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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一段斯坦纳访谈的摘录，选自《漫长的星期六》一书。这本书整理了这位传奇知识分子与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于2002年到201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对谈，共分为五个章节，涉及话题极为多样，相当于斯坦纳在人生最后阶段对自己的总结。 今天的这段访谈，讨论的是女性和翻译，谈论翻译的部分没有完全节选，但是关于女性的部分就很意思了。斯坦纳非常坦诚地分享了自己对于女性的思考，以及对几位差不多同时期女性思想家、哲学家给出了耐人寻味的评价，他说波伏娃找到了萨特是何其的幸运、说阿伦特没有什么一流作品......甚至说女性没有创造力是因为她们具备了生孩子的能力。 这段访谈很有趣，你可以赞同他，也可以像我们的采访者、法国著名记者阿德勒一样当面（估计没有机会）反驳他。斯坦纳是一代重要思想家，他有着对于世界思考和智慧，但不代表他掌握了真理。欢迎留言讨论，一起重新阅读斯坦纳。  阿德勒：所以语言不同，言说也自然不同。如果援引您的另一部分不太为人所知的研究，也就是话语的情欲问题，就可以发现，言说也取决于性别。什么是言语的情欲呢？它传递的是什么？您在《巴别塔之后》这本书里触及了一个引人入胜却未被开垦过的领域 ：您大胆地声称存在一种女性言说。 斯坦纳：对这个问题我越来越有自信，它的确是个矿藏丰富的话题。在西伯利亚北部，在阿尔泰语系，包括在东南亚，有些语言区分了适用于女性和男性的话语。这意味着女性无权使用某些句法形式。而那些男性词汇是她们必须掌握的，以便传授给儿子。这很讽刺地反映了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但这种不公真真切切地在语言形式中结晶和锚定下来了。 在英语数千年的历史里，女性只跟女性讲话。她们不能介入男性对政治、社会和神学的讨论。当时的女性必须养成引述、用典和理解他人的习惯，这些有机的习惯内化成了她们的属性。直到晚近，女性才参与一般的话语。我亲历过这样的英国，在剑桥或牛津，女人们用完甜点后就必须离席去另一个房间落座。男人们则聚在一处谈论政治和“正事”。谢天谢地，这种荒诞的习俗现已式微。 但想想看，牛津和剑桥的某些学院——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每逢重大的节庆晚宴，男性身穿晚礼服围在高台上的长条餐桌旁用餐，女性则只能在走廊里逗留。犹太会堂也是此种情形，我常拿这件事调侃他们。 女性话语深深植根于女性与孩子相处的经验——这种经验男人无法完全体会——以及性爱经验，这毫无疑问。话语中的唐璜症（donjuanisme）早就有人研究过。关于这一点，女性很有发言权（我听闻一个女性做爱时使用的语言并非她自己的语言）。这件事同样属于另一个星球。 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女性的专属领域。小说被女性统摄。具体说来，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多语种的形式，能表现不同话语和词汇的层次。弗吉尼亚·伍尔夫敏锐地意识到并探讨过这一点。当代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们也察觉了性别差异引起的不可理解性 ；总有一方是晦暗不明的。说到底，我们很难彼此理解。那些白痴而低俗的笑话，诸如“女人说不要的时候，意思是她要”之类的，都有符号学的基础（这个词或许不合适，但也找不到更好的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基础。 事实上，言语交流中的大多数时刻都是——法语里有个说法——“聋子的对话”。很多男人都有孩子气的情欲（“没人理解我”），一种对越来越强势的女性话语的深深怨恨。谁能预见到最后在竞选中决胜负的两方竟是两位女强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康多莉扎·赖斯呢？她们的魅力远胜于可怜的男性参选者。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女性地位的提升会促进政治话语和新的社会学话语的解放。哦！那将是伟大的冒险。我坚信伟大的艺术为痛苦或不公提供了诸多补偿。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更多东西呢？ 阿德勒：因为男性不允许她们这样做。 斯坦纳：不对！没人阻止帕斯卡尔的妹妹去创造。她学过数学，但不是她，而是她哥哥帕斯卡尔在九岁的时候重新发现了全部欧几里得定理。不不，情况复杂得多。今天，英国和法国都有一些杰出的女小说家。女性运动只会让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至于诗歌，唉，女诗人的确比较少。但有两位是我们不得不敬佩的 ：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我有一个看起来很傻的假设 ：如果能够创造生命，能诞下一个孩子的话，美学、道德和哲学上的创造很可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只是假设。有些女性听了可能会暴怒，她们不接受这样的论调也是有道理的。未来几代人里会出现伟大的女性吗？在科学领域这还是个未知数。剑桥（它和麻省理工、斯坦福一样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实力）在所有学校招收天资聪颖的年轻女性。该项目受到了政府支持，政府为她们颁发奖学金……我必须赞同此类创举，毕竟她们的处境相较于男生还是更艰难的。 阿德勒：在您的国家，女性很幸运，因为我们法国的女生往往要靠边站。 斯坦纳：我们也在尝试，不断摸索。 阿德勒：英国人明显比法国人更女性主义。 斯坦纳：她们刚入学时成绩很突出，后来就开始滑坡，也不知道原因何在。这是个很令人激动的话题它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理论工具依然很初级。一套依旧很简陋的工具。我们从涂尔干大师身上究竟学到了什么？创造——这意味着“我要改变这世界”——的胚胎和病毒起源于哪里？或许原因是女性掌握了太多常识？无论笛卡尔怎么说，常识终究没被分配到它该去的地方。常识确实是天赋的敌人。常识削弱了非理性和傲慢。 阿德勒：乔治！您这是大男子主义啊！ 斯坦纳：没有，我只是尊重事实罢了。我还在等待转机。等待转机。 阿德勒：您还在等待，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伟大的女性创造者。那好——我下面的话可能让您不高兴——您说女性没有创造力无非是因为她们具备了生孩子的能力，这阻碍她们成为创造者 ；为了重审您的假设，我要提到三位女性哲学家。凑巧的是，她们都没生过孩子，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一项必要条件呢？不管怎样，她们都不想生育。我指的是汉娜·阿伦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蒙娜·薇依。对此您有什么话说？ 斯坦纳：您的判断我没法接受。很不幸，我跟汉娜·阿伦特碰过面……我认为她能称得上一流的作品极少。一位写了厚厚一本书论述极权主义起源的女人，却对斯大林不置一词，就因为她丈夫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 斯大林主义者？不，谢谢。西蒙娜·薇依？戴高乐将军说 ：“她疯了！”您很难反驳这个论断。她写的某些东西倒是挺不错…… 阿德勒：但您经常读西蒙娜·薇依…… 斯坦纳：她写过一些出色的东西，但数量很少。好吧，原谅我盲目而浅陋的偏见。一个在奥斯维辛时期拒绝进入天主教堂的女人，说自己犹太血统太纯？不，谢谢。这不可宽恕！如果末日审判降临，这位女士的日子可难熬着呢。第三位您说的是谁来着？ 阿德勒：西蒙娜·德·波伏瓦。 斯坦纳：了不起的女性。她跟萨特先生在一起何其有幸……何其有幸！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选择…… 阿德勒：我倒觉得让 - 保罗·萨特非常幸运。 斯坦纳：这完全有可能……当然，我非常欣赏她。不喜欢她的人肯定也有。但为什么在机会更开放的科学领域（美国就非常积极地激励女性），却看不到更多女性的身影？说什么诺贝尔奖评委会全是带着偏见的大男子主义者……不，这不是一个能让我信服的理由。我们一直在各类科学的尖端领域寻找女性的身影，我们一直为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搜索女性得主。有些同事跟我说，这件事真的令人费解。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好转。 阿德勒：在您2008年出版的《我没写过的那些书》里，有一章谈及爱和女性，您说人类历史上女性贡献的创造力并不高。但假如您一路未曾遇到那些您爱的女人、爱您的女人、与您关系亲密的女人，以及通过爱的行动教会您一些语言和存在之意义的女人，假如没有她们，您能像今天一样拥有充沛的创造力吗？ 斯坦纳：您说得非常对，但为什么没有一位女卡萨诺瓦去撰写一本书，讲述方程式另一端的故事呢？这样的书不存在，因为时机未到吗？我们用不着谈论一些法国女作家写的情色文学，它们无非是稚气的下流话。下流话本身也可以既有趣又复杂，某些伟大的作家做到了。但我曾试图证明语言中的唐璜症，而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禁忌、不同层次的俚语（跟性相关的隐语极其丰富），且各种语言形成了与其他语言截然不同的综合的经验。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探险。我说过一句至今都很自得的话 ：同步翻译就是性高潮。反之亦然 ：性高潮——其实很难抵达——就是同步翻译。每当这曼妙的时刻，我和身旁的女性共享同一种语言。这并不意味着那一刻我们达到了性高潮。我想说的是，翻译行为同样具有非常复杂的色情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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