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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俊川 艾俊川，爱书人，擅考据。著有《文中象外》等。 提要：本文对中国印刷史上的两项重要发明——泰山磁版和吕抚泥版及它们的发明人进行综合研究，根据版面印迹和文献记载，还原了二者的制作工艺：泰山磁版是将用范母塑制的湿泥单字排成版面后入窑烧成磁版的，吕抚泥版属于“塑制泥版”而非“活字泥版”。泰山磁版的发明人徐志定在雍正年间曾两次担任新昌知县，与新昌人吕抚有可能相识。吕抚发明泥版，不排除受到徐志定的影响。 关键词：泰山磁版 吕抚泥版 徐志定 吕抚 泥活字 《周易说略》 《蒿庵闲话》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 清康乾之间，中国印刷史上有两个创举，即在20年内，泰安人徐志定和新昌人吕抚先后以泥土为材料，经过复杂的工艺制成磁版和泥版，并成功印出书籍。他们的创造虽属昙花一现，未能推广传承，却是独出心裁的发明。 对泰山磁版和吕抚泥版所印书籍，学界已作了较多研究，但在技术和工艺等方面仍存在争议；对徐志定和吕抚二人事迹，目前则所知有限。不过，通过对印本版面特征的观察分析，结合技术文献，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两种泥质印版的制作工艺；通过对零散资料的搜辑勾稽，也大致可了解徐志定和吕抚的生活轨迹。史料显示，他们二人的行迹有所交集，很有可能相识，如此，又引出吕抚的发明是否受到徐志定影响的话题。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略作考述。 一、徐志定事迹钩沉 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冬，泰安人徐志定创制磁版，随后用它刊印济阳人张尔岐的《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二书，书的封面题“泰山磁版”等字。根据两部书版面反映出的技术特征及相关文字记载，可知它们确系用磁版印刷。这种技术在中国印刷史上只此一例，令人耳目一新。 对徐志定，张秀民先生曾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指出他“字静夫，山东泰安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做过知县”。检《泰安县志》卷七“选举”，“贤良方正”科下有“徐志定，字静夫，庠生，雍正元年举贤良方正，官知县”的记载。 按《清实录》雍正元年四月甲子，谕直隶各省督抚：“前所颁恩诏内，有‘每府州县卫各举孝亷方正，暂赐以六品顶带荣身，以备召用’一条。距今数月，未有疏闻。”徐志定的出身所举，实为孝廉方正。 徐志定被举荐后以知县试用，分发浙江，其后只能说宦途蹉跎。雍正七年二月他任上虞知县时，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丹+山）出巡绍兴府，认为他“才力钝软，然尚肯黾勉”，于是“面加训诫，勉令振作，以图后效”。七月二十五日，已任浙江巡抚的蔡仕（丹+山）上奏：“前奏之上虞县试用知县徐志定，才力不胜剧任，应行调简。其县缺已题委试用人员晋德慧接署。”[1]徐志定被调任何职，不得而知。 后来，徐志定于雍正九年、十一年两次担任新昌知县，任职时间短暂，应该都是署理。而最后这任知县，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 雍正十一年，新昌发生由盐务问题引发的骚乱，上司对徐志定的处理不满，将他参革去职。对此，民国《新昌县志》卷三“盐法”有详细记载。 事件缘由是，新昌自设县以来，一直未设专卖盐店，百姓食盐由小贩从嵊县贩运零售。康熙三十九年，商人戴恒襄想在新昌开店，但受到乡绅抵制，未能成功。雍正十年，戴恒襄的后人戴隆又申请在新昌设店专卖，得到驿盐道和署理总督批准。第二年四月，戴隆在新昌起造店屋，“城乡居民以新邑肩贩花户挑运嵊县转售，开设盐店不便于民，扰攘罢巿，拥绕县署，吁请停止”，拆毁了戴隆房屋，又聚集县衙，要求知县徐志定制止戴氏开店。后来戴隆告状到省里，上司要求捉拿奸民、查办失职官员，绍兴知府顾济美上详文说： 在此事件中，徐志定没有维护盐商的利益，以致触怒上官。浙江总督程元章根据顾济美的意见，向吏部题参徐志定，六月十二日奉旨：“这所参徐志定着革职。”七月二十九日，谕旨传达到绍兴府，徐志定被罢官。后来，新昌举人潘祖诲等再向各衙门呈文，最终获准不在新昌设立盐店，戴隆的生意也未做成，成为新昌人目中的奸商。从这一结果看，徐志定是一个正直的官员，遭遇未免冤屈。 徐志定罢官后路过泰兴，被邀留讲学，最后定居此地。嘉庆重修《泰兴县志》卷五： “徐志定，字静夫，泰安人。雍正乙巳以孝亷举贤良方正，任浙之上虞、新昌两县，循声远著，寻以忤上官去职。道经泰邑，邑绅重其品，争留设敎，一时知名士多出其门。著有《四书定义》行世。” 他在泰兴的后裔，知名者有徐兆鸿。光绪《泰兴县志》卷二十二： 徐志定罢官后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亦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所撰《四书定义》未见传本。 乾隆七年前后，徐志定有一段时间在江阴居住，曾作《澄江第一泉记》，被辑入《常郡八邑艺文志》。[2]这是他留下的少数文字之一，今择录其有关考证者如下： 蔡夫子乃蔡澍，字和霖，山东高苑人，雍正二年进士，十三年任江阴知县，乾隆九年去职。[3]澄江第一泉是乾隆七年夏在春申山石岩下发现并疏通的，记文当作于此年或稍后。此时去雍正元年徐志定被举孝廉方正、“壮而策名仕版”已二十年有馀，他的年纪当在六十以上了。 二、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 徐志定对自己的发明惜字如金，只说了“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八个字。现代印刷史研究对泰山磁板的制作工艺则众说纷纭。民国时，王献唐先生初见《蒿庵闲话》，即提出此书乃是用范造磁活字排印的。[4]后来张秀民先生也赞成此说，并力辟磁制整版之说。[5]近年来整版说渐占上风。 前些年，根据《周易说略》《蒿庵闲话》二书的版面特征，结合“磁版”、“磁刊”记载，我推断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是先用阴文范母将磁土制成湿泥单字，排成版面后再将其入窑烧成磁质，然后用来印书”，[6]即最终用来印书的版是磁质整版，不能分拆，但制版过程中使用了范制泥字。 这一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仔细观察两部书的墨痕，寻找印版的独有技术特征并分析成因，反推印版的制作工艺。所得结论，可以恰当解释版面上印映出的各种技术现象、还原实际工艺并进行复验，应已较好解决了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问题。不过，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一结论，如王传龙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泰山磁版’为手书上泥版，经雕刻泥版后再入窑烧制而成”，否定其制版过程中使用了范制泥字。[7] 王先生认为泰山磁版是整版而非活字版，我很赞同，但他认为磁版上的文字是雕刻而成的，我不能同意。为此，我愿列举证据，再次论证相关问题。 在肯定泰山磁版确为泥质印版的前提下，研究此版的制作工艺，必须解答三个问题：一，它是整体磁版还是磁活字版？二，如果是整版，版上的字是用刀雕刻的，还是用范母塑制的？三，如果字是塑制的，那么是塑成单字然后组成泥版，还是在整块版状泥料上塑字，再剔掉多余的泥？ 印刷史研究要以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书和印制品为主要对象，但泰山磁版的印刷工具早已失传，也未留下工艺记载，今天只能以印刷品实物为对象来研究。幸运的是，用泰山磁版印刷的两部书尚在世间，其版面墨迹清晰地保存下磁版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上述需要解答的三个问题，都在书上留下了富有说服力的客观证据。 对第一个问题即是否磁活字版的问题，版面实证提供了否定答案。从一开始，学者们就发现泰山磁版的版面上，有很多贯穿文字、栏线的直线或弧形断裂，这就说明泰山磁版不是磁活字版。因为磁活字是独立的，单个字可能断裂或破损，但不会影响到上下左右的字，更不会使周围的字顺着同一轨迹断裂。发生这种情况，只能是一块整版在某种内力或外力的作用下破裂，并影响到断裂线上的每一个字和框、栏等版面组件。 对第二个问题，即制版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范制泥活字的问题，版面实证给出了肯定答案。泰山磁版的主要特点，是版面上的同一个字字形高度一致，显示它们是使用可塑材料、利用范母塑造而成的。王文说“详细比较《周易说略》中同页或不同页中的相同字，虽乍看非常类似，但实则皆有差异，全书尚未见完全一致者”，以实物校验，未得其情。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范制泥字“字形一致”的特征所在。 古代可以用范母塑造的材料，只有金属和泥土。泰山磁版自称“磁版”，又有烧制中形成的弧形断裂，已可证明其版材为泥质。我们儿时玩过泥巴就可知道，湿泥是很容易脱水风干的，一块泥团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干裂，那时就无法刻字了。假设有人能在泥板上刻字，又假设他刻泥字与刻木字一样快，一天也无非雕刻一百多字。泰山磁版每版18行360字，至少要两天才能刻完，但这块泥板不可能在两天内一直保持适宜雕刻的湿度，一定是前面刻了若干字后，后面已经干燥无法雕刻，这时如何完成后续工作？而且泥土湿软，刻好的细弱笔画经不起刻刀的反复碰撞冲击，难以保证刻字质量和版面平整。因此，充分利用泥土的可塑性，使用模具来塑造泥字，是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好方法。清代其他两种泥质书版——吕抚泥版和翟金生泥活字，都是用模具塑制而成的，就是很好的旁证。这应该也是徐志定采用先塑活字、后拼泥版来制造磁版的理由。这个办法在今天的想象中似乎是“一段弯路”，但对磁版的制造者来说，是事半功倍甚至是惟一能够成功的办法。 泰山磁版上的字“字形一致”，很好验证。我们把一个版上同一个字全选出来，列在一起，就可发现它们在高度、宽度、倾斜度、偏旁部首的相对位置、笔画的形态、交叉的位置等方面都基本相同。 如果我们把这一列字整体纵横切开，错位后再对接起来，会看到原本分属两字的半个字拼在一起，笔画偏旁仍然十分吻合。此外还有一些字具有相同的瑕疵。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些字出自同一个模子。如果它们是分别手写雕刻的，即使再相似，两个字拼起来也不可能如此吻合，熟悉雕版书的人，都会认同这个事实。 那么，如何理解王先生说的版上的字“实则皆有差异”呢？这还要从当时手工操作、材料缺陷、工艺精度等方面查找原因。用模具制作磁版，需要先刻木模（泰山磁版或是利用刻好的雕版、以版上的单字作为字模翻制范母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有的字拥有两个以上模子）、用木模翻制泥范母、泥范烧制成磁范、磁范再塑制泥字，泥字排成泥版、泥版烧成磁版，最后刷印等复杂工序，所用原料是容易变形的磁土，在最后塑制泥字、组字成版的时候，容易让字出现瑕疵、产生差异。可以设想的技术差异，一是塑制时压力不同，字的笔画粗细、饱满度会不同；排版时活字高低不同，会导致版面不平整、刷印时笔画残损（字的笔画可能完整，但稍低的笔画不能完整刷印下来），等等。这会使字产生笔画长短、粗细、完缺乃至有无等差异，但范制字的主要特征，即大小、轮廓、部首位置、笔画位置、交叉位置全部相同，是不会改变的。鉴定范制字，包括泥质活字、金属活字乃至近代的铅字，都要抓住这些主要特点。 王先生还以泰山磁版“字画秀丽”、“笔角清晰”、“文气贯通”以及“大量使用俗体字”等来证明版上的字系雕刻而成。实际上，这些只有审美和文化意义，而与制版技术无关。版上的字无论写的是正体还是俗体，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无法决定或影响其后制版采取何种技术，它们其实不是研究印刷技术时必须观察的版面特征。 确定了泰山磁版上的字是用范母塑制的，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它们是怎样塑出来的？方法只能有两种，一是像吕抚泥版那样，先制作一块书叶大小的泥板，再用阴文范母在泥板上戳出文字，剔除多余的泥，入窑烧成磁版。张树栋先生等编著的《中华印刷通史》的“泰山磁版”部分，就推测当时采用了这种工艺。还有一种办法，是将湿泥填进阴文范母，塑出一个个单字，将这些泥字加上泥制的框条、栏条等其他组版部件，组成版面，然后入窑烧制成磁版。 非常幸运，泰山磁版所印《蒿庵闲话》也提供了明确证据，告诉我们徐志定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即用湿泥单字排版后烧制成整版。《蒿庵闲话》有两处版面的行间空白处，露出方形字丁痕迹，说明空白的地方用一个个高度低于活字的字丁排列填充，以防止排好的泥字松动，这是传统活字印刷必备的版面固定技术。 这些痕迹，实际是印刷过程中操作不慎，纸张接触到印版字面以下的深层部位沾染上墨色形成的瑕疵，却为我们揭示了泰山磁版隐藏的秘密——之所以形成整齐排列的、与版上的字等高、接近正方形的印痕，一定是因为制造印版时使用了这种形状的部件，也就是截面与泥字相同但高度低于泥字的字丁。对这种墨痕，王传龙先生说是“版面空白处刮削不净”的痕迹，是雕版印刷中极为常见的现象，未免思虑欠周：雕版书上显露出版底的现象固然常见，但可曾见过刻工削刮空白之后，再给版底刻上一个个整齐方格的？从技术上说，这种印痕不是雕刻造成的，而是活字版的必备工艺造成的。明弘治间锡山华氏排印的《会通馆校正宋名臣奏议》，版面上存有大量字丁印迹，可为旁证。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国家图书馆陈红彦研究员提示的泰山磁版上的“字底印痕”，即制字时去除笔划外馀泥形成的字印底面的痕迹，是一个个规整的正方形，正是传统活字的截面形状。这一重要证据，和字丁印痕一起，充分证明泰山磁版乃是由单字排列组成的。
“之”“文”二字显露出字底印痕，单字的截面轮廓为方形。 （《蒿庵闲话》卷一第三叶） 在《再论“泰山磁版”》的提要中，王传龙先生说他质疑的对象包括“近年来艾俊川等人所主张的‘活字排印后烧制为磁版说’”，他省掉了我的观点中的“湿泥”二字，又给加上一个“印”字。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提法，首先“印”字切不可加，因为“活字排印后”，说明已印好了书，哪里还需要烧制磁版？其次是“湿泥”切不可省，因为如果活字不是湿泥的，又怎能烧结成为整版？在论文中，王先生批驳他所引的上述“观点”充满“逻辑悖论”，这倒是实情，因为经过他的“创造性引用”，该说法确实是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实证的悖论。在此，请容我重申对泰山磁版制作工艺的推断：《蒿庵闲话》和《周易说略》二书版面印痕保存下来的印刷工艺特征表明，泰山磁版的制作，是先用范母塑造湿泥单（活）字，再将泥字排列成版，入窑烧成磁质整版，然后印书。泰山磁版不是活字版，但制版过程中使用了活字工艺。 三、吕抚与泥版 浙江新昌人吕抚，于康熙间撰成《纲鉴通俗衍义》二百四十二卷、六百八十五回，因卷帙浩繁，难以刊刻，藏于箧中几三十年。后来吕抚自创泥版，并将书缩编为《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率领子侄亲邻多人自行撮印，于乾隆初年印成问世，封面题“正气堂藏版”。 对此书，过去一直按活字本著录。1992年，天津图书馆馆员白莉蓉鉴定出它是“活字泥版”本，并在当年《文献》第2期发表《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世人才了解到它的独特价值。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第二十五卷有两段文字，详解印书工艺，并附有各种工具的设计图和使用说明，是古代罕见的印刷技术文献。概言之，吕抚将细泥、秫米粉、棉花等原料混合制成富有韧性的泥，再将此泥装在铜管里，借用一副雕版，就版上的字挤压出阴文模子，阴干以后成为“字母”。再将锤炼好的油泥制成泥板，用字母在泥上挤压，塑制出阳文的字，用小刀剔除行间多余的泥，即成印版，修整晾干后用来刷印。字母和印版都使用生泥，不需要入窑烧制，可谓名副其实的“泥版”。
从技术概念看，活字版属于凸版，活字单枚独立，顶端是凸出的阳文反字。吕抚泥版是在整块泥板上塑制的，从始至终未出现单枚活字，所用字母虽然是单枚的，但其顶端是凹进的阴文正字，无法用来印刷，不能算是活字。实际上，吕抚“挤印”泥字形成泥版，是用“字母”模具代替刻刀，是对雕刻技术的改进。因此，这种版不应称为“活字泥版”，而应比照“雕版”定名为“塑制泥版”。[8]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印成于何时，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白莉蓉考证说： 据该书第二十五卷中，吕作肃所作“安世传”中所云：“……癸卯年(雍正元年)邑主李, 丙辰年(乾隆元年)邑主程, 俱重其才德品望, 两举孝廉方正，力辞。程不准辞, 乃辞官受爵，请给六品顶带荣身……”说明此书记事已至清乾隆元年。故该书的印刷年代,当在雍正末至乾隆初,因此该书版本应著为“清雍正末至乾隆初正气堂活字泥板印本”。 除了“活字泥版”的定性不很准确，所论甚是。 对吕抚其人，此前据《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卷二十五自述文字及吕作肃《安世传》《逸亭记》等文章，可略知大概。今承藏书家励双杰先生示以《吕氏宗谱》卷四，内有新昌教谕朱徽所撰《吕逸亭翁墓志铭》，虽然书册下部为鼠所啮，文字不全，但仍较他记为详。综覈各家所言，我们对吕抚可以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吕抚生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672年1月22日），字安世，号逸亭。其祖良佐、父则鉽皆庠生。吕抚少年丧父，事母至孝，年十五入学，有声庠序。后来兄弟分析家产，他把广厦大宅、沃产腴田都给了兄长，自己独取书籍数百卷，筑逸亭藏之，恣意翻阅。吕抚少年就有文名，先攻举业，屡试不第，后遂放弃科举，一意著书。所著《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之外，尚有《圣学图》《四大图》《三才一贯图》《格言教家箴》《正修乐天图》《文武经纶》等，皆行于世。乾隆元年，诏全国州县各举孝廉方正一人，新昌知县程有成举荐吕抚，由朝廷颁给六品顶戴。他卒于乾隆七年四月初四日（1742年5月8日），年七十二岁。 乾隆三十二年，已死去20多年的吕抚，突然被卷进一桩文字狱。这一年，天台人齐周华因刊刻同情吕留良的奏稿和所著《名山藏》等书语多悖逆而酿成巨案，牵累多人。齐周华书中有吕抚所作“齐巨山序”，据他供认，系本人托名捏作，但吕抚仍被牵连追查，结果是吕、齐二人的交往查无实据，吕抚自己的著作却被毁禁。《清代文字狱档》载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抚熊学鹏《奏查出吕抚著书怪妄请追板销毁折》说： 此案经乾隆帝批示，未追革吕抚孝廉方正、六品顶戴的头衔，但将其《圣学图》《一贯图》追版销毁，成为文字狱的又一牺牲品。从案情可以看出，吕抚的声名已超出新昌，所以齐周华才会以他的文章为荣。另外，此时吕家已没有《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否则以书中那些“摭拾杂书，附会穿凿”的内容，恐怕也难逃毁禁命运。 理清徐志定和吕抚的行迹，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徐志定两次担任新昌知县，吕抚是新昌的名流，徐志定会否认识吕抚，并向他介绍自己创制泰山磁版的经验？ 吕抚在“印字物件”中说，他的泥版印刷术“大抵一人撮，二人印，每日可得四页，率昆弟友生为之，不用梓人，虽千篇数月立就。士人得书之易，无以加于此矣”《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共有800多页，按吕抚说的进度，只要200天即可印完，加上造字母等工作，三年时间足用。此书印成于乾隆初，最早不过元年，上推三年是雍正十一年，再往前，就是徐志定在新昌任职的年份了。 尽管《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或其他有关吕抚的史料中，均未见他与徐志定交往的记载，但揆以情理，他们是有可能相识的。 首先，吕抚与前后几位新昌知县都相交甚深，也受到督抚学政的赏识。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任知县的李之果，在雍正元年即举荐吕抚为孝廉方正而未成，又给《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作序；乾隆元年至三年任知县的程有成，成功地将吕抚荐为孝廉方正，而且还是“程公素钦其行，无因缘荐扬，适奉恩旨，遂敦请数四”，抓住机会办成的。举孝廉方正是新皇帝登基才有的机会，每县又只有一个名额，雍正元年、乾隆元年的两次机会，知县都给了吕抚，可见他在县中的声望，也可见他与官场的良好关系。因此，徐志定来新昌任职，有很大可能与吕抚结识。 其次，徐志定与吕抚是学术同道。徐志定著有《四书定义》，兼精《易》学，所以发明磁版以后，首先刊印张尔岐《周易说略》等二书，在《澄江第一泉记》中他还用易象来解说泉理。吕抚也专精理学，有诸多著作，内有《羲经图》。在新昌，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人，很可能有所交流。 再次，吕抚家有名园，架富藏书，经常邀集宾朋饮酒作赋。吕作肃《十美图序》，以吕抚之口说：“道义知交，文章气谊，美我以良友之赏心；形神俱适，俯仰皆宽，美我以身心之交泰；万卷盈楼，千篇插架，美我以东壁之图书、西园之翰墨；而且亭台花榭，枕石漱流，美我以园林之胜慨。”他的趣园叠石为山，高可数十尺，复建亭于山上，连山高百尺有余，名曰“逸亭”。《逸亭记》写园中集会：“时而科头箕坐，时而饮酒高歌，时而游女凭栏，时而嘉宾作赋。”吕家花园是当地士绅的交际场所，徐志定作为知县，想来也是受邀嘉宾。 如果上述假设中有一项成立，徐志定与吕抚就会相识，也就有可能说起泰山磁版。 吕抚创制泥版来印刷《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其实有不易理解之处，因为从身世背景看，他如果只为刊印此书，不必费此周折。 白莉蓉说，“是书编撰者吕抚一生未做过官，经济并不宽裕”，是为了省钱才发明泥版的，未得其实。《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的前身是《纲鉴通俗衍义》，多达二百四十二卷，刊刻起来确实“工本繁重”，难以措手。但改削为二十六卷本后，只剩下十分之一，对吕抚来说，刊刻并非难事，因为他是一个富人。他家趣园的盛景，前面已经说过，《安世传》又说：“家素封，与兄析烟时，让万金之产。”这样的家境，应不在乎多刻一部书。然而，如果说吕抚受到泰山磁版的启发，认识到泥版也可印刷，并且是一种方便到“不用梓人”、成本低廉到“无以加之”的方法，可以帮助天下士人便利地印行书籍，那么他的发明，以及史上罕见的两种泥质书版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就更好理解了。 当然上文所说多为推测，尚无实证。吕抚也可能完全自出机杼进行了独立发明。那样，他的创举更令人钦佩。吕抚泥版的创新性，不只在于提供了一种使用寻常材料即可自助印刷的简便办法，还在于他的方法暗含了一些近代技术思想。如《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卷二十五第十一页眉注说：“凡书大行者，用板铺薄油泥，印阴文板一付，再用板铺泥翻印阳文板。一印一付，甚妙。”用这个办法，可以迅速翻制出多块印版，同时印刷。这和铅印时代翻制泥型、纸型的做法是相通的。可惜的是，吕抚的创意无人问津，中国印刷业要用上这样的技术，只能在100多年后从西方引进了。 [1]《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六十七，蔡仕（丹+山）雍正七年三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五日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9册。 [2]卢文弨纂定《常郡八邑艺文志》，清光绪十六年阳湖庄氏刻本。 [3]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二职官、卷十五名宦。 [4]见国家图书馆藏《蒿庵闲话》王献唐跋。 [5]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第575页。 [6]对泰山磁版制版工艺的分析，见艾俊川《从排印工艺特征谈活字本鉴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又收入《文中象外》，第32-3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7] 王传龙《再论“泰山磁版”》，《古籍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70卷）。 [8]上海胡愚先生提示，鉴于吕抚使用单个的“字母”塑制泥版，此版应称为“活范塑制泥版”。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艾俊川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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