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的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中日之间便已经有了使者直接交往的历史记载。公元二十世纪后期，在日本本土挖掘出的“汉倭奴国王金印”作为珍贵的历史遗物更是有力的佐证了这一点。 但出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日之间真正的交好关系以及大规模的官方、民间交往应该是产生于生产力进一步发达、海上交通更为便利的隋唐时期。
在派遣大量的留学生深入体会、学习大唐的风土人情、政治文明之后，公元646年正月初一，倭国的孝德天皇更是正式发布《改新之诏》，宣布学习中国唐朝时期先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加强天皇统治，推动日本社会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 然而，正如后世倭国的军国主义思想给近代中国所带来的沉重苦难一样，大化改新后通过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变得愈发强盛的古代倭国也并没有因此心生感激，反而开始变得蠢蠢欲动。
公元七世纪中期，在强盛的大唐帝国东北边境线上存在着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个占据了如今朝鲜半岛以及部分辽东地区的国家。其中，以高句丽的名声最大、军力最强。 自中国古代的三国时期以来，割据一方的高句丽王国便始终对中央王朝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三征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 大唐建立以来，唐太宗李世民曾命名将李勣出兵教训不安分的高句丽。虽说后来因为唐太宗的溘然长逝，三十万大军灭高句丽的战略意图破灭，但强盛的大唐也始终在东北亚的复杂局势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
公元655年，东北亚局势突变，相对弱小的新罗国向唐廷诉苦，哭诉高句丽、百济以及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当即下诏劝和，不听。于是乎，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公元660年，派遣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乘船越过黄海，自海路以围魏救赵之法攻伐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出于战略目的和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唐军并没有选择攻伐高句丽以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唐军先是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在一路顺风顺水中，唐军更是直接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通通押送京师、听候发落。 随后，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选拔当地土著居民参与管理。
百济既灭，高句丽为之一震，连忙停下了攻伐的脚步，保持了一时的平稳。 然而，随着天气转凉，面对北方的苦寒天气，大部分的唐军都在思乡之情的催促下纷纷回国，只留下郎将刘仁愿率领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以及代替王文度都督熊津的刘仁轨镇压地方。一时间，唐朝的势力为之大减。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归降唐军，但当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百济空虚时，便立即萌生反叛之心，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号召士民反唐，转身便将由刘仁愿率领的唐军留守军团团包围在百济城内。
情况危急来不及调动国内的主力，不得已，唐廷只得下诏，任命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让其带领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没成想，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接将这群乌合之众杀得溃不成军，直达百济城下。 在刘仁轨的指挥下，唐军在收复失地的基础上接连拿下和尚道琛修筑的两座兵垒，直逼叛军腹地。加之百济王子扶余丰再也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嚣张跋扈，将其杀死，叛军内部大乱。 于是乎，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再次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走投无路之下，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求援于日本大和朝廷。
为了自己的威望，大和朝廷决定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正式插手东北亚局势。
公元663年8月27日，就在由刘仁轨指挥的一百七十多艘唐军水师抵达白江口时，倭国自本土驶来的千余船只也在此与唐军不期而遇。宽阔的水面上，两军对峙，唐军看似处于绝对的军事下风。 然而，舰队混战，唐军依仗其出色的船只性能以及高达船壁对倭军连续发动四次冲击，将其分散、击溃，并凭借居高临下的火箭将四百多艘木船点燃，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大溃！
倭军海军即溃，唐军自然以不可抵抗之势继续完成自己剿灭百济的战略目标。 公元668年，天智天皇即位。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的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而倭国自此之后始终对中原王朝抱有基本的敬畏之心，从白江口之战至公元1592丰臣秀吉再次进军朝鲜，一千多年的历史间，倭国再也不敢与中国正面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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