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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百七十年前，八月二十三日早上，午门刚刚从晨雾中浮现出它坚硬高大的轮廓，朱祁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午门外阙的左门。或许此时，他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正在千里之外瓦剌人的帐篷裏突然醒来，眼前是无边的荒野和沉沉的黑暗。他应该不只一次梦见自己被解救回京，重新回到他的宫殿，接受群臣的朝拜。他不会想到，此时此刻，一个新的皇帝已然诞生，他的身体正被午门拖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上，而自己，只是一个囚徒。 那一年，是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八月裏，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太监王振的忽悠下，率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大军征讨进犯的瓦剌军队。蒙古势力被打回北方草原之后，他们的势力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瓦剌是蒙古人的一支，明英宗时期（正统时期），“瓦剌也先征服了鞑靼、兀良哈、女真、哈密等内亚势力，统一了内陆亚洲东部”〔赵中男：《明代宫廷政治史》，上册，第三五五页，北京：故宫出版社，二○一五年版〕，“几乎再现了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辉煌”〔[日]冈田英雄、神田信夫、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第一○一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七年版〕。随着实力的增加，野心也水涨船高，经常挥师南下，向明朝亮肌肉。朱棣选定的首都，再度成为战争的前线。 这一次，明军在行进途中，王振起了私心──既然有皇帝同行，为什麼不再忽悠皇帝一起回趟自己的老家河北蔚州，好让自己衣锦还乡呢？这支军队於是暂时忘记了自己是一支军队，而变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仪仗队，去蔚州帮助王振光宗耀祖去了，但瓦剌人没有忘记他们，在河北怀来附近的土木堡，他们围歼了明朝军队，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死，明英宗束手就擒。这段故事，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叫“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掳进草原，成了瓦剌人要挟朝廷的砝码。消息传到北京，无异於天塌地陷。满朝文武，大脑立刻短路。先祖朱棣坚持以北京这座边城为首都，目的之一是控制塞外，让觊觎中原的北方铁骑胆寒，他没有想到，真正胆寒的，是自己的子孙。他的后裔，没有一人成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面对塞外铁骑的入侵，不是像明英宗这样不自量力，就是隐在深宫裏六神无主。自打立都北京那一天起，这王朝就没有太平过，最终还是被打进关内的草原部落彻底倾覆。 所幸这个王朝，还有明白人，他叫于谦，这个于谦不说相声，他是兵部侍郎，永乐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就进士及第，仅仅只为入京觐见时没有给王振送礼就被下狱，在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之下才得以复任。“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产自于谦，因为有人劝他给王振送礼，他只甩了甩两隻袖子，笑言：“只有清风。”他在《入京》诗裏写：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时，于谦提出了最大胆的策略：立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兄长朱祁镇“升任”太上皇。这样，瓦剌人手裏的那张牌，就成了废牌。 於是，在这溽热的八月，朱祁钰御午门之左，摄理朝政。看到这浩大的宫殿又有了皇帝，前来上朝的文武百官突然间百感交集，伏地痛哭。户科给事中王竑上奏，请将王振满门抄斩，以安天下民心，众声响应。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听见，习惯性地呵斥群臣，勒令他们退朝。王竑怒从心头起，扑过去狠狠地揪住马顺的头髮，叫道：“你们平时助振作恶，今事已至此，竟然还敢这样放肆！”一边骂，一边咬他的面颊。曹凯等大臣蜂拥而上，一顿暴揍，马顺当场断气。 威严的午门早朝，转瞬间变成了血腥的群殴。明目张胆地在皇帝面前打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但大臣们的怒火已经压抑得太久，此刻竟毫无顾忌地喷薄而出。“代理皇帝”朱祁钰被这一场面吓傻了，拔腿就往宫裏跑。王竑率领群臣穿越午门，跟着皇帝的屁股后面跑，那可能是最早的“故宫跑”了，不过这奔跑的目的，是为活捉王振的另外两个心腹──内使毛贵和王长随。众太监慌了神，把他们二人从门缝裏推出来，顷刻间也被群臣击杀。大臣们又抓住了王振的侄子王山，为了平息事态，朱祁钰下令，将他绑缚至市，凌迟处死。〔参见《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一七八三至一七八四页〕 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元景泰。景泰皇帝励精图治，选将练兵，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击退了兵临北京城下的瓦剌军队，使大明江山转危为安，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明朝社会由乱而治。总的来说，景泰皇帝称得上一位英明之主，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项知名的文化遗产──景泰蓝〔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瑯”，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瑯”，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瑯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製而成的瓷器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製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瑯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
（二） 紫禁城是“五门三朝”制度，这是周代就确立的一项宫殿制度，《周礼》《礼记》《仪礼》中都提出过“天子诸侯皆三朝”之说。“五门三朝”是指五道门将皇宫分为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对於“五门”，明清的定义略有不同，明代“五门”为：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太和门），而清代的“五门”则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和乾清门。三个不同的行政区（“三朝”）是：外朝，治朝，燕朝，分别举行大规模礼仪性朝会、日常议政朝会和定期朝会。 “外朝”是商议国事、处理狱讼、公布法令、举行大典的场所，位於宫城南门外易於国人进出的地方。在明代，承天门（天安门）外是“外朝”。朱祁钰登基那一天，文武百官在奉天殿跪听即位诏书，然后鱼贯出宫，到承天门前，等待着那诏书在这裏颁行天下。与此同时，诏书被仪卫官托在云盘上，从官举着黄盖，护送云盘出午门，放进事先停放好龙亭内。銮仪卫抬起龙亭，跟在皇宫御仗后面，在乐声中走出午门、端门，然后沿着承天门北面阶梯，送上承天门。 在承天门外金水桥上站满的官员们，再一次听到了宣读诏书。之后，宣读官小心翼翼地把诏书放进礼器，沿着承天门上堞口正中，慢慢地降下。在明代，盛放诏书的礼器是一个精製的木椟，在清代，诏书则衔在一隻金凤的嘴裏，那金凤高二尺一寸五分，站立在镀金云朵之上，从承天门上缓缓飘落，在红墙的背景下，金光闪动。城楼下面，礼部官员恭敬地接下诏书，放回在龙亭裏，护送至位於大明门东侧的礼部，刻板印刷，而后颁行天下。 除了颁布诏书，外朝也是皇帝对百姓发布谕旨的地方。所谓百姓，当然是选出来的代表，在明代，每月朔日（初一），那些被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会站在金水桥南，等候京师地方长官手捧皇帝谕旨从宫裏出来，站在金水桥前宣读谕旨。谕旨内容大多简单，不外乎勿忘耕种、注意防灾之类，却是皇帝表达亲民务农思想的一种方式，以至於在明朝，没有皇帝对此怠慢，连嘉靖、万曆这些懒得上朝的皇帝也基本不误，比如嘉靖十三年四月，皇帝的谕旨如下：“说与百姓每，用心耕耘，毋荒……”〔王镜轮：《紫禁城全景实录》，第四至五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五年版。〕 端门在承天门（天安门）北，与承天门（天安门）形制基本相同。“端”，有端正谨严的意思。端门端端正正地横在皇城城门与皇宫城门之间，如同一座巨大的屏壁，“提示前往皇宫的人们，保持莊重的仪表和肃然的心境”。〔王镜轮：《紫禁城全景实录》，第四至五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五年版。〕 端门到午门之间的连线，是一个巨大而狭长的封闭空间（可称广场或院落），是皇城到皇宫之间的过渡区域。从内向外看，它是皇宫的外延空间；从外向内看，它则是进入皇宫前的序曲。 在端门与午门中心连线（即紫禁城，也是北京城中轴线）东西两侧，用於祭礼祖先的太庙与用於祭礼社稷的社稷坛遥遥相对。太庙代表时间的传递，社稷坛代表空间的绵延，“左祖右社”的布局，将无限的皇权收纳在礼制的约束中，又将中轴线上纵向的宫殿接力纳入到一个横向的、无限深远的时空体系中去。 威严的午门，好似一道巨大的屏壁，让门后面的宫殿显得更加神秘。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无疑是皇宫最重要的一座大门，因此採用了建筑中的最高级形式。午门的台基高十二米，比十米高的宫墙还高两米，加上门楼，午门总高三十八米，比太和殿还高。因此，在我眼裏，午门更像一道幕布，一道巨大的天幕，自高空垂落下来，可放电影，把宫殿中演过的历史大戏，再投射到午门的红色墩台上。我一直有一个奇思异想，就是在午门上演灯光秀，把它的墩台当作超大银幕，因为它刚好是一个横长的矩形，犹如一个展开的绘画手卷，可以把特别製作的超大视频投射在上面，让历史图像与历史建筑，浑然一体。 中国古代建筑，前后四根柱子围成的一个方形空间叫做“间”，与今天所说几间房子的“间”不是一回事。紫禁城九千多间房子，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间”不同。在古代皇家建筑裏，“间”也是表示“级别”的单位之一。午门的主楼是重檐庑殿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九是最大的阳数，也就是奇数，五是中间的阳数，九和五，都是尊贵的数字，所以古代帝王，被称为“九五之尊”。 午门沿袭唐朝大明宫含元殿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主楼东西有雁翅楼延伸，上有五座重楼，高低错落，左右翼然，有如大鸟展翅，所以也叫“五凤楼”。午门位於紫禁城南北轴线的正南方，也是子午线的午位，因此称为午门。 古人用四种神兽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四种神兽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南方对应的是朱雀，丹凤门（宋朝）、五凤楼（明朝）的“凤”字，正是暗喻着朱雀的意象。 五凤楼朝天而开，过了此门，就不再是人间，而是“天朝”，所以这阙楼，被称为“天阙”。岳飞《满江红》词裏曾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午门“中开三门”，两旁各有一掖门，中间的门，只为皇帝而打开（文武百官走东侧门，宗室王公走西侧门），只有殿试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中鹄后可以从中门出宫一次，这一次经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一生的荣耀。 紫禁城犹如一部複杂的密码本，它的建造者在裏面预置了太多的密码。就像这午门墩台，从空中看，是一个巨大的“凹”字，午门广场则是一个巨大的“凸”字。凸与凹，犹如木建筑的构件，榫卯相契，正负（阴阳）相合。有意思的是，把这一“凸凹组合”放大三十六倍，刚好与紫禁城的结构相脗合，因为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刚好是一对“凸凹组合”。而三十六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它在传统数理中象征“天罡”之数，三十六位神将拱卫的星宿，就是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正是天帝的居所，犹如紫禁城，是“天子”在人间的居所。
（三） “治朝”是君王日常朝会治事、处理诸臣奏章的地方。午门内是“治朝”，进入午门，就进入宫殿第一个巨型的广场—太和门广场（皇家广场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庭院），预示着一个莊严场合的出现。正面（北面）横卧一个大型建筑，是进入三大殿之前的最后一道门—奉天门（太和门）。 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让皇帝不得不亲自处理大量的政务。自朱棣始，明朝的皇帝就每天清晨在奉天门（太和门）听政〔御门听政是明太祖朱元璋创下的规制，因为明朝取消了宰相职位，本由宰相承担的政事就落到皇帝身上。北京紫禁城自明成祖朱棣开始，每天早上御门听政。〕，称：“御门听政”。这巨大的庭院，也成为王朝议政的大会堂。每当皇帝在御座上坐定，一名内使（宦官）就会手捧香炉，走到皇帝面前，香炉上镂刻着山河图案，内使将香炉放在御座前的黄案上，奏曰：“安定了。”听政於是开始。 太和门广场东西各有一道门，东为协和门（明代称左顺门，古代建筑中的左右，皆以面南而论），西为熙和门（明代称右顺门）。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因此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有一次朱棣在这裏右顺门的便殿裏批读奏章，桌上金狮镇纸被推挤在奏本旁边，摇摇欲坠，一位大臣眼疾手快，坠落之前将它扶住。朱棣见景生情，说：“器皿虽小，置於危处则危，置於安处则安。天下犹如一件大器，岂能置之於危处？更须处於安定之地。天下虽安，不可忘危。”说罢，神色怆然。 进入太和门，是三大殿区域，那裏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帝国的政治核心，是真正的金銮宝殿，也是“燕朝”的所在。在古代，“宫”和“殿”的意思并不一样，紫禁城的布局是前殿后寝，即前半部（南部）是外朝（殿），是皇帝的办公区；后半部（北部）是内廷（宫），是皇帝及后妃宫眷的生活区。宫与殿的分界线，就是保和殿以北的乾清门，那裏也是紫禁城中轴线南北距离的中间点。奏章、物品的传递，都要在此中转，各种“快递”在这裏集中，因此几百年间，这裏都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午门只有在举行大典和重大朝见时才能开启，朝廷百官平日上朝，一般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华门因为直通西苑，内监司事人员常从这裏出入）。因此，东华门和西华门这两座东西对称的宫门，并不开在东西两侧城墙的正中，否则就可以直通内廷，妨碍皇帝的“私生活”。所以，为了维护内廷的私密性，也为上朝方便，东华门和西华门都开在东西两侧城墙偏南、距离南垣角楼一百多米的地方。形制也低於午门，正面呈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闢三座券门，城楼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门外马碑石，至今仍在。 “清初四王”之一的著名画家王翬等领衔主绘的《康熙南巡图》卷，记录了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正月初八，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过程，共十二卷，从离开紫禁城画起，画遍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蹟，一直画到回到紫禁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似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严丝合缝。 从《康熙南巡图》卷第十二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这“五门”中的四道门，看到护卫随从列队纵马穿过天安门、端门，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巨大广场上，囟薄仪仗、王公大臣列队如仪，等候天子回来。只是在画的终结处，太和殿被“虚化”了，若隐若现，似有还无，其实在那时，太和殿并不存在，它在十年前又被烧毁了，六年后的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六年），才重建完成，因此，在《康熙南巡图》卷的末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云，还有屋顶的一角，让人想起宋徽宗的《瑞鹤图》。 在清代，自康熙始，御门听政的地点改在乾清门，皇帝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距离却大为缩短，收缩到后廷的门口，“燕朝”也退至乾清门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裏，康熙皇帝每天準时出现在乾清门。上朝的时间，春夏两季一般在卯正（早晨六点），秋冬两季一般灵辰初（早晨七点），上朝的大臣，则要提前在门前广场上站好，因此常常是摸黑入宫（尤其在冬天）。后来照顾到大臣（因为大臣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到宫门外等候），朝廷的作息时间改为春夏辰初三刻（约七点四十五分）、秋冬辰正三刻（约八点四十五分）开始早朝。有大学士奏请，早朝可以每三四日一次，不必天天举行，康熙回答：“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上御门理事，即竟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康熙才不敢耽於安逸，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凌晨不到四点就会起床，“未明求衣、坐以待旦”。 康熙说：“（朕）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身为创业之帝，他深知这江山得来不易，你怠慢了天下，天下就会怠慢你。
（四） 在故宫，我们已经习惯於那些敞开的空间、宏大的建筑，而忘记了，紫禁城实际上是一个墙的世界。墙是如此的强大，把这座巨大的城，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空间。在中国，城，几乎就是墙的同义词，长城，其实就是一道长长的墙。而城池，也是由墙围合起来的空间。 紫禁城，当然还有北京城，是由一道道墙组成的世界，宫城、皇城、内城（以及嘉靖时代修筑的外城），构成了一组“同心方”的结构，像一层层精緻的包装盒，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帝王的权力（紫禁城裏的皇帝印玺）。但这些城不仅墙多，门也多。宫城（紫禁城）有南北东西四座门，分别是：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对应着皇城的四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在皇城之外，是北京的内城，共有九座城门（北京城也因此被称为：“四九城”）。 就在朱祁钰登基这一年（公元一四四九年）十月，瓦剌军攻破紫荆关，押解着朱祁镇回到北京，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城门都没有进入，只能遥望着城墙上方的天空，在记忆中重现宫殿的每一个细节。他与宫殿的距离，似乎已被那城墙固化，坚不可摧。此时于谦早已做好战略部署，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明军众志成城，与瓦剌军进行了五天苦战，终使瓦剌军无功而返，拥着太上皇朱祁镇，由良乡向西去。 再次回到宫殿，是一年之后。手裏的人质没了价值，瓦剌人就与明朝和谈，于谦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天位有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见《明史》，第四五一四八页，北京：中华书局，二○○○版。〕朱祁钰是厚道人，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朱祁镇是从安定门入城的，只有一轿两骑。《明实录》写：“帝迎见於东安门，驾入南宫”。南宫，就是紫禁城东南角，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的洪庆宫。据说为了限制朱祁镇的行动，景泰皇帝下令将南宫的树全部砍光，还在大门的锁上灌上铅水，派锦衣卫把守在周围，等於把太上皇软禁了，每天将食物从门上一个小孔送入。〔《国榷》，卷三二，英宗天顺元年，第二○五一页。〕吃穿不足，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只能自己做些女红，讬人带出去变卖，以补贴日常之用，彷彿一个贫贱人家的女子。 一道道墙，在紫禁城内分割出不同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构成一个院落，甚至像三大殿这样恢宏的建筑，都被封闭在一个院落中。这些空间（院落）位置不同、地位不同、面积不同、功能不同，也分割出不同的命运。 （未完待续
（五） 这偌大的紫禁城，裏面暗藏着层层宫门。门有时开启，有时关闭，把偌大的紫禁城，连接成一个时断时续、时分时合的空间体系。早年以遊客身份去故宫，感觉最奇特的就是那些门。封闭的墙和开启的门，造成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我们的目光封闭在一个单元的空间裏，为建筑製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墙的围困，抵达宫殿的深处，探测着幽深的心理深度。每当我们登上太和门的台阶时，敞开的太和门犹如一个取景框，为蓝天下的太和殿剪裁出一个矩形的图像，而更神奇之处在於，随着我们脚步的移动，取景框裏的图像也不停地变动，彷彿遊走的不是我们的脚步，而是建筑本身。 很多人觉得紫禁城很神秘，而它的神秘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的。因为那些时开时闭的门，给紫禁城造成一种半掩半露的效果，人们永远猜测不到，在门的后面，藏着怎样一个世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的我，对门后世界的好奇心丝毫未减，依然时常像孩子一样把眼睛爬在门缝上，窥视门背后的风吹草动。 有一次开会，从院办的会议室出来，已是晚上九点。走过黑寂无人的宫殿，回到西北角楼下，研究院的门口（故宫研究院是紫禁城西北角一座四合院），发现院门已锁，我已无法取回放在办公室裏的书包—我家的钥匙，就放在那书包裏。我得先拿到研究院院门的钥匙，才能拿到我家裏的钥匙。 我第一次发现，钥匙如此重要。许多次回家找不到钥匙，都找开锁匠开门。但在故宫，这不可能。同事们早已下班，这寒冬的夜晚，我实在不忍让他们回来。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那天夜裏，我第一次去了钥匙房。同事告诉我，那裏有备用钥匙（可见我很少在故宫加班）。我在黑夜中找到钥匙房的门，才能打开研究院的门，进而打开自己的家门。那晚的经历，那麼具体隐喻性。无穷无尽的门，开启了我们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旅程。每一个空间，似乎都潜伏在上一个空间的后面，一层层地打开。在进入上一层空间时，我们甚至无法预料下一层空间究竟是什麼样的。 每逢夜晚降临，重重宫门都要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按时关闭上锁，将钥匙送到阙左门，统一呈交给景运门三旗司钥长及五旗司钥长。天亮时分，各属护军再领到钥匙，打开各自掌管的宫门，如有旷职，或擅自使人出入者，各论如法。 墙与门，既是对立体，也是统一体。关上门，世界就是小的，比如对於南宫裏的朱祁镇来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囚牢；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大，从一座宫殿抵达另一个宫殿，要穿越无穷无尽的宫门，尤其对於明仁宗朱高炽（洪熙）来说，无异於一种繁重的劳动，因为他身宽体胖，走路都要气喘（连他的父亲朱棣都嫌弃他），而他的寝宫，偏偏选在后宫最北端的钦安殿，每次上朝，要由北向南穿过重重宫门，才能抵达御门听政的奉天门。在他眼裏，宫殿就是深不可测的道路，以及没完没了的奔波。 朱高炽当然会乘坐交通工具，而不会用脚步去丈量大地。那种交通工具被称作“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北宋摹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辇”的大致样子。但以他的身量，乘辇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抬辇人就更不简单），上辇下辇，都很费体力，或许还需要技巧，在辇上颠来荡去，更让他心率过速。 相比之下，上朝大臣更加辛苦，尤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大臣，步行穿越宫殿中，也并非易事。每日早朝，他们要先由承天门（清代以后称天安门）、端门、午门（或者从东安门入东华门）集合进宫，走不动就让宦官挟着两腋，不是扶老携幼，是连拉带拽，拖到皇帝面前，不像朝廷命臣，倒像是被劫持的人质。
（六） 景泰皇帝执政的第九个年头（公元一四五七年），正月十七日早上，奉天门前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上朝的大臣们发现，坐在奉天门御座上的，不是他们的景泰皇帝，而是上一任皇帝、已经退休的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在南宫裏呆得很鬱闷，他住在宫殿的一隅，但紧锁的宫门、高竣的宫墙把他与宫殿彻底隔离，让他居住的宫殿一角成了死角、一个地地道道的活棺材。他要被困死在裏面，他的愁闷、痛苦、呐喊，全都没有人听见，听见了也无人理睬。他成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 “荣升”太上皇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三岁，在瓦剌营中当了一年囚徒，又在这宫殿裏当了七年囚徒，如今，他也只有三十一岁，此时他除了喘气，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更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太子朱见深也被景泰皇帝废掉，立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他不甘，不愿，也不服。他决计改变这眼前的一切。 这一年，景泰帝病重，在奉天门“御门听政”的次数越来越少，加之景泰帝废除原太子的行为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儘管景泰帝自己的太子朱见济已经夭折），於是，在北京保卫战中因功封侯的石亨与张轨、曹吉祥等人商议，要拥立朱祁镇复辟。 正月十六日，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兵部尚书于谦等商议，準备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大家推举商略执笔写成奏疏，奏疏完成时，已经日暮西山，众人商议，第二天上朝时再递上去吧。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晚，朝廷的形势，彻底反转。 三更，徐有贞换上朝服，心情忐忑地离开了家。出门时，他对妻子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就是徐家灭顶之灾。”说罢，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裏。 石亨掌管着紫禁城的城门钥匙，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钥匙才能打破门和墙的分隔，在宫殿裏畅行无阻。四鼓时分，天色晦冥，石亨已率一千名家兵进入长安门，随后进入紫禁城。徐有贞把城门从裏面锁上，以防外面有援兵进来，然后将钥匙投入下水道中。这些奇怪的动作被守夜的御林军看到，但猜不出他们在做什麼，也没有人敢问。 他们一起向南宫挺进，举木撞门，门锁坚固，没有撞开，旁边的墙却裂开一个大洞，大家蜂拥而入，朱祁镇还没有睡，竟在秉烛读书。石亨、曹吉祥等人把朱祁镇驾到轿舆上，一起护卫着朱祁镇，向东华门狂奔。至东华门，有守城卫兵阻拦，朱祁镇“刷脸”，说自己是太上皇，卫兵傻了眼，不敢阻拦，他们就这样进了紫禁城。这是八年前被王振忽悠着离开紫禁城以来，第一次回到从前的宫殿。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宫殿裏形成森然的回响。这或许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故宫跑”，而且是决定历史的“故宫跑”。朱祁镇与朱祁钰这对亲兄弟（朱祁镇为朱瞻基长子，朱祁钰为朱瞻基次子），谁先跑到奉天门（一说奉天殿）的御座上，谁就是皇帝。可惜弟弟朱祁钰此时正在病中，无力参加这场比赛，只能弃权了，朱祁钰放弃的不只是比赛权，更是王朝的执政权。 上朝的时分，大臣们在午门集合，日出前三刻，午门上捶响一鼓。二鼓响时，礼部官员导引大臣们徐徐进入宫殿，在奉天殿前面北而立。鐘鼓安设在午门中楼的左右廊内，只有宫中举行大朝会时，午门上才会鐘鼓鸣响，而此日，只是一次寻常的早朝，今日鸣鼓，让大臣们不得其解，正疑惑间，三鼓已响，他们看到在视野的前方，皇帝正端坐在御座上，这也稀奇，因为平时上朝，只有大臣们等皇帝的份儿，绝对不会有皇帝等大臣的情况发生。当皇帝的面孔越来越清晰，他们才大惊失色，坐在御座上的不是朱祁钰，而是朱祁镇。 此时，朱祁钰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有人报告说，是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连说：好，好，好。然后重重地喘了几口气，又面朝墙壁睡下。 （七） 朱祁钰被软禁在西苑，就是后来的中南海，并在第二年二月裏死去，死时年仅三十岁。 其实，在夺门之变前，景帝的身体已大为好转。据《病逸漫记》记载，“景泰帝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应当可信。故宫出版的《明代宫廷政治史》说：“（此书作者）叶盛既以当时人，记当时他人亲眼目睹之事，所载应该不虚。” 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竟然是以“门”为对象。紫禁城裏的门不是一般的门，是权力门、命运门、生死门。 夺门之变，只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鬥争，它的背后，是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文人集团与以于谦为首的文人集团之间的鬥争。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这场晨跑，胜者得到了最高奖赏─皇位。朱祁镇也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两任皇帝的人（第二任改年号为天顺），帮助他复位的石亨、张轨、徐有贞等人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在他被俘时力主另立新君的于谦被以谋逆罪处死，抄没家产。 于谦被凌迟那天，阴霾满天，逼压着这座城池。有一锦衣卫指挥朵儿，本是曹吉祥的部下，却到于谦受刑之处以酒相祭，被曹吉祥怒打后，仍酹祭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收殓了于谦遗体，归葬杭州。 北京西裱褙胡同有一座于谦祠，是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将于谦故居改建的，以纪念这位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今天见到的于谦祠，是光绪年重修的。院内有奎光楼，上层为魁星阁，阁中悬一木匾，上书：热血千秋。 千秋太和门，静静地注视着王朝的变迁。 那门，是王朝命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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