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有容传（四）

宣城历史文化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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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容传（四）

董振宇

十一、擒倭东沙

随着16世纪欧洲人的东来，东亚海上交通日渐频繁，台湾岛因为其地理位置，渐渐开始显得重要起来。

当日本的丰臣秀吉逐渐平定岛内战国乱世局面，进一步开始了海外扩张计划，在准备侵略朝鲜的同时，再三命令岛津氏对南方的琉球国进行招谕，并且写信威胁葡萄牙领印度与西班牙领吕宋前来朝贡。此时的秀吉显然也认识到了台湾岛的重要性，于日本文禄二年（1593）十一月初五日由其秘书官相国寺西笑承兑起草了“高山国（タカサグン，又作高砂国）招谕书”，其中以极为强硬的措辞“若不来朝，可令诸将征伐之”相威胁。此书由原田孙七郎（一说原田喜右卫门）送达，但据说因“台湾当时分为未开化的数个部落，并没有全体的酋长的样子，而没有劝降的效果，不得已而中止。”

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后，虽然与朝鲜达成和平协议，但在南线依然执行着丰臣秀吉的计划。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二月，在岛津家久取得幕府支持开始进攻琉球的同时，有马晴信也接到了幕府“视察”台湾的命令，并称“视察完妥后，大明、日本之船可会合于高山国，实行通商。”此次行动遭到台湾先住民的强烈抵抗，只抓了几名先住民返回日本。德川家康听取了有马氏的汇报，采取怀柔政策，款待了这些先住民，然后派人将他们送回台湾。

日本元和元年（1615）五月，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在幕府取缔基督教情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表明心迹和确保地位，上京朝见。七月二十四日，通过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的介绍，村山等安由德川家康授予“高砂国度航船朱印状”，背后却隐藏着侵略台湾的使命，此一图谋或许是他为保持自己地位而主动提议，或许是出于德川家康的命令，已不可考。

经过约半年的准备，元和二年（1616）三月，村山等安之子秋安率领侵略台湾的舰队从长崎出发，平户的英国商馆馆长考克斯（Cocks）在其日记记载说，“长崎等安之子率兵船13艘前往占领高砂岛（Taccasange），彼等如此称呼此岛，我等称为福尔摩沙岛（Isla Fermosa）。”该舰队在途经琉球时遇到了风暴而分散，只有一只船到达了台湾，“彼等预定赴高砂即福尔摩沙，但未赴该处……又据云，等安之部所乘之一只小船进入福尔摩沙之某湾中，次更深入内陆探险，不意为土民所袭击，知不能逃脱，不愿为敌人所俘而切腹自杀。”

秋安部将明石道友率领另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并于五月进泊东涌岛。当时，“内陆不知多寡，大家争奔入省城；城门昼闭，无一敢出侦者”，福建巡抚黄承玄出厚赏募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妆成渔人，但明石道友十分精明，看穿了他，并“持刀诘问”。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汝来侵，已造五百只船以待……我兵船即至矣！”明石道友有些害怕了，他撤退的同时将董伯起扣押，试图将其作为与福建谈判的筹码。

由于村山等安的命令是攻占台湾，因此其他被打散的倭寇不敢回去，洗劫了福建的料罗、大金卫所。退居林下的首辅叶向高听闻此事，特别致信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推荐沈有容，“故将沈有容，人皆以为可用，倘取来，缓急亦得力也。”在家告归的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董应举也致信福建左布政使毕懋良，“闽海事，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黄承玄于是亲笔写信邀请沈有容，这时浙江也希望沈有容复职，沈有容一时没有决定。后来，黄承玄派叶向高的亲戚、宁太道台林茂槐亲自到沈有容家聘请他，林茂槐带着叶向高的亲笔信，“敝乡今岁海警乍闻，人情惶扰，咸欲借重干城，仆亦随人口吻，闻抚台礼聘甚勤，希速命驾以慰此邦想望也，林舍亲行，已托致意，且嘱其劝驾矣。”沈有容感于黄承玄的诚意，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月重新回到福建，黄承玄当即任命他为水标参军。

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十九日，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一道，停泊在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黄承玄命沈有容出抚。沈有容在会见明石道友时，亲自为其佩倭刀，随后又以座船载送倭三头目（明石道友、正木矢次卫门、柴田胜左卫门）到达定海千户所，明石道友等大为感动。后来，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在接待明石道友之时，在通事高子美的翻译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责问，并警告日本“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望过番，兵交之利钝未分，市贩之得丧可睹矣。归示汝主，自择处之！”明确指出不许日本涉足台湾。

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村山等安因为秋安一直未回，又派遣桃烟门（藤右卫门）率领舰船前来寻找。桃烟门“四月，驾至浙台地方，冲过彼寨，兵船打破，旋夺大船一只，又于海门东、西机与余千等冲敌，杀死伊兵一十八人，拿获千等一十一人，复抢大船一只，历韮山、牛拦矶、南麂、白犬澳等处抢掳渔户，往来劫掠。”“至闽，又掳渔船郑居等二十余人。”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只好在此地“搭寮楼住”，欲夺船归。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全权交给了沈有容负责。沈有容三路围困，用大炮仰攻，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挥刃装铳，意在拼死突围”。把总何承亮欲要进攻，沈有容说：“困兽难迫，且多礁石，易损舟。彼藏礁石间待我，必大损兵，不如诱而擒之便。”于是派遣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晓谕：“汝辈命在须臾；若未有犯唐罪过，分剖明白，或尚可觊一线生路！”并说明石道友已经受抚。桃烟门颇为意动，但仍在犹豫。次日，有倭寇率大乌船一只、渔船两只前来救援，沈有容“麾率官兵奋力冲攻，戈船飙集、火器雷震”，三船立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有道友书来，即从。”明石道友“亦丑其类”，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沈有容生擒桃烟门以下真倭六十九人，并斩了两名汉奸，然后分属于诸将报功，此役未伤一名明军。董应举听闻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当首肯矣。”

但此时，那些嫉妒沈有容大功的人又跳了出来，认为计擒倭寇是不对的，容易引起倭人的报复，沈有容后来评论道，“夫将在军，取便而行，可杀则杀，可围则围，不可杀、不可围，但得诱之以归，听军门处置，其事毕矣，复何暇计其报复不报复乎？若虑报复，不如勿出，恣其虔刘我人而已。且彼焚浙船，杀掳浙兵，又掳我人，而虞其报复，何无男子之甚也？！”朝廷竟然也认为桃烟门不过是过境商人，并未将他们当作倭寇处理。沈有容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又冒功之嫌，黄承玄也因此事而移镇，沈有容于是拂衣而归。后来，“倭且谋攻牢……七营卫士遮斫市门相纷挐，衢血欲流。此即乡之所为非反者倭也。”沈有容之功才得以大白。

东沙之役，是明代东南沿海地区抗倭历史上生擒真倭最多的一次，至今在东莒岛（东沙岛）上还留有董应举当年纪念沈有容擒倭的石刻（大埔石刻），碑文为：“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挟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按：疆梧即强圉，指天干中的“丁”；大荒落，指地支中的“巳”；地腊，道家指五月初五日；挟日，指十日；即指万历四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966年，马祖当局在石刻上建六角亭，又立“大埔亭记”及“兴建沿革”二座小亭。台湾著名学者廖楷陶特别为此撰写“大埔碑刻”序文，“明朝督佥事总兵官沈公有容，字士宏，宣城人。举万历七年武乡试，精剑击，善兵略，固智勇兼备之名将也，以剿寇迭奏肤功。万历四十五年夏五月率水师，获生倭六十九人于东沙山，不伤一卒，其用兵之神且仁于焉可知，时闽进士董应举官工部右侍郎，乃社稷之臣也，为崇功励勇以张忠荩，于崖腹刻石以记事，距今已三百余年，其榜书卓然雄健，匪但为海山生色，益觉沈公卫国之浩气英风，千古如生。吾人览兹胜迹，敌忾同仇之思，宁不慨然以兴……” 翌年，蒋经国先生将保护大埔石刻新修的六角亭命名为“怀古亭”，为东莒平添一处旅游观光胜景。

十二、招降海寇

沈有容还乡未及一年，福建政府派遣使者十次去请沈有容复任，沈有容坚持不许，而且这次连林茂槐的面子也没卖。但是，福建巡按崔尔进却也给他写了信，原先沈有容在浙江离任后，崔尔进曾经私下里举荐过他，沈有容激于知己，于是复任。但没想到，“一至则争功、妬功者托以礼节抑容，不使与三路并。”沈有容十分后悔，又动了回乡的念头。这时福建巡抚王士昌将水军参府的创建工作交给了他。先前，黄承玄特别为沈有容创立了“专统水军，弹压要地，随势排荡”福建水标参军，王士昌更是要在“省会门户”定海卫所的基础上建设一参将军署，以便更好的防卫海疆。沈有容想到此衔是黄承玄为自己特别设置的，所以就又留了下来，遂开始亲自组织修建了参将署，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建成，为六扇五间建筑，极其雄伟，成为赫赫有名的重镇。

（沈有容曾居地：福州吉庇巷）

万历后期，海寇袁进（袁八老）、李忠（弘武老，又名李新）集团以台湾为巢穴，“连艘数十，聚众数千，跋扈去来于潮漳之界”，“焚劫海上，诸寨游船不敢正目以视”。王士昌将讨平这股海寇的任务交给了沈有容，袁进、李忠听闻之后，逃往广东。广东南澳镇副总兵何斌臣率舟师讨贼，在沿海岛屿涌泉处置毒草秽物，令海寇无法得到淡水，袁进、李忠困竭计穷，但仍然在苦苦支撑。

因为袁进、李忠逃往广东，导致福建海商“贩广者为难，航海道壅”，但此时福建水师已经衰落，战船很少，沈有容无法追捕，于是联系袁进的亲戚袁少坤进行招抚。袁进、李忠“素知公（沈有容）义不杀降”，便同意投降。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初五日，沈有容与副总兵纪元宪一起前往中左卫所等候，许久没有消息，于是前往铜山。此时袁进、李忠率领二十余条船来到杏澳，却听到其他嫉妒沈有容的将领故意散布围剿的流言，沈有容只好冒险“躬架小舟，抵其船而受降，袁众始定”，但只剩了十四条船。福建巡抚王士昌“乃为具题请旨，袁进、李忠皆以色总军前听用。”⑧后来，他们随沈有容一起去了登莱。

十三、登州岁月

万历四十四年（1616），女真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定国号为金，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正式举兵反叛。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危机日甚，因海运粮草与防范金兵从海上进攻，山东登莱水师的位置又显得重要起来。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月，兵科给事中薛凤祥参奏登莱副总兵熊大经“一味恇怯”，王在晋因之推荐沈有容担任此职，“请调漳南副将沈有容驻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降寇袁八老等数百人，出没广洋如履平地，赍银三千两，檄有容挈带随任，越岁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兴渡海之谋矣。”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辽东重镇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辽河东岸城堡皆降金。此时起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即“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并推荐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山东廵抚赵彦也推荐“以副总兵沈有容陞署都督佥事，充总兵驻登州”，登莱成为海上重镇。据称，当时登莱有水陆兵员共五万人，马万余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两千余艘。

天启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率兵二百余人，从海上突袭镇江。镇江原中军陈良策等从中策应，生擒了后金游击佟永真及其子佟来年等六十余人，镇江“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捷音传入京师，熹宗立即“命登莱廵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直抵镇江”沈有容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叹道：“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果然，还没等水师出发，毛文龙不堪后金军围攻，镇江得而复失。

天启二年（1622），由于辽东“经抚不和”，致使广宁失陷，辽东的民众纷纷逃入沿海的岛屿，日夜盼望登莱水师的救援。但此时陶朗先却不知出于何等考虑，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沈有容立即上书争之，并派数十艘船前往救渡，获济的辽东民众多达数万人。

天启三年（1623）二月，后金国驻守在复州的副将刘兴祚（刘爱塔）遣生员金应魁持一封密信交给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⑧。刘兴祚本来是不满明朝的官将的欺压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却因为在任上秉公审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纠纷，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发现自己无法保护汉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决心脱离后金。袁可立接受了刘兴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应。刘兴祚开始积极准备，决定七月起事。但因为叛徒王丙出卖，刘兴祚遭擒，差一点被斩首。

因为刘兴祚的反叛，努尔哈赤将辽东半岛的民众迁往内陆。这时明廷有人就建议据守辽东半岛的金州，沈有容上言，“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但毛文龙依然派张盘进驻金州，但不久便被后金军击败，后金为了防止明军再度前来，焚毁了金州城的城垛与角楼。

孙承宗督辽时，曾下令让沈有容进军广鹿岛，并欲在春防之时亲自前往登莱，商讨水军进攻的方略。但明廷始终认为沿海的水军不过只起到了牵制的作用，不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孙承宗没有能前往登莱。不久，沈有容得重病，于是“以年老乞骸骨”，终于在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获准“回籍调理”，此时他已是67岁高龄了。

十四、将星陨落

沈有容回到家乡后，得见乡土、亲戚、故旧，甚是高兴，写道，“方予之受阃寄也，出古北口十余年，镇闽浙二十余年，进移渤澥四年。飓风摧兵，鲸波拔天，积衽兵革，心力衰竭。居间把镜自明，见颠毛叠雪，肤皱而皯，窍叹往世复几何？时当昕夕，还先人丘陇，睹童稚所种树，游嬉之一木一石，有知重生。况亲其故旧，况侣族属，况得昔相惠爱之诸父昆弟，畅叙一堂，其乐岂有量焉？今蒙特恩，矜老疾，赐生还桑梓。过拱报门，山川犹初，城堞无恙，心为怡然。抵家，询畴昔交游，或在或否，惋喜半之……”

在家乡度过三个平静而平淡的年头后，天启七年（1627）五月，沈有容终于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葬在城西北祈雨墩（今敬亭苑小区附近）。明廷念其功勋，追赠都督同知，并赐祭葬。后又因其子沈寿崇殉职，追赠为特进荣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