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略说

商　鞅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汉·地理志》，箕子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李悝、高祖皆尝有作，然或行于小国，或草创未定之制。若汉、唐及今变本加厉之法，则皆萌芽于何。）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

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民有不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之以攫杀援噬，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故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虔刘之政乎？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向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傅井亩。是故盖藏有余，而赋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觳，其终也交足，异乎其厉民以鞭箠而务充君之左藏者也。若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此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簿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任天子之重征敛、恣调发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观于汲黯之所讥，则可知矣。由汤之法，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何其与鞅反也，则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且非特效之优绌而已，其心术亦殊绝矣。

迹鞅之进身与处交游，诚多可议者。独其当官，则正如檠榜而不可。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命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呜呼！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藉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

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过于汤，而苛细则未有也。观其定令，如《列传》所言，略已具矣。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由分也。何者？诛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则无事此矣。周兴、来俊臣之酷烈也，又过于鞅，然割剥之惨，乱越无条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则鞅于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蠡传者，虑其败群，牧人去之而无所靳。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矣。虽不刑措，其势将偃齐斧以攻榱桷。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若鞅之为人，终日持鼎镬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

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傅《春秋》，其义尊君抑臣，流而及于民。汤之用决事比，其最俶矣。自是可称道者，特旌旗之以文无害之名，而不能谓之有益于百姓。是其于法家，则犹大岩之与壑也。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呜呼！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

夫使民有权者，必其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后嗣无法，民无所则效，至鞅之世而冥顽固以甚矣。后百余岁，荀子犹曰秦无儒，此其蠢愚无知之效也。以蠢愚无知之民，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只以淆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昉于弘、汤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藉弟令效鞅，鞅固救时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济一时，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书欲行其说于后世者也。后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强以其物色效之，如孙复、胡安国者，则谓之愚之尤，如公孙弘、张汤者，则谓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于自取，而鞅奚罪焉。

吾所为谳鞅者，则在于诋《诗》《书》、毁孝弟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术，至德要道弗踣焉。贾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遗礼义、弃仁恩。乃若夫挽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异财为宪典，是则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宝其秕稗，而于其善政则放绝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

夫民权者，文祖五府之法，上圣之所以成既济也。有其法矣，而无其人，有其人矣，而无其时，则三统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愈于荡乎。苟曰：吾宁国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是则救饥之必待于侊饭，而诫食壶飧者以宁为道殣也。悲夫！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嗟乎！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