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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我们是割据一方，独揽大权的“土皇帝”，其实我们只是安史之乱后，维护摇摇欲坠的大唐皇朝脆弱统治平衡的“打工人”！——大唐节度使打工联盟宣 一、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源：“府兵制”的崩溃瓦解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府兵制”？ 就是国家把一定数量的因为战乱无人耕种的荒田授田给你家，作为交换，你家得无偿出壮丁去为国家征战沙场，还得自带装备。打完战继续回家种田。 一句话概括：只发“田”，不发工资的招兵制度。 府兵制好处非常多：1.府兵只忠于朝廷。2.大大减少了朝廷的军费开支。3.战斗力意志强烈，毕竟“保家卫国”就是保护自己的田地。4.装备精良，毕竟是自费买的保命家伙，肯定不会马虎。著名的花木兰就是位光荣的府兵。  而府兵所授的“田地”也分为两种：口分田和永业田。前者保持国有性质，只给使用权，嗝屁后要交回国家重新分配。后者嗝屁后可继承，相当私有田。比例大概为八二开。 明眼人看到这里已经发现了，这个制度设计有个天然的逻辑漏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最后国家能回收的土地越来越少，老百姓能够得到的授田越来越少。均田制最后成了空架子。 对于一个中唐时期的年青府兵，国家能授予他的田地极少。如果父辈比较靠谱，还有祖上不断积累的永业田可以继承，如果父辈吃喝嫖赌，卖地卖田，那么到了自己这一代就惨了，几乎无田可种。但是当兵打战的义务倒是继承了下来。那怎么办呢？跑呗，就算不跑，也没钱买装备啊，上战场还不是送人头！ 于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开始瓦解。  而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加速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崩溃的进度。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就基本上被募兵制取代了。 这就出大问题了，我在之前的文章《雍正王朝：先别说你看懂了，在搞清封建王朝运行的“底层逻辑”前》中就详细分析了古代中原王朝兴衰的核心公式： 税收（国库）=官僚激励+抗虏军费+水利救灾 当公式保持平衡时，王朝就能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一旦公式左右失衡，那么王朝就不可避免走向动乱甚至灭亡。 而这时，大唐的税收制度还是建立在原来的均田制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式左边，朝廷的财政收入还是基本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公式右边，供募兵制相比原来府兵制所需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公式两边开始失衡了。 那怎么才能维持朝廷财政的收支平衡呢？老糊涂的唐玄宗一拍脑袋，干脆搞“边防承包制”吧，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节度使制”，就是边境地区的首长实行军政一把抓，募兵制所需的开支自己想办法解决。反正不要来找中央要钱就是了。  这种“剥离坏账”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方案副作用很大，以前府兵制，士兵是直接受恩于朝廷的“授田”，当然听朝廷的。而节度使制下的募兵制则是由节度使发工资的，变成听命于节度使了。 更可怕的是唐王朝对将领的人事安排还没从“府兵制”的惯性思维中醒悟过来，还没有深刻意识到节度使制副作用的危害性，没有安排好平衡制约，导致出现像安禄山这样的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个重镇节度使，一家独大的军阀。 于是在中央和地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二：为什么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制反而成了晚唐苟延残喘150年的救命丸？ 首先，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对边镇节度使的任命权，但是“边防承包制”的本质没有改变，朝廷虽然失去了“老少边穷”的边疆地区的税收，但是同时也变相甩掉了原来承担的抵御草原游牧民族所需的庞大军费负担。如果只算经济账的话，朝廷还“赚”了。  其次，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失去控制的只是边境地区的控制，但是日益富庶的江南地区控制权还牢牢地抓在朝廷手里。为朝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 最后，经过安史之乱，朝廷深刻认识到一个道理：节度使制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家独大的节度使。所以晚唐时期，朝廷非常重视节度使之间的制衡，节度使的数量从玄宗时代的8个增加到了代宗时期的40个，只要节度使们独立且分散，对朝廷就构不成威胁。而朝廷靠江南粮赋重地支持建立起来的精英的“神策军” 则对单个节度使保持绝对优势。 换句话来说就是，群殴朝廷是打不过你们，但是哪个敢太嚣张过分了，朝廷单挑你一个绰绰有余。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恐怖均衡”。  基于上面的3个原因，安史之乱后，大家意外地发现，中原王朝兴衰的核心公式：税收（国库）=官僚激励+抗虏军费+水利救灾，依然保持了“畸形的平衡”。这个“游戏”居然还能继续玩下去。 最终晚唐在这个看似“脆弱”实际又很“稳固”的平衡中继续“苟活”了150年。站在更高的历史格局上来看的话，那些被史书批评为“土皇帝”的晚唐节度使们，本质上也只不过是大唐皇朝的“打工人”罢了。 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关注我，了解更多经济现象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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