂，前些年也一度传出创始人张蓓退出的消息，原因之一是花间堂始终没有实现盈利，而公司前景不明朗。据澎湃新闻的报道，80%-90%的民宿经营者都不赚钱。现实是：田园梦的情怀未必能搞好民宿。毫无疑问，崇明在转向世界级生态岛的过程中，需要将原先的农业生活变成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更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在这过程中，与自然生态、观光农业相结合的民宿不失为一个可观的增长点。崇明的民宿，在这一点上可视为国内诸多城市近郊产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缩影。随着更多人想在都市和田园找到平衡，这也会驱使更多人继续投身于民宿中来，不过，民宿不仅只是卖房间，它要在高投入之后实现可持续经营，那还意味着需要去做很多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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