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生元 王宁生 周赟(1835—1911)，谱名裕赟，字子美，号蓉裳，又号山门，宁国县人。同治三年考中举人，拣选知县。拟任庐江县教谕，未到任。在家乡设馆教学，兴义仓，立冢墓，捐田，立保婴堂。为人修谱，必推还润笔费，专门用于置产保赤堂，制定章程，立约“永禁溺女”。光绪十三年任青阳县训导，兼理教谕。光绪十七年，主修《青阳县志》，润笔费百金，全数捐兴育婴堂。他在修《青阳县志》考证史料时得出：“青阳之立国始少昊”“其地则少昊故宫”。即今日青阳县为远古时青阳国，此即青阳县名之由来。故青阳县的历史当在五千年上下，与华夏同龄。青阳人因周赟之定论，深感无比自豪。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赟遭人诬陷，撤任青邑，奉上谕交部议叙。青阳文武士绅七次上书，为其辨冤，力求回任。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九，调署宿松县训导，到任三月，即捐修育婴堂。经两邑绅董禀请，通详各大宪，奖励有加。以青人禀请，安徽学使钱桂森保奏：“学有根柢，守洁才优。”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恢复原职，仍回青阳。光绪二十五年，增修《宁国县通志》。光绪二十六年纂修《九华山志》。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徽州府学教授，青阳百姓万人跪送，并送万民伞，力辞不受，赋诗谢绝。任徽州府学教授期间，“精究音韵，著《周氏琴律切音》《山门新语》《山门诗史》《周氏三字经》《六声堂学书要诀》。曾捐廉创办育婴堂于西关，又撰《小脚十害歌》，遍谕广劝。在歙九年，能举其职。”（许承尧民国《歙县志》）。他一生修纂宁国、绩溪、旌德等地家族族谱十七部。 周赟尊重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在各项著作、著述中，大声疾呼，告诫后人不得轻信巫言，不要过分相信佛教，要忠君爱国，尊孔崇儒，要尊重事实。反对妇女缠小足，反对溺女婴，一生积极捐款捐物建立育婴堂三座、保赤堂17座，以拯救孤寡儿童。多次捐田、捐款作为家族固定助学金财产，鼓励贫寒子弟读书上进，从而使该族后起之秀，代不乏人。 周赟一生著述颇丰，所涉领域广泛，所著《山门新语》（音韵学），先后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安徽学政邵汴生所赏识。曾国藩奏请清廷授予周赟二品教官衔，亲笔题赠“六声堂”匾额和“二品教官天下有，六声韵学古来无”的对联。邵汴生又赐“六声堂”联“本四声五声以分六声，继往开来真学问；原无极太极而合有极，经天纬地大文章。”在曾、邵两位大吏的推荐下，光绪皇帝曾御赐“六声堂”匾额，悬挂于周赟祖居绩溪县城西周氏宗祠内。周赟的六声韵学，当今更是受到中、日、韩及台湾地区音韵学者、专家所推崇。 周赟在方志编纂上亦很有建树，其所纂《九华山志》尤其让后人称颂。 实地详察，志成佳作 九华山闻名天下，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境内寺庙林立，风光旖旎，以奇秀著称。历来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信士朝山礼佛祈愿，还受到了天下文人逸士的青睐，他们或登山揽胜，或入山隐修讲学。身居三百里之距的宁国胡乐人周赟，幼时就常听曾祖父周文郁、祖父周启楹提起过九华山的神奇秀美。曾祖父周文郁多次游九华山，曾作诗《题九华天台峰》曰：“芙蓉深护洞仙家，天顶孤峰压九华。呼吸此间通帝坐，不教刘阮看桃花。”祖父周启楹经常上九华山五老峰，为其徒讲解《易经》，并作诗《游九华山宴坐岩》，诗曰：“九华一路看山行，问路惟听诵佛声。宴坐堂前锦衣石，新香一瓣为先生。”曾祖父、祖父每次归来，周赟必询九华峰岩之奇。清同治初周赟从军，屡次经过青阳，可望而不可即，视九华如海上神山，神往久之。“后试礼闱，晤诸君子于京邸，得细询山水之奇，九华、六泉（九华名泉），时萦梦寐。” 光绪十二年（1886）幸得任青阳县训导，赴任时正值秋季，从水路乘一叶渔舟，近至青阳时已是拂晓，远望一轮晓月正映含在九华群峰间，九华秀逸清远，堪称入画。周赟不觉诗意兴起，吟道：“莲花九峰月，荷叶一洲霜”，“多情到江水，迎我上青阳”，喜悦之情跃然诗中。这年冬天，周赟终于第一次踏上九华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游山揽胜憩半霄亭时，应山人之请撰写《九华半霄亭山神庙碑记》。翌年十月，又再上九华，视九华为故友为故乡，赋诗赞道：“九华寒翠润霜晨，十月湘梅绽小春。甲子岭为同榜友，陵阳山是故乡亲。莲花世界开香国，金粟如来现化身。裙屐纷纷云里去，并无一个是游人。”赞叹佛山之兴盛。后来又多次登山畅游，夜坐怀古，与好友吟诗唱和。在游览九华山后，他认为“谪仙（李白）名九华，而不知九华之奇；宾客（刘禹锡）知其奇而未知奇中之奇；阳明（王守仁）不逾旬月，亦未能尽见奇中之奇。”他们虽然写有著名诗篇，但对九华奇中之奇不能全面了解，很多游人登览而迷、卧游而阻，故“携琴载酒，出入烟霞，直以九华为半臂者，十五年于兹矣。近复穷天柱之仙踪，考姑泉之轶事，且并其奇外之奇而搜括之。”名山皆有志，九华山自明嘉靖五年（1526）始有志，经万历（两次）、崇祯至清康熙、乾隆四年（1739）共修志六次。后因兵燹等故，中断修志百余载，且旧志难寻觅。周赟心底萌发出将九华这座风景奇特的佛教圣地系统地、全面地介绍给世人的愿想。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经青阳有识之士的提议禀请，知县谢惟喈特聘周赟主纂重修九华山志。此事正遂周赟心愿。时值多难之秋，青阳县署经费困难，无力聘请参订人员，周赟解县署之难，集主纂、参订、謄稿、校对、监刻乃至刀笔琐事于一身，只身一人修志。苦于寻不得《九华山志》旧本，从多方探寻得知九华山上禅堂清镛老和尚，多年居住在九华山，对九华山地理环境、人物风情了解甚多，且保存一套残本乾隆《九华山志》，于是亲自拜访清镛和尚，与他结为好友，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清镛和尚终于将收藏的乾隆《九华山志》残本借给周赟，周赟感激万分，曾作画数幅相赠，并下榻于上禅堂，便于上山考证和随时向清镛和尚请教，长期在此从事山志的编纂工作。 周赟既不苟同，也不滥收，历尽千辛万苦，不孚众望，凭借对九华山多年游历和主纂《青阳县志》积累资料的基础上，旁搜远绍，征文考献，又多次上山深入实地考查，遍访九华山川寺堂文献金石碑刻，绘山制景，“濡墨以模之，载笔以范之。”历经春秋，于是年成稿刊行。周赟心愿已结，可谓是：出入烟霞十五年，一朝著志成佳篇。 门类齐全，体例完备 古人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周赟工于鉴裁，精于分门别类。光绪《九华山志》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卷首，设宸翰、新旧序、凡例、九华山志源流与历代续修衔名表；第二部分为十卷，设图记、考证、山水、方产、营建、人物、杂文、前朝诗、国朝诗、杂记；第三部分为卷末，录重修九华山志捐修、新旧志跋、叩募僧人名表。全志宸翰、序、图记、考证、志、传、录等各体俱有，尤其根据山志特点，对图、记的运用较为突出，图有全图、分图，记有宸翰记、图记等。该志对九华山图、山水、方产、营建、人物、艺文、轶闻琐事，无所不载，可谓内容丰富，门类齐全。 全志分类颇为得当。如前志佛道不分，将庵观归为一类。光绪《九华山志》则改将“庵附寺后”归为一类，道观另归一类。又如该志在艺文诗词分类上，采用以时为序与以人为纲、不分诗体的归类方法，一改前志以诗体分类“一人之名彼此重复，数朝之作前后颠倒”的弊端。 该志编次排序科学。在门类排序上，先列图记以明九华山地理概貌、次记考证以厘清沿革，再依次为山水、方产、营建、人物、艺文，排序遵循了先自然后人文的事物之间逻辑关系。在第二层次——目次的排列上也讲究排序的科学性，如山水门下各目顺序，以山脉走向来排列九华诸山水地貌条目，避免了那种先分山水，再分别排列的割裂山水有机联系的排序方式。 他注意总结前志，不仅在篇目内容设置上因时厘革，而且在编纂行文上吸取前志体例不统一的教训，无论是卷首序作的题款与排序，还是艺文中诗作题款的统一，乃至与青阳县志的交叉处理等行文上都因事起例，制定了统一规定，做到全志体例规范统一。安徽当代方志学家欧阳发教授在主编的《新编方志十二讲》一书中，评价该志体例比较完备，条理清楚。 特色鲜明，彰显形胜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论及山水志时说道：“（山志）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摹宛肖为工，崖巅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箓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征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山志应以山为记述主体，突出反映山川形胜景物。周赟编纂的光绪《九华山志》秉承了章学诚的山志编纂思想。 该志在篇目内容安排上，除专设图记、山水、营建三卷反映九华山水形胜，还在人物卷中记载了不少开发传扬歌咏九华形胜的名人学士，在三卷艺文中收录了大量的名人逸士登山揽胜之作，全志反映形胜景物内容的篇幅占一大半，浓墨重彩地彰显了九华山水形胜。 在编纂方法上，重视运用图这一最能直观反映山水形胜的表现手段，首创绘制九华山水全图，并绘制“九华十景”图，每景绘一图。每图撰记文与诗各一篇，每首诗为一种诗体，共创制十体即十锦诗，分别为四言诗、乐府诗、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骚体、杂体诗（宝塔诗）。诗文图并茂，精心描绘出了九华的山水形胜，令人神往。 他集李白诗句作《桃岩瀑布》诗，曰：“疑是银河落九天，将船买酒白云边。桃花流水窅然去，便欲烧丹从列仙。”此诗分别摘自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山中问答》、《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四首诗中。它既说明作者对李白的无限崇拜，对李白的诗烂熟于心，又说明作者有高超的作诗才能（笔者亲见周赟阅读的32卷《全唐诗》，每一页都有眉批：有分析、有改写、试写、有评议），将他人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巧妙拼配，天衣无缝，可谓一绝。他作有一至九言诗（杂体诗，亦称宝塔诗）《九子泉声》： 泉，泉。 滴沥，澄鲜。 透沙石，涤云烟。 一瓢饮处，九子岩前。 雪飞千尺练，冰裂七条弦。 夜静远闻莲漏，雨余恕作涛喧。 鹤露松风声许和，高山流水调相连。 辟世枕之为吾洗耳，大旱用汝代龙行天。 万古源头活水来不竭，银河一泻到海芒无边。 从诗的形式、诗的内容、诗的意境来分析，它如同一篇文字清丽的韵文，虽句式长短不一，却合平仄又押韵，既写景抒情，又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哲理，读之令人回味无穷，真是绝妙佳作。 周赟在撰写图记，绘十景图，作十景诗的同时，分别用正、草、隶、篆等书体书写《序》《图记》《九华十景诗》等内容。纵观周赟的草书多晋唐韵味，在怀仁集王字“圣教序”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后又临过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书风。字的形态变化自然流畅，点画用笔到位，即使有些笔画带有草味，也不敷衍而过。细观之，其字大都中锋运笔，起收含蓄。墨色润枯调剂得当，浓淡、虚实相间，富有变化。结体着意变化，字态端庄但不呆板。整体字清秀可掬，不枝不蔓，线条劲挺有力，质感较强。周赟的篆书（主要是小篆），取法“二李”（李斯与李阳冰），同时他又不泥古，善于从同时代的吴让之（照载）、杨沂孙篆法上汲取其精华，融入了他的小篆结体与笔法，显得结体开张，笔势外拓与内掖交错，富于变化，显得有灵动之势。志中周赟书法作品可称上乘之作。《九华山志》真可谓是诗、书、画三绝，在众多的山志中独树一帜。 在内容取材上，周赟力求搜括九华的奇中之奇；志山水形胜，不仅取材形胜的自然形态内容，还力求熔载与之相关的人、事、物资料，反映出形胜蕴含丰富的佛教等历史文化。他将神话传说和人文遗迹融汇到自然奇观中，从诸多九华美景中概括出著名的“九华十景”，将九华奇秀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语言上注重文采。志山水、形胜、营建，或描摹宛肖以显风光胜象，或以雄词伟藻、韵文彰名胜之美，或博引诗文状物叙事反映其景观文化，使所记山水皆有形有神，收到身临其境、引人入胜之效。时人称赞该志：“极记载之能事，至于词翰之妙，固海内有目所共赏。” (作者高生元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宁国市退休教师，王宁生系宁国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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