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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湖南(三)

 汨罗江屈原文化 2020-10-31

       三、杜甫在湖南留下了哪些诗作?

       杜甫在漂泊湖南期间创作的诗词,后人称之为“湖南诗”或“湖湘诗”。如果说湘江是一条充满诗意的河流,那么杜甫,可称得上是这条河流的诗魂。

        杜甫到底在湖南写了多少诗?有多种说法。

       1. 现在流行的古人注杜的本子,以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较为精审,并且,二者都是注重编年的。但是,二者对于湖湘诗的编次不尽相同,所定湖湘诗的篇数亦不一致。其中,仇注定湖湘诗为95题计99首,杨注定湖湘诗为91题计95首。仇、杨两注,素来备受推崇,但在对待湖湘诗的编次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错误。

       2. 第二种说法:杜甫湖湘诗作有150首。这种说法的根据似乎不足,我分析,这个数字可能包括杜甫流寓湖北时期写的诗作。

       3. 第三种说法:一些学者研究统计杜甫湖湘诗为98首。本人认同这一说法。

       杜甫在湖南期间共创作诗作98首,为历代诗人中“湖湘诗”创作最多者之一。其湖湘诗题录如下:

     (1)大历三年(768年)冬,杜甫乘船由公安经石首的刘郎浦到了岳阳。诗人在岳阳受到岳州刺史裴某的接待,在岳阳迎来了新的一年,大历四年的二月中旬才离开岳阳。作有《夜闻荜篥》、《岁晏行》、《泊岳阳城下》、《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登岳阳楼》、《陪裴使君登岳阳楼》6首。

     【荜篥,汉朝西域传入内陆的一种管乐器,形似喇叭,以芦苇作嘴,以竹做管。有九孔,为隋唐燕乐及唐宋教坊乐的重要乐器。吹出的声音悲凄。】

       杜甫在岳阳所作的诗,杨伦《杜诗镜铨》以《岁晏行》为第一篇,仇兆鳌《杜诗详注》将《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置于《岁晏行》之前,不合理。(注:见仇兆鳌《杜诗详注》第194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刘开扬《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已指出其非(注:见刘开扬《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载刘开扬《唐诗论文集》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当从。刘文将《夜闻觱篥》为首篇。今依刘说,将杜甫在岳阳所作的几首诗排列于上。

     《岁晏行》,从杨注。《钱(谦益)注杜诗》将此诗置《奉赠李八丈判官》之后,非。又,钱注于杜诗编次多所紊乱,不可据。闻、魏诸家,因为不熟悉湖南的山川形势,所编次序亦较混乱,姑不置论。

     《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这首诗中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的句子,可证此诗作于大历四年春。诗中的裴使君是指当时的岳州刺史,名字已不可考。

       大历四年(769年)春的二月上旬,杜甫仍在岳阳。这时杜甫在岳阳所写的诗,大概只有一首。离岳赴衡途中作于岳阳境内的归到另一类,不计在此处。

      (2)大历四年(769年)早春杜甫由岳阳白马潭出发至长沙(二月下旬)。杜甫在潭州停舟数日,他游览了河西岳麓山上的岳麓、道林二寺,或许还拜会了在长沙的故旧。

       作《发白马潭》、《过南岳入洞庭湖》、《南征》、《归梦》、《宿青草湖》、《宿白沙驿》、《湘夫人祠》、《祠楠夕望》、《上水遣怀》、《野望》、《入乔口》、《铜官渚守风》、《北风》、《双枫浦》、《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17首。

     《发白马潭》,时间有待考证。白马潭不在今之岳阳县内,在今湘阴县白马寺镇,传说屈原曾于此乘白马渡江。白马潭不傍湘江,而傍资江,但其间有水路可通,且路程不远,故杜甫可能到此凭吊屈原的遗迹。刘开扬谓潭“在湘阴县西”,是。或谓“白马潭在潭州”,则又失于笼统(唐时湘阴属潭州)。又,有人谓潭在临湘(注:见湖南省文史馆《文史拾遗》1999年第2期。),属误。临湘并无白马矶之名。

     《过南岳入洞庭湖》,这首诗,有的注家不能正确理解“过”字,认为不通。刘开扬认为“蜀人谓往为过,至今如此。”这样,诗题释为“往南岳过洞庭湖”,就通顺了(注:见刘开扬《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载刘开扬《唐诗论文集》第1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杜甫非蜀人,但居蜀有年,语言受其影响,是可能的。

     《宿青草湖》,《元和郡县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县南,周回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即古云梦泽。”又《荆州记》:“湖因青草得名。”青草山,即今湘阴县青潭乡境内之青山。青草湖盖由山名而来,湖大致即今湘阴青潭乡以北、汨罗磊石乡以西湖面(今大多已经成为淤地)。汨罗江在磊石境内入注湘水。又,郑谷《鹧鸪》诗:“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亦可证青草湖与另一首诗中的湘夫人祠邻近。

     《宿白沙驿》,原注:初过湖南五里。今按《水经注》:“湘水”:“湘水又北,迳白沙戍西。”又,唐代犹设白沙戍,何时废,不详。白沙当地今之磊石以南不远的地方。但是,今湘阴青潭、三塘与汨罗磊石境内均无“白沙”地名。

     《湘夫人祠》,关于湘夫人祠,杨注引宋代祝穆所编《方舆览胜》谓在“湘阴县北九十里”之黄陵山上(注:见蔡家海、吴果迟主编《湘阴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44页张可夫、钟章云文《湘阴县县名、县治初考》。)。黄陵山在今三塘乡境内,山原有黄陵庙,当即所谓湘夫人祠。唐李群玉有《黄陵庙》诗,韩愈有《黄陵庙碑》文。前不久读《文史拾遗》伏家芬《杜甫湖湘诗琐谈》一文,伏文引《汨罗文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营田古迹文钞》,谓祠当在营田。实则“营田”与“三塘”临近,而“营田”为古地名,“三塘”得名在后,二说均宜。但伏谓营田今属汨罗,且近107国道,实误。营田今属屈原行政区,从营田至汨罗再于新市上107国道,其间尚有近三十公里之遥。

      《祠楠夕望》,祠即上首诗中的湘夫人祠。

      《上水遣怀》,作者在凭吊了湘夫人祠后继南行,作此诗。仇注引赵子栎《年谱》:“自岳之潭之衡,为上水。自衡之潭,为下水。”

      《野望》,此诗各家编排不一,今根据诗意编在《上水遣怀》后。

      《入乔口》,乔口在今望城县北,近湘阴界。今望城县有乔口镇。

      《铜官渚守风》,由乔口往南,约三十里水路到铜官。今铜官镇在望城县。

      《北风》,原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今望城县有新康乡,其地为沩水东注湘水处。《水经注》载之。

     《双枫浦》,旧注:“唐大历四年,来湖南过洞庭,舟发浏阳河上,游县城之浦梓港双枫浦。”细考杜甫的行踪与交游,实不可能到达浏阳。楚地多枫,江岸有枫树的地方,例可称青枫浦或双枫浦。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注“青枫浦”为:“今湖南省浏阳县有此地名,一名双枫浦,但此处只是泛指。”(注:见《唐诗选》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可见双枫浦不必在浏阳,杜甫诗中的双枫浦当在新康至长沙的湘江沿岸某处。今人刘开扬、邓绍基均主此说(注:参见开刘扬著《唐诗论文集》前引《述评》一文和邓绍基《杜诗别解》第26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伏家芬引黄曾甫说,谓双枫浦在渌水上游的金刚(在浏阳县南),则又与前面县城之说相悖矣,且渌水之金刚段能否行舟,亦可存疑。或举唐张九龄《初入湘中有喜》诗句:“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及爱晚亭前有青枫峡之记载为证,谓双枫浦(或称青枫浦)当在今湖南大学牌楼口(此处与朱张渡遥对)附近,则近是。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岳麓山在湘江西岸,为南岳七十二峰之足。这里风景优美,名胜古迹甚多。诗题中“山”字疑衍。因为麓山寺可以被称为岳麓寺,但从不称为岳麓山寺。诗题后有“二寺”字样,则前应列二寺之名,故此诗应题作“岳麓、道林二寺行”。又,麓山寺今存,道林寺则早废。

     (3)大历四年(769年)清明后杜甫由长沙出发至衡阳。此时诗人尚不知道韦之晋将由衡阳至长沙,所以,在长沙作了短暂的逗留后,诗人解缆溯湘水而上,向南出发,直奔衡州。

        作《发潭州》、《宿凿石浦》、《早行》、《过津口》、《次空灵岸》、《解忧》、《宿花石戍》、《早发》、《次晚州》、《遣遇》、《咏怀二首》、《望岳》、《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朱凤行》、《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酬郭十五受判官》、《回棹》18首。

       《发潭州》,杜甫此时并不知道韦之晋将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因此,在潭州短暂停留后即动身赴衡州。

       《宿凿石浦》。自此诗至《次晚洲》的编排,除特殊说明的外,大体仍从杨、仇二注。

       《过津口》,仇注引赵子栎《年谱》:“登(按似当作发)潭州,溯湘,宿凿石浦。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戍,过衡山。”杨注亦转引此段。又,《唐书》:“潭州湘潭县有衡山。”则杜甫极有可能如龙著所说,溯涓水而上经花石至望峰再至衡山。

      《次空灵岸》,今按《宿花石戍》诗之第一联为“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则空灵岸(岑可释为崖岸)当在离花石不远的地方。而这个空灵岑也可能不是《水经注》中提到的空泠峡,异地同名的情况是不罕见的,前人诸说均以空灵岑为空泠峡,恐未尽当。

      《宿花石戍》,从杨、仇二注。从诗的第一联亦可确定。

      《次晚洲》,刘开扬《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认为晚洲“在湘潭县南一百十里石洲之北”,又转引魏泽一的说法,认为在花石戍南二十里,似乎都与本文前面的推测相吻合。

     《咏怀二首》,二诗各家编排不一,今据诗意编在《次晚洲》之后。

     《望岳》,岳即指南岳。此时杜甫尚未到达南岳衡山,故云“望岳”。

       杜甫到衡阳后,写了三首诗,这三首诗可以这次编次: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此诗仇注编在《夜闻(上篱下木)》之后,《岁晏行》之前,显然有误;杨注所编次序同前列次,近是。

      《酬郭十五判官》,此诗仇注编在《咏怀二首》与《望岳》之间。杨注所编次序同前列次序,似以杨注为善。

     《回棹》,此诗一般认为是大历四年诗人到达衡州后回潭州时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大历五年诗人到达耒阳后北归时所作。但因为《回棹》未言及臧玠之乱,故当是四年所作而非五年所作。今编入四年诗中。

       有学者推断,杜甫由长沙出发至衡阳写诗18首,其中有九首是经过株洲的三天两晚中创作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长沙出发,行约二三日,至凿石浦(株洲市南约八公里处,今属天元区),杜甫于此停舟过夜。彼时斜阳西下,暮色沉沉,众星闪烁,明月潜隐,杜甫感此仲春江景,孤舟远近,乃有乱世穷愁之忧,遂作《宿凿石浦》,翌日晨启行,又作《早行》一首。舟离凿石浦,过津口。津口者,渌口古称。唐初,渌口与花石俱为戍兵之所,故花石呼为花石戍。杜甫至时,已无一兵一卒,唯有枫林掩映,湘水东流,作《过津口》。俄后行至空灵岸,杜甫泊舟靠岸,徜徉过午,犹不肯去,至有营庐长居之意。作《次空灵岸》。自空灵岸离岸南行,至昭陵滩,水势顿险,“古昭陵滩,石峰星错,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行舟覆溺者甚众。”幸赖船工直荡激烈,盘转乱石,安然脱险。杜甫忧心稍展,乃作《解忧》。是夜,宿花石戍,系舟上岸,策杖古路,但有野浦水流,不见村中人家,柴扉芜没而农具尚牢。杜甫见此大为伤感,遂赋《宿花石戍》。翌日晨,杜甫离花石戍,彼时戍所无兵,杜甫囊中无物,感怀所至,写下《早发》。又行将半日,舟至晚洲。此时正值春汛,水势陡涨,乃作《次晚州》。午后离洲,往衡山而发,行约一公里,至湘水北岸城墙石。城墙石,一云赤石,乃一道两百余米朱色石崖,壁立江岸宛如城墙,故名。今属株洲县王十万乡赤石村,与衡山县隔水相望。杜甫见石间采蕨女之苦难,民走村空之惨况,无限悲愤,作《遣遇》。

      (4)大历四年(769年)春末夏初杜甫由衡阳返回长沙。作《哭韦大夫之晋》、《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楼上》、《远游》、《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酬韦韶州见寄》、《千秋岁有感二首》、《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重送刘十弟判官》、《奉赠李八丈判官》、《江汉》、《地隅》、《奉赠卢五丈参谋琚)》、《湖南送敬十使君适广陵》、《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北风》、《对雪》、《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别张十三建封》、《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冬晚送长孙渐舍入归州》、《暮冬送苏四郎徯兵曹适桂州》、《幽从》、《客从》、《蚕谷行》、《白凫行》28首。

       (5)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在长沙。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送重表侄王砅(li4)评事使南海》、《小寒食舟中作》、《清明》、《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江南逢李龟年》、《奉赠萧十二使君》、《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送赵十七明府之县》、《同豆卢峰知字韵》、《归雁二首》、《燕子来舟中作》、《赠韦七赞善》、《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16首。

      (6)大历五年(770年)夏杜甫从长沙逃难经衡阳至方田驿再返长沙。作《逃难》、《白马》、《入衡州》、《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泊于方田》6首。

      (7)大历五年(770年)夏至冬杜甫在长沙数月,北归不果,病逝于公元770年冬湘江流域汨罗江畔的平江县城。去世前作《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过洞庭湖》、《登舟将适汉阳》、《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长沙送李十一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7首。

      《过洞庭湖》。此诗本为集外诗,最早见于《潘子真诗话》,蜀本杜诗始收入。仇、杨二家亦据以收入。但仇注将此诗置于《回棹》后,杨注将此诗置于《聂耒阳以仆阻水将置酒肉》后,杨并转录仇注云:“此当是耒阳回掉,重过洞庭湖作。”仇、杨二家之说非是。此诗当作于大历四年春由岳至衡途中。因为大历五年秋天杜甫仍在长沙,有《长沙送李十一衔》可证,怎么会在夏天沿湘流而下到达洞庭湖呢?刘开扬认为此诗亦是大历五年夏作,并谓“破浪南风正,回帆畏日斜”是颈联,应对仗,故释“畏日”为“夏日”以求对仗,实误。唐律诗对仗要求甚严,但亦有例外。如各家所注杜集附录之为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诗,颈联为“故人湖外客,白首尚为郎”,亦不对仗,而刘开扬许为“非常精练,而又生动”(注:见刘开扬《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载刘开扬《唐诗论文集》第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又,诗中有“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沙”的句子,亦可证是将往青草湖、白沙戍之作。

      关于杜甫这一时期的行程,还可以这样推测:杜甫大历四年春由潭洲到衡州的行程是这样的:由潭洲至湘潭的涓水入湘江处是乘船,再由此溯涓水而上,至空灵岑,花石戍,晚洲,再至望峰,至衡山,至衡州。由衡州返回潭洲的行程是:由衡州乘船顺湘江而下,至空泠峡、渌口,再至潭洲。这样,这个时期杜甫诗中各地名关系的纠葛就迎刃而解了。

       杜甫写诗记录了赴郴州途中及到达时的经历与感想。诗并无确切题名,泛称《耒阳阻水》可也,题记云:“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此诗即赴郴州途中所作。这是杜甫最后一首谢人餽食的诗,但不是杜甫的绝笔诗。

       杜甫的绝笔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代宗大历五年(770)冬,贫病交加的杜甫带着一家八口,从长沙乘船往岳阳,经过洞庭湖时,风疾愈加严重,半身偏枯、卧床不起。他进入汨罗江往昌江(平江)要去投靠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过去在长安的同僚好友。此时,诗人预感将不久于人世,百感交集,握笔写下此诗,寄呈湖南的亲友,以作交待。

       从地理学的视角读杜甫的诗,好似一张精细的湘江流域地图,岳阳楼、青草湖、白沙驿、乔口、铜官渚、津口、空灵岸、花石戍、挽洲、方田驿……,等等地名一一道来,跃然诗中。是的,湘江不曾忘记,它收容了杜甫的苦难与悲悯,也记住了他的颠沛与漂泊。 

       杜甫的湖湘诗是他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篇中的最后一部分,一千多年来,湖南也因此沾了很多荣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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