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与宁国县 郑树森  曾国藩（1811—1872）是湖南湘乡人，与数千里之外的宁国县因太平天国起事使二者发生机缘，而且曾国藩的一项决策影响了宁国县情的变化。 一、 太平军的侵入打碎了宁国县繁盛的局面 经过康乾盛世，宁国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涌现许多殷实之家和望族（从众多宗祠的兴建可见一端），人口也激增。河沥溪因水陆条件和区域位置而成为辐射周边的商业中心，徽商和江西籍、浙西籍客商常来河沥溪购销货物。嘉庆、道光年间，宁国县人口一直稳定在30万人上下，最高年份的嘉庆二年（1797）增至367450人。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八日（1856年5月2日），太平军石达开部首次攻占宁国县城，此后8年间宁国县遭受腥风血雨般的兵灾，太平军烧杀淫掠，百姓不堪其苦。一些望族的祠堂被烧毁（县志记载不少祠堂毁于“洪杨之乱”）；一些古建筑、书籍毁于兵火，使宁国文化断层；家财、妇女被掠走(百姓中有传闻或见于家谱记述)；无辜平民被杀害（霞西镇石柱村榧树塔人遭受太平军杀戮，当时此地被称为“杀人坑”；万家西泉村“仙人洞”和南极“千人墓”里的累累白骨，是太平军在洞口熏死躲难的百姓所致；河沥溪官山、虹龙、东岸、宁墩、桥头、五里铺等均有清末义冢，其中不少死于兵燹）。周赟在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1860—1864）被太平军捕入军营，期间所写《兵难诸作》就反映了生灵涂炭的情景。 同治元年（1862）五月起，宁国县爆发鼠疫、灾荒，死亡枕籍，土著式微，田地荒芜。同治三年七月太平军最终退出宁国县，此后3年内该县荒无人烟(许多村庄空无一人)，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是变相的基督教，这种教义影响下的农民运动无助于解除广大农民的疾苦，太平军后期军纪废弛，在各处烧杀淫掠的劣迹倒是重伤了农民兄弟；洪秀全集团成员定都天京后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腐化堕落，太平天国司法上采用的酷刑（如杖刑、枷刑、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示众、剥人皮）令人发指。这些迹象表明即使它取得全国政权，也无非是改朝换代而已，并不会给农民带来福音。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有打击贪官污吏的作用，但也使所到之处生产力倒退、经济衰败。宁国县所遭受的兵灾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征剿太平军”中曾国藩履历皖南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生于湘乡县一个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取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1847年擢升内阁学士。1849年任礼部右侍郎。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1853年3月19日攻占金陵，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建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并指令各省举办团练武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官僚地主的曾国藩为抗击太平军，于1853年初，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募兵训练（以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次年2月练成湘军陆师（乡勇）、水师，3月发布《讨粤匪檄》，指斥太平天国革命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率军阻击太平军对长沙的进攻，并出省作战。从此走上治军征战的道路，成为清末湘军首领。 1854年秋，湘军攻陷岳州、武昌、汉阳。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水师，进围九江。1856年春，因陆师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打败而退守南昌；同年秋太平天国发生杨韦事件，湘军乘机夺取天京上游的军事重镇。1858年11月令李续宾率湘军主力6000人攻三河，被太平军歼灭。旋以曾国荃吉字营为基础，扩充实力。1860年8月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1861年9月，督湘军攻陷安庆，杀太平军1万余人。1862年春，派左宗棠率湘军由江西入浙江攻杭州；派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到上海，伙同英人戈登的“常胜军”、法人德克碑的“常捷军”进攻苏州、常州，“借洋人助剿” 太平军；令曾国荃率主力从安庆围攻天京，自己驻守安庆策应3路。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 皖南地区是太平军西征浙赣、回援天京的必经之地。咸丰十年（1860）六月，曾国藩在祁门县设大营，整训团练，次年三月移驻东流县。驻扎祁门9个月间，宁国县或许有他的履迹。 三、曾国藩对宁国县的认识和影响 曾国藩是清末第一重臣，文武兼备。其诗文俱佳，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世；对太平军作战并最终取胜，为清政府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人称其“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他博闻强记，对军事要地不可不察。举凡兵家于天文地理不可不识。宁国不仅是皖南地区的气象中心，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接杭州，南极徽赣，西望安庆，北通金陵（当代抗战期间，宁国县是“国统区的前方、沦陷区的后方”，驻军在此集结换防，再次证明了宁国军事位置的重要）。从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在宁国县境与清军展开拉锯战19次之多，太平军10次攻克县城。在征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很看中宁国县军事位置的重要，曾说：“‘发逆’盘踞金陵，蔓延苏、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金陵、曰安庆、曰芜湖，不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苏州、曰庐州、曰宁国”，曾派鲍超等将据守宁国。1852—1871年，他在外忙于军务，还时常寄信给两儿纪泽、纪鸿。在《曾国藩教子书》中，就有几封信提及宁国，如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四日书信中说：“惟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贼（指太平军）猛扑徽州、旌德、祁门等城，又恐其由间道径窜江西，殊可深虑。” 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互争战中，江南地区各县均出现人口剧减的情况，或亡于战争，或死于瘟疫，或逃荒于外。鉴于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情况，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薛福成（是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是近代改良主义者，清末外交家）的建议，上书朝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的政策，得到允准,清廷诏令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凡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后便为己产)。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宁国同皖南各县一样设“劝农局”，以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清廷诏令下达的前一年，已有徽州、福建的少数客民迁入宁国县；同治五年（1866）起，则有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及省内安庆等地大批民众携带家口，来该县垦荒种地，光绪年间浙南人迁入。两湖、河南移民大批迁入，人口才渐多。光绪七年（1888年）四月二日，清廷准予垦种荒地的“客民”加入宁国县籍，其子弟可在当地“入籍考试”。 同治八年（1869）宁国土著人口仅10004人，清末移居宁国的“客民”已数倍于土著人口。大量“客民”的加入，使宁国成为移民县，使宁国县情发生变化：一是很多山地被开垦，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湖北人多居平畈种植水稻，安庆人多在山区开荒种玉米，畲族人劈建梯田。二是各地生产技术得以传播融通。三是呈现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方言。四是带来了各地的民间文艺(如安庆的秧草歌、畲族的盘歌、湖北的花鼓调与皮影戏；河南的旱船、彩车；南陵县的目连戏)，而且与宁国本土文艺融合（如皖南花鼓戏就是湖北花鼓调、河南民间灯曲、宁国民间歌舞合流而成）。五是各地“客民”和土著人并存于兹，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宁国精神，不排外不封闭，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从而为今后创新发展奠定了民情基础。 四、曾国藩褒奖宁国才子周赟 曾国藩善于发现、提携人才。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出自其门，他统辖的湘军阵营就人才济济。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在金陵开科取士，其中有宁国县才子周赟中举，被授予奉政大夫、花翎同知衔、拣选知县。 周赟于1887—1910年历任青阳县训导、宿松县训导、徽州府教授，先后纂修《青阳县志》《九华山志》《宁国县志》《徽郡志》，为皖南文化建设作出较大贡献；擅长书画，正、草、隶、篆、金石俱佳甚至用竹签作画；精通音律，喜好作诗、弹琴。他9岁始作“六声图”，于同治二年（1863）写成《山门新语》初稿，后经数十年的修改充实，创立“六声韵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再次刊刻。该书阐述精微、旁征博引，成为有较高价值的音韵学专著。成书之前，曾国藩就发现了周赟这个音韵学人才，对其所作“六声图”题词“千载神悟”，奏请光绪帝授予周赟“二品教官”称号，亲自赠送“六身堂”金字匾，并撰联“二品教官天下无，六声韵学古来无”，以示奖掖。 论及宁国市今日之发展，太平军战役后大规模移民迁居宁国实为历史渊源。而这一政策的推行确与两江总督曾国藩有关。 （作者系宁国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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