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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平：河南息县三中高级教师，省级骨干，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级特色教育优秀教师。网名“老英”，主持诗先锋“现场诗歌俱乐部”论坛、“大息地”论坛，管理“新教师成长网”网站。 读了很多遍也教过很多次的这篇小文，再读再教时，我问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美国老师，我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不会批评文中“我”的霸道？他在有分歧的时候，凭什么要委屈儿子？另外，为什么不征求妻子的意见？他掌握话语权的理由，就是因为他“高大“以及”强壮”吗？如果他既不那么“高大”也 那么“强壮”，或者他的妻子比他更“高大”更“强壮”，他是不是应该听从妻子呢？ 我会不会批评文中的“妻子”的退让？全文中她没说过一句话。在分歧时她是赞同“我”的母亲呢，还是赞同儿子？她显然也是没有主见的人，因为她只是“在外面”“总是听我的”。在小路走不过去的时候，她为什么没选择背上“我”的母亲，而是背上自己的孩子？因为母亲“瘦”，几乎与“胖”儿子一样重，而且她背母亲，更能突出家的“和谐”啊。 我会不会批评母亲的妥协？原本不想去散步的，却为听从儿子而去了；原本不想走小路，却为了照顾孙子而走了。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会给他人带来一定的负担，而去选择最难走的小路；本来是出去走走锻炼身体，最后却让儿子背着“散步”，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第二天，我提议母亲去“散步”。她还去不去？我们会走大路，还是小路？ 我会不会问问作者为什么不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我”或者妻子，陪母亲走大路，另一个人陪儿子走小路，有什么不妥呢？为了维护表面的“和谐”，压制了不一样的心理需求，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积累了矛盾。当矛盾日积月累最终暴发之时，我又如何保证和谐呢？ 我是不是应该提醒“听话”的危险？母亲听从我，我小时候听从她，妻子在外面“听我的”，儿子“听从他高大的父亲”，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本来是要一家人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地“走走”，却变成了我背着母亲、妻子背着 儿子在小路上走。如果这也叫“散步”，没人觉得奇怪吗？开篇说母亲不愿出来，是怕“累”，读完文章之后，会不是有人为作者感到“累”呢？开头说母亲又“熬“过了一个冬天，那我和妻子背着母亲和儿子，在这些难走的小路上“散步”，还有多少乐趣可言？如果小路很长很长，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一直“熬”着呢？ 当然，这“累”里，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承担。这是家庭的重负，也是文化的重负。每个中国人，都在这样“累”着，“背”着，“熬”着。每个中国人，都在这样“散步”吧，我们已经这样“散”了几千年了。 只是没人觉得奇怪，这不也有点奇怪吗？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 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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