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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着父辈的期望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1978年仲夏的一天，我如愿踏进了邹平县南北寺中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高中生活。 南北寺中学是当时远近闻名的省重点中学，坐落在远离城市喧嚣的长白山余脉青山脚下的农村，对于备战高考的学子，实在是最好的伊甸园。 能够考到这里读书，是当时周边村里很多孩子的梦想，当时的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哪成想，到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无比尴尬，囧得自己恨不得学土行孙，土遁而去。 “有人吗？”“进来！”“出去……” 在农村野惯了的我，去中学报到的第一天，穿着短裤、背心，满头炸毛，像个野孩子般莽莽撞撞地闯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你是哪个村的？是新来的学生吧？知道见老师要报告吗？穿成这样，哪像个高中生啊？” “出去，重新喊报告进来！”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我见到的竟然是传说中威严无比的校长——杨秉海。 威严中透着慈祥，教导中亲切和蔼，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吓人啊？但这足以让少年的我脑袋发懵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睁眼闭眼脑海里都是校长的样子和说过的话语。从此，遵守校纪、注意仪容仪表、努力学习，就成了我的自觉。 （一） “红太阳，照心坎，咱们师生意志坚。搬土方，建校园，办学不要国家一分钱……”想必每一个毕业于南北寺中学的校友都会吟唱这首歌吧！ 我上学的岁月，正是学校建设的关键阶段。唱着这首歌，我和众多的同学参与了学校第三校区和大操场的建设。 我们这届学生，高一基本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的，劳动课除了少有的学农、学工课外，最主要的就是建校了。 印象里，有几次的劳动课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有一次，班级组织大家到学校东北面的河沟里去劳动，用独轮车推建筑用的河沙。班主任老师安排同学男女搭配，四人分成一组，先从浅浅的河水里用铁锨将流沙一点点铲除上来堆积，然后装到用棉槐条编制的篓子里，再用独轮车运到学校建筑工地。 湿湿的沙子，装进独轮车两面的篓子里，一车足有四百多斤，年仅十四岁的我，因为个高，就成了本组当仁不让的车夫。学着大人的样子，将车袢挂在脖子上，弓起腰，凭着一股牛劲儿和豪气，我一下推起了小车。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儿的我，哪里能推得了这样重的车子？摇摇晃晃没走几步，便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了地上。 此时，只见本组女同学李爱玲从车前转回，先伸手把我拉起，随后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扶正车子，说道：“我来吧！”随之弯腰推起小车，在其他几位同学的牵拉下，潇潇洒洒地向学校走去。 望着渐渐推车远去的女同学，我呆若木鸡。班里同学张富春哈哈大笑，并高声大喊：“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而这，竟成了班里笑话男同学的名言。 还有一次，是班里组织大家去临池砖厂拉砖。 到了砖厂，大家四处张望、八方探究，但谁也没看到要拉的砖。经询问，原来砖还都在窑里。没办法，我和同学们只有先下到窑里起砖。 炎炎夏日，本来就已经热得够呛，再下到温度还未完全冷却的窑里，境况可想而知了，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则是那烫手的一方方的红砖。 窑厂工人起砖是有专用工具的，他们大都带着厚厚的劳保手套，用专门的铁卡子一次四五块的往外起砖。而我们学生可就惨了，哪有这样的配置啊！一个多小时下来，下窑的同学个个汗流浃背、满脸通红，手掌布满了血泡。 炎热和窑里的高温，早已让几个体弱的同学几近崩溃。 建校劳动到底多累多苦，我不知道怎样去描写，但有一件趣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叫高圣春，每次劳动课后都鼾声如雷，让睡大通铺的二十几位同学痛苦难耐，于是大家想尽千方百计去解决对大家的影响。忘了是哪位同学提议，说把他脑袋吊起来就好了，结果我们有同学就找一塑料网兜，把他的脑袋装进去，慢慢吊了起来。谁曾想，只是片刻，他依然鼾声如旧。 （二） 学生，最根本任务的是学习，学校最根本的工作是教学。南北寺中学之所以能成为省重点中学，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办学方针，记得当时的口号就是“办抗大式学校，育革命化新人”；二是具有超高的高考升学率。记得有一年，地区某名校八个班竟没有考过南北寺中学一个毕业班，考生中各科考满分的同学每年都有许多。而这关键的关键在于学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高一时美丽的尚老师，把每堂语文课都讲得那么诗情画意，即使对语文再没兴趣的同学都渐渐喜欢上了语文课。课余之际，老师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籍，推荐订阅《人民文学》《作品与争鸣》《诗歌》等刊物，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世界。而我除了订阅文学刊物外，竟还用节省的饭菜钱，鬼使神差地订阅了《考古》和《烹饪》杂志，在学习之余，系统了解了中国菜的传统文化，熟悉了简单的考古知识，这对于现在备战高考的学生来讲，应该是难以想象的。回头来看，现在的一点爱好，竟是那时尚老师播下的种子。 紧张的高中生活是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的，而我在高一第二学期，还挤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长篇小说。一部破旧的《欧阳海之歌》也成了我的宝贝。这段时间，对文学的痴迷近乎走火入魔。 进入高二，一切为了高考。这阶段的任课老师，更是一个比一个牛。 我们的教务主任、政治课老师柴树生，北大哲学系毕业，是我们全校的大管家，像一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官，引领着我们这些少年学子，有条不紊地应对高考的一切一切。他不仅一次次亲临各个教室 ，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激励、给我们疏导，还时时刻刻关注大家学习的方式方法和身体健康。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对学生遵守作息时间的管理了。他把全体住校同学宿舍的供电开关，安在了自己的单身宿舍 ，到点拉闸毫不含糊，为了对付个别点灯熬油的同学，组织教师予以巡查，一旦发现，严肃处理绝不手软。 柴老师是与高考同学共进退的。整整一个学期，不送走毕业班绝不回家探亲，即使儿子住院手术和夫人生病住院，也坚持与同学们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份责任和付出啊！高考结束，许多同学知情后唏嘘不已。 哲学的内容是枯燥的 ，尤其是高中阶段，但柴老师硬是让众多的同学喜欢上了这门课程。物质、意识、矛盾、规律等等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从他嘴里讲出，竟是那么通俗而易懂，但又让你感到是那么神秘而神圣，使你在自觉不自觉中就迷恋上了哲学。几十年的三尺讲台，一遍一遍不停的讲授、教诲，最终导致柴老师声带失声，在万般不舍中离开了神圣的讲坛，实在令人心痛。 数学老师杨承玖，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那聪明的脑袋，高深的数学知识，俏皮的语言，令人叹服。他一心三用的本事，成了同学们传诵的美谈。 有一天下午，我们发现，正在给我们上课的杨老师，突然眼睛瞄向了窗外，而此时，他的手仍然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嘴里则是逻辑严谨地解说着书写的内容。这样的状况竟持续达六七分钟，最后在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才恢复了常态。 语文老师李光，山大中文系毕业，多才多艺，常常给我开小灶指导写作。学校晚会上自拉自唱京剧《打渔杀家》，惊艳了校园，悠扬的琴声时常回荡在傍晚校园的夜空 。 （三） 高中生活是单调的，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但单调中也有着别样的味道儿，让人回味无穷！ 高一时，有一次学校组织歌咏比赛，要求男生必须统一穿白衬衣。这个要求对于现在学生来讲，实在再普通不过了，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讲，是压力山大的。 记得我和张富春等几个没有白衬衣的同学，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回家找父母要钱买，有的提出找同学借，还有的提出干脆不穿等等。 出于维护班级的荣誉，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到白衬衣穿。周末，回家取一周的粮草，我便想给父母提出要求，但看到父母的不易，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返回学校，打听同学，竟有数位与我境遇雷同。 找同学借吧？哪承想大家都要比赛，哪有白衬衣可借啊？ 比赛的时间到了，全班我和张富春等五位同学没有按规定着装。 为了惩罚我们的违规违纪，班主任老师让我们五位同学在早、中、晚饭的时间段，站在“大寨楼”通道同学来回最多的台阶中间合唱，每次确保五遍。结果我们一位五音不全的同学刚刚开口，就让经过的同学笑弯了腰。惩罚也由此不了了之了。 南北寺中学五十三个苹果的故事，七十年代在邹平是家喻户晓的，它彰显了全校师生的美德，成了学校的金子招牌，是万万不可触碰的。而没脑子的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干了一件偷摘苹果的糗事，差一点惹出大事，铸成大错。 那是高一升高二统考期间，轻松考完两门课程，自信能顺利升级的我，在上午数学考试结束后，与张富春等几个同学散步走进了学校的苹果园。看到核桃般大小青涩的苹果，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竟一人摘了一个，咬一口不好吃，就直接扔到了沟里。 原以为无人看到，哪知道恰恰被学校的老贫协主任逮个现行，很快就告到了校长那里。 这样的错误行为，学校是绝不允许的，处理决定很快出来了，一是取消高一升高二升级考试资格；二是在全校师生面前检查。 严肃的处理，特别是取消我们的考试资格，我们几个吓破了胆，一个个六神无主。这要让父母知道，不丢死人啊！这要上不了高二，怎么向父母交代啊？ 经过我们深刻的检讨，考虑到我们的不成熟和顽皮，学校校委会最终原谅了我们，并在随后惠民全区（滨州市前身）统考分班中给了我们机会，由此我才幸运地分到了高二快班，以致后来顺利参加了高考。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近四十年，有时想起来，仍然让我心有余悸。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底线绝不能破！ 南北寺中学两年的高中生活，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虽然短暂、清苦，但它却是一个山里孩子梦想起航的港湾，没有它的温暖，哪有之后的乘风破浪！ 时过境迁，往事无法还原，但那一幅幅美好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也永远定格在了众多学子的心坎。 艰苦的岁月，铭心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校的怀念竟愈来愈浓，时常在静夜中无缘由地去追思怀想，以致现在每次路过母校，望着破败荒芜已经废弃的校园，欲哭无泪，心生无限伤感。 作者：宋永信，1980年高中毕业于邹平县南北寺学校，1982年参加工作，现就职于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业余时间喜欢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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