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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但凡清宫戏里，“奴才”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如和珅和大人在电视剧中一口一个“奴才”，那个叫情态可掬，活灵活现；演对手戏的纪晓岚或刘墉则一本正经，每次必称一个“臣”字。如此情节看似别扭，其实并不违和，反有些鲜明的差别感。 对现代人而言，“奴才”一词听起来颇为刺耳。鲁迅先生就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 鲁迅的话听起来有些愤激，不过也并非没有道理。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小魏子”魏东亭，他是和康熙从小一起玩大的天子近臣，在康熙面前当然是一口一个“奴才”。但俗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在魏东亭们看来，“奴才”这称呼透着亲近与亲热，由此事事争先，反倒是那些称“臣”的汉人显得生分，好事落不到前头。 所以，又应了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魏东亭虽然是个“奴才”，但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他是步步高升，最后做上了两江总督。尤其康熙南巡时，魏东亭亲自接驾，这个风光就不必说了。  在清朝，只有旗人才能自称“奴才”，汉人只能称“臣”。就这点而言，编剧是在还原历史，并非胡编乱造。有人说，“奴才”一词最早由“驽材”转化而来，大意是“愚笨无用之人”。民国史家陈垣即认为：“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 按：有人说，“奴才”一词始于两晋时骂人的“胡语”，即“世之鄙人之不肖者”；清代学者赵翼在《奴才》一文中举了数例，如北魏权臣尔朱荣对人说：“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清稗类钞》云：“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聊备数说。 清朝开国前，满人之间并无使用汉语的习惯，而满语中能对应“奴才”二字的实为满语“阿哈”（Aha），而“臣”的满文是“Amban”，两者的区分应该说十分明显。清朝入关后，由于汉人官员的大量加入，“奴才”和“臣”在奏章中混用的情况越来越多，由此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大体而言，在乾隆朝前，“奴才”与“臣”的称呼在奏章中往往并用，既有称“奴才”的，也有称“臣”的，有时在同一奏折中还会出现既称“奴才”又称“臣”的。这段时期，或许可称之为“未定制时期”。 雍正继位后，“奴才”和“臣”的称谓开始有所规范，如《永宪录》中所记：“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对皆自称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称奴才，而大臣亦称奴才，甚不合体，禁止之，后惟革职者可以此称。” 改“奴才”为“臣”的精神，在雍正元年的批折上即有所体现。如闽浙总督满保于当年正月初三日请安折上写道：“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安事。奴才满保跪请皇上万安。”折中，满保将“奴才”与“臣”并写，雍正接折后朱批：“朕安。臣、奴才全都一样，嗣后写‘臣’可也。”  从以上朱批看，雍正似乎十分开明。不过，在康熙末年，这位还是雍亲王的四阿哥胤禛对于“奴才”与“臣”的称谓却是十分敏感。当时，作为旗下门人的年羹尧写信给他，其中未称“奴才”而称职务，胤禛对此十分愤怒并去信切责： “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子矣！又何必称我为主！既称为主，又何不可自称奴才耶！……” 作为雍亲王管领之下的属人，年羹尧对本门门主应称“奴才”而不称，难怪四阿哥极为警觉。在他看来，年羹尧自称职务而不称“奴才”的做法属于“不忠不敬”的表现，不能不好好敲打一番，以儆效尤。 然而，雍正即位后又对旗员自称“奴才”的做法并不提倡，如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在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之语。 可见，“奴才”二字带有轻贱卑污之意，雍正对此是自有看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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