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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无疑是明朝经历最奇特的一个皇帝。他的一生经历了由皇帝而囚俘，由囚俘而太上皇，又由太上皇而复辟重登帝位。 1449年，朱祁镇率大军出征瓦剌，惨败于土木堡，随行大批文官武将战死，他之前信用的一个太监喜宁，投靠瓦剌人首领也先，做了汉奸，成了侵略者手下红人，尽告边关守备详情，尽心竭力给瓦剌军出谋划策，同时对朱祁镇各种迫害刁难，欺凌故主。
这时板荡见忠臣，唯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名叫袁彬，顶着喜宁的压力，对朱祁镇不离不弃，对他的照料无微不至。 朱祁镇在寒夜难以入眠，是袁彬解开衣襟帮他暖脚；每逢随军到车马不能行的泥泞地，是袁彬背着朱祁镇前行； 朱祁镇遥望星空长吁短叹时，是袁彬时时宽慰，打消他寻死念头；
朱祁镇和瓦剌人的各种交涉，都由袁彬做为中间人一力承担，尽心竭力为他筹谋； 朱祁镇写给孙太后、新任皇帝朱祁钰、众群臣的书信，都是请袁彬代为起草和执笔； 也先想招朱祁镇为妹婿，又是袁彬苦口婆心劝说，让朱祁镇婉拒此事，因此不致有“生为俘虏却贪恋敌寇女色”之嫌，损伤自己声誉；
他的竭诚无私和赤胆忠心，让朱祁镇对他依赖备至，如幼弟对长兄一般依赖，将他当做了自己的生活支柱。两人出入同行，寝则同床，几近形影不离。 也先俘虏朱祁镇后，野心膨胀，更欲南侵大明，挟制朱祁镇攻宣府、攻大同，令他在关下叫门。幸好两关守将拒不开门。 其后，喜宁领瓦剌军改道攻紫荆关，四日破关，杀守将孙祥，打通了直抵北京城之路。一路沿途不知多少黎民百姓，因此惨遭瓦剌军蹂躏。
又是袁彬定下计策，诱使喜宁充任替瓦剌勒索大明的使节，同时密信主持守卫北京城的大臣于谦，请于大人帮忙斩了这个奸佞小人，也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和瓦剌军的败退，除掉了一个狡猾劲敌。 北京保卫战，于谦于少保力挽狂澜，阻止了瓦剌军南侵，令大明金瓯无缺。不久，和袁彬相依为命了一年的朱祁镇回国了，被囚入南宫成为太上皇。几年之后，趁着明代宗朱祁钰病危，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拥立朱祁镇复位为皇帝，是为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辟为帝后，除了杀害于谦，清洗朝堂外，还做了这么几件事：
他立刻下诏为给王振王公公正名，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并在京城智化寺为王振建立旌忠祠。考虑到王公公确实为朱祁镇在历史上背了大把的黑锅，把土木堡战败的责任尽数背了，因此或许对不起天下所有人，可勉强也算对得起他个人，此事却也罢了。 可是朱祁镇复辟还有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举动，就要特意提一提了。 在今天北京的西大市街，从前叫西四牌楼的北面牌楼，曾有个“当街庙”，正是朱祁镇下令修建，纪念的是他不打不成交的好朋友，瓦剌太师也先是也。
朱祁镇复辟后，认为是也先太师放他回来，始有今日，便命人建了此庙。「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民国初年修马路时，这个庙始拆却。在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的《北京市地图》上，该地还记为“当街庙”地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当街庙”地名才改称“西四牌楼”了。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全市整顿胡同地名时称“西四北大街”。 堂堂大明天子为胡虏酋长、敌国君主在京城立庙，或许是在瓦剌时真被虐待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是打心眼里将也先当做恩人来感谢。 就只不知道土木堡阵亡的十万将士，几十位殉国文武重臣，瓦剌入侵蹂躏河北山西时惨死的几十万百姓，对自家皇帝给罪魁元凶祭拜立庙的行为，当做何是观。 感谢了也先，怀念了王振，大恩人袁彬当然也不得不赏。朱祁镇给袁彬升官加爵，让他掌管锦衣卫，为都指挥，所请之事无不听从，各种厚赏，并时常召入宫中，谈论当年患难时事。 按人之常理说，这应该是个蒙难皇帝和护驾忠臣终得圆满，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童话故事吧？偏偏不然。朱祁镇这个人啊，和正常人实在太不一样了。 又过了几年，当时最为朱祁镇宠信的锦衣卫已并非袁彬，而是参与“夺门之变”的门达。其人秉承朱祁镇意旨，广布旗校于四方，短短几年便制造多起冤案，按察使、参政、巡按这级地方大员被他罢免和下狱无数，竟已成当朝头号权臣。到最后，满朝文武就剩下袁彬和内阁首辅李贤两人，不肯对其顺从，因而成了门达的眼中钉而深恨之。 门达查访到袁彬继妻的父亲千户王钦骗人财物，便奏请朱祁镇，将袁彬定为此案主使，下狱，然后判决袁彬徒刑，需花钱自赎，还复原职。 这一投石问路后，门达认定袁彬自持的旧恩已不足道，便再接再厉，依次给袁彬加上了受贿请托、收受逆党石亨曹钦等人贿赂，用官府木材建私宅、向督工的宦官索要砖瓦、夺人子女为妾等等莫须有罪名，把袁彬严刑拷打得遍体鳞伤，对此，朱祁镇只一句话，「随便你怎么整，人别弄死就好。」 杨埙，一个和袁彬素不相识的油漆工匠，听闻此事愤而不平，击登闻鼓为袁彬诉冤，上疏更直斥朱祁镇本心：可还记得袁彬当日「保护圣躬，备尝艰苦」之功？「陷彬于死，虽止一夫，但伤公论，人不自安」更是诛心之论。 袁彬一命于国家政事本是一件小事，可一个忍心如此对待自己大恩人的君主，心性实在太过可怕，足以令天下所有人不寒而栗。 朱祁镇不得已，却令门达审理此案。门达拷打杨埙，逼他自称是首辅李贤指使，欲借此案将李贤和袁彬定为一党。 杨埙假意顺从，却在午门外众臣会审时翻供，当众揭发门达如何污蔑大臣，同时袁彬也历数门达纳贿情状。门达以为大势已去，气极无言，按常理说，正义应该得到伸张了吧？ 岂知朱祁镇和法司最后的裁定，却是袁彬叛处绞刑，输财赎死，被贬去南京，带职闲住，居所尽毁；而杨埙诬告门达，本应处斩，从轻改禁锢。
——读史至此，竟有荒诞之感，实不知当年在瓦剌和朱祁镇相依为命的，究竟是袁彬，还是门达了。 直到朱祁镇死后，门达失去靠山，被众臣群起弹劾，才被罢职流放，而袁彬才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
这就是朱祁镇，最终就是这般回报这世上最忠心他的人，这般回报这世上最无私地帮助他和保护他的人。 从古到今，颇有些竭力洗白朱祁镇其实“是好人”的论者，努力将瓦剌这段岁月时，他和袁彬这段境遇渲染得如何有情有义，如何君臣情深；偏偏对两人故事最后的结局，要么一笔带过，要么一字不提，甚至有将朱祁镇特意嘱咐“饶袁彬一命”，也当做他顾念旧情的佐证。 哪怕三观和智商稍稍正常的人，也会觉得这是比“朱祁镇交待儿子明宪宗替于谦平反”，更可笑的笑话。 像朱祁镇这样的人，只怕连做人的基本良知都不具备，如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硬说他“不是好皇帝，却是“好人”？呵呵。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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