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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鼠标点开了二十一世纪的大门，人们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网络媒体在无形的空间中活跃着、沸腾着。2016年是网络信息急剧膨胀的年份，从老人到孩子，凡脑子里沾了点文化水的，都用上了智能手机。  在网上，不管天南地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都能在“群”里“圈”里聊得热火朝天。人们坐在家里拿起手机，就像面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穿越时空，老乡老友老同学，都能在这里相逢相遇相识。我常想初唐诗人王勃真厉害，他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不就是描写我们今天的网络聊天吗？年轻人对手机更是比热恋中的情人都黏糊，一刻也离不开。你看，等车坐车的，走路逛街的，哪个不是拿着手机在静静地云游天下？购物、导航、娱乐、联系业务，手机能让人随心所欲。有人甚至说，一天不吃饭能忍，一天没有手机不能活。我们这老一代人在玩转微信的时候，总是记起没有手机时那些黯淡无光的岁月。  我父亲从15岁就独自闯天下，解放后在北京自来水公司有了正式工作。他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中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后来，我叔也去了外地工作，家里就剩下奶奶和娘两个不识字的妇女。他们哥俩在外来封信，奶奶还要登门求助队里的会计老九爷（ye，乡音三声，爷爷的意思）。老九爷早年在北京铺子里当过账房先生，他是左邻右舍学问最高、辈份最长的人，奶奶还管他叫“九叔”。其实，他是一个瘦弱的老人，鼻梁上架着两柄圆形的水晶老花镜片，待人和善，举止文雅。葱白般的长指甲，干柴似的手指，拿着信看了半天，再边读边给奶奶解释。奶奶听明白了，再进一步要求老九爷代笔回封信。老九爷听着奶奶说完，又沉思了半天，便铺开专门从门市部买来的一张信纸，拿起记账用的蘸笔，开始写信。尽管老九爷有求必应，奶奶还是觉得求人难。等我上了小学二年级，奶奶就求老九爷教我写信。老九爷很热情，先教我写“儿见字如面：来信收到，悉知你······”，最后写落款“母言，·····代笔”，中间写上我的乳名。这封信发出，父亲接到马上回了信。他很高兴，说以后写信就由我写，家里可有了文化人。  后来，我升入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时，教语文的朱老师发现我写的作文文字简洁，交代清楚，还带有文言词。不但大大赞赏了一番，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个究竟。然后说：“以后写了信，让我看看行吗？”奶奶听说老师要指导我写信，高兴得不得了：“教书的先生要帮我们家写信，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朱老师看了我给父亲写的信，说：“以后写信不要用这些文言词了，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也不用替奶奶和娘代笔，就用你自己的口吻写，不过要写明奶奶说什么，娘说什么。”于是，我就把信的开头改为“父亲大人安好”了。  那时候，邮递员传个信很不方便。我写个信发出去，盼十天半个月才能接到父亲的回信。如果来个邮包，往家寄点钱，娘要和我步行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邮局去取。有一年，奶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娘四处求医问药，又到公社邮局拍了个加急电报。那时的电报按字数付钱，电文只用了 “母病速回” 4个字，再加上地址就花了8毛钱，是寄一封信的十倍，能给奶奶抓四副草药。娘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付了钱。父亲接到电报吓了一跳，马上仓仓促促从千里之外往回赶路。火车到了张店已经天黑赶不上汽车了，他夜行一百多里路，天明赶回了家。  到了1979年的春天，我要结婚了，父亲关心我的具体婚期和家里所需物品。可一连十几天，天天下大雨，道路泥泞把村庄和外界隔绝了，连个信也传不出去。我们村委办公室有一台电话机，父亲想：通个电话，什么问题不就解决了？那时的电话是老式接线电话，要接个长途相当困难，从北京到家，中间要经过八九个总机。我从早晨接到通知到大队部等接电话，等了一天，下午四点终于接通了，但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还是一个态度很好的女总机帮我们传的话。  后来，父亲转到东营工作，带家属在东营安家。1987年春，年迈的奶奶在东营得了重病，父亲在医院陪床十几天。奶奶的病情刚有点好转，执意要回老家。她似乎有预感，必须在老宅老屋寿终正寝。没办法，父亲只好按照老人家的意愿，把她送回老家，奶奶五天后去世了。我在乡政府驻地的单位得到消息，真想一步迈回家见奶奶最后一面，又想，还是先给父亲打个电话吧。朋友说：“电话要等很长时间的，再说是星期六，晚上单位肯定下班没人了，还是拍个电报吧，会送到家的。”可这份电报星期一早晨才到父亲手上，等他带车赶回老家，奶奶的丧事已进入尾声。这件事给父亲留下终生的遗憾，给老哥俩造成了很长时间的误解和怨恨。从那以后，父亲多么希望自己有电话啊。  九十年代初，程控电话终于走进了家庭，父亲每天瞅着那部电话机偷着乐。这东西，不管天南地北，拨几个数字就能通话，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老朋友，亲亲热热地拉家常，一拉就是个把小时。母亲有意见了：“长途电话，贵。”于是，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就偷偷地打。我弟媳妇同事的对象是派出所长，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说：“你家老爷子有啥事？怎么光拨打110?”噢，原来是想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把北京的区号010拨成了报警电话。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单位也按上了电话。有一次，当地的一个企业要我去厂里写防火标语，我得向单位请个假，可没有电话。老板说：“用这个打。”话间，把一个砖头似的“大哥大”递到我手上。虽然有杂音，可能是信号不好，但毕竟接通了，啥事都说完了。我心想：还是这东西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看那西红柿批发市场上的黑、吉、辽大老板们，一下车左手掐腰、右手握着“大哥大”，昂头挺胸，提高嗓门打电话，真是神气十足。后来，领导们逐步都配上了手机、BP机，我们只好投去羡慕的目光。  那时，做梦也没想到社会会发展这么快。我的外甥女说，她能听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爷爷，被枫糖三文鱼和咖喱面撑得打饱嗝儿。一位老同学，四十年前我们洒泪分手去了云南，当时认为天各一方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这段时间，我们通过视频电话，隔三差五就聊一晚上。前几天，我回老家，邻居四婶子见了我，满面春风地夸赞上大学的孙子给她买的新衣服：“说是用手机从那‘淘宝网兜’里掏出来的。手机怎么那么神，比孙猴子的金箍棒还好使哩。”是啊，现代科技能把童话、神话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想象变成现实，用上智能手机才能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阳光灿烂。  作者：肖永明，山东省博兴县人，退休中学语文教师，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在省市县级刊物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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