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抽穗吐缨还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就到了收获的时节。看吧，一株株，一排排，一片片，它们整齐倔强地挺立在北方的田野上，怀里揣着一穗穗饱满的玉米棒子。玉米棒子的外皮已经由绿变白，继而变成枯黄，有的从外皮里探出头来，露出一点儿金黄色的脸。宽大碧绿的玉米叶子开始从下面一层层向上枯萎。这时候，在外打工的农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计，陆续赶回家来收玉米。 田野上，开始了忙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到远远近近传来收割机的轰鸣、三轮车的“哒哒”响和拖拉机的“突突”声。收割机把直立的玉米秸秆切断，把玉米棒子脱了外皮输送到收割机后面的翻斗车厢里，最后倒进停在一旁的三轮车或者拖拉机里。收割机将那一片片玉米夷为平地，细碎的玉米秸、玉米叶、玉米皮，覆盖在收割过的田地上。 联合收割机省工省力，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方便。而我家因为喂牛羊需要棒子秸做草料，所以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收割方式。先是把玉米秆挝（读zhua，方言）倒，整齐地平放在地里。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装到车上运回院里，再剥皮，晾晒。有时候，也会在玉米被挝倒后，在田里剥玉米皮，拉回家就可以直接摊晒，或用扁担和篮子递到房顶上。还记得小时候，玉米熟了，父亲天不亮就起床，提着镢头（我们的方言称其为小镐）下地，母亲做好饭，会让我们去地里喊父亲。父亲就带着那一身冰凉的露湿，跟我们回家。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跟着下地。父亲在前面挝，他抡着那把磨得铮亮的镢头，一棵棵玉米随着镢头的起落，应声而倒。我们则半蹲在被挝倒的平铺在田里的玉米秸上，扒拉着玉米棒子，一个一个地掰下来，再把它们堆成堆，便于装车。半蹲着，时间久了，腰酸腿疼。母亲腿关节不好，蹲不了，只能伸开腿坐在玉米秸上，向前挪动。半天下来，手指甲周围起满肉刺，手指头生疼。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拖拉机三轮车，只有一辆平板车。每每玉米掰好了，父亲就套上那头老黄牛，用平板车往家运，为了能多装玉米，平板车的前头和后头都加上半圆形的围栏，我们管它叫夹圈。夹圈大多是枝条编的，而我家的是父亲用旧柴油桶做的，把铁柴油桶豁开，再把锋利的边儿用钳子别进去，这比枝条编的那种耐用，一直用到有了三轮车。玉米运回来，就卸在门前。因为我家的大门口很窄，平板车进不去，只能卸在门口，而小巷又很狭长，为了不影响邻里走路，就必须赶快收进院子里。母亲在地里掰，父亲得再去运，这活儿就交给我们姐弟。每次我们都是匆忙将地上的玉米装进化肥袋子或者条形的夹篓，费力地抬进小院里，忙忙活活刚收完，父亲又赶着车来了。那时候特别羡慕人家有宽宽的大门口。
小院里的枣树底下堆满了玉米，踩在上面都可以够到树上没打净的红枣。这些像小山一样高的带皮的玉米，剥起来不见减少似的。如果不赶快剥出来，堆得久了，下面的玉米棒子就会因为潮湿生芽儿，有时还会捂得发霉。父母白天还得忙地里，而我们这些孩子们一天也剥不了多少。所以到了晚上，父母是顾不得多休息会儿的，吃过晚饭就忙着剥玉米。昏黄的灯光里，一家人坐在枣树底下，说说笑笑，听母亲给我们猜谜语、讲故事，我们也剥得特别起劲儿。父亲不善言谈，只顾埋头干他的活儿，偶尔跟着笑笑。
玉米秸秆在地里晾晒几天，就可以捆扎了。母亲用铁三齿把玉米秸搂成一堆堆的，父亲从中抽出一根比较粗壮的玉米秸用来当绳子，在那一搂玉米秸底下穿过去，两手分别抓住它的两端，使劲往里拧，腿跪在上面用力，把那根玉米秸两端紧紧拧在一起，像是给整捆玉米秸扎了一条腰带，再把硬硬的根部一头别进“腰带”里面，这样捆好的玉米秸就不会散开。捆完，装到牛车上，然后运到院子西面的大场院里，再一个个码好，做老黄牛和山羊过冬的饲料。把地里空出来，就算完成秋收了。收玉米很累，但收获的幸福和喜悦总会洋溢在父亲布满沟壑的脸上。当父亲在阳光下摊晒着满院金黄的玉米棒子，母亲细心地打扫周围散落的玉米粒时，我就会想起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此刻，我在自家的玉米田里，踏着父辈的足迹。玉米叶子上，蜗牛在暖暖的阳光下缓缓爬行。一只只蛐蛐儿跳来跳去，发出悉索的声响。沟坡上的荻花白白的，柔软的，在风里轻轻地舞着。秋天的玉米地，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用玉米秸搭起小屋，钻来钻去，逮蛐蛐儿，捉蚂蚱，欢笑声不断。他们还会在地头上挖个坑，烧嫩玉米，烧蚂蚱，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乐趣。随着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到来，昔日秋收的场景都将和我的童年时光一样，无法再拥有，只能在回忆里触摸了。
作者：王宁，女，八十年代初生于阳信洋湖，现任教于一所小学校。自幼喜爱文学，有诗歌文字散见报刊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