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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风莉 | 来源：(ID:tsgsc8)
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因为北宋有《清明上河图》里的清平景象，有高薪养廉的公务员制度，有文人雅士的精致生活，有极为宽松的社会氛围，有令人向往的大国气象。在北宋极盛的时候，世界上70%的GDP在中国，80%的超级大都市在中国。泉州、开封和临安这些大城市，白天行人摩肩接踵，晚上流光溢彩，灯火通明。中国古代的唐宋八大家，光北宋就占了六家。他们以自己的旷世绝学和不朽之作，不但照亮了大宋的天空，更辉煌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悠长岁月。在这个梦境深处，我看到了一个历经沧桑、孤独悲怆的背影，在无涯的时间的隧道里，正踽踽独行。从小，王安石的身上就笼罩着天才的光环。他记忆力超群，所学诗文皆过目不忘，几近神童。加上父亲对他后天的培养教育，王安石逐渐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天赋异禀的才子。王安石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官吏，这一点对王安石的成长特别有利。王安石从小就跟着父亲宦游大江南北，这使他有足够的机会，得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得以体察老百姓的饥寒冷暖。也正是这段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大宋王朝存在的种种弊病。因此，王安石少年时期就在心里默默立志：待我长大成人，我必为我的国家奉献全部心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1岁那年，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他的仕宦之路。和他同中进士的同学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纷纷托关系，寻门路，挤破头地想留在京城。王安石可倒好，主动写申请，递报告，说他想到地方去锻炼。皇帝一听，心想：见过低调的年轻人，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年轻人。此人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他日必成大器。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吧，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总是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谈庄稼的长势，谈各种谷物的收成。甚至亲自卷起裤管，向农民学习如何施肥种地。他访民情，察民意，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本着百姓利益第一的原则，想尽办法去解决。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个父母官，但他想为一方的百姓，发出最大的光和热。事实证明，王安石任地方官时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每到一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此时的王安石踌躇满志，《登飞来峰》是他心境的最好写照：在宋神宗之前，宋朝对外基本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宋神宗一上台，就想变这种被动局面为进攻态势。他想对外扩张，使大宋恢复昔日的汉唐雄风。要实现这个宏图伟业，就必须打仗，而打仗就必须有钱。国库里的钱是不能乱动的，因为那些钱要留作国家的正常开销。那么，谁能有奇思妙想，谁能拿出锦囊妙计，使得国家的钱迅速地多起来？宋神宗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还在地方上默默呆着的王安石。宋神宗要他变法，要他改革，要让大宋在他们的变法和改革中，去掉积贫积弱之气，迎来新一轮的辉煌。变法和改革正是王安石内心最想做的事情，多少年在地方上的艰苦历练，就是为了等到去中央施展拳脚的这一天。沉寂许久，王安石终于站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上。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它的出发点非常好：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并非异想天开，它是王安石在多年的亲身实践中，研究和总结出来的。其中有些做法已经在地方上实施，且效果很好，所以王安石才决定，将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是，因为新法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在它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预想不到的新的问题，随之反对新法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意思的是，反对新法的这个阵营，不是什么目光短浅、脑筋死板的保守之辈，而是北宋文坛的饱学之士。他们承认，新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新法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多的局限和漏洞。比如，颁布青苗法本来的目的，是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给他们低息贷款以渡过难关，待他们有了收成，再带息偿还。让王安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很多和尚把经念歪了。青苗法通过层层执行，农民最后要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最初的35倍！这样的新法，怎么实施得下去！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但是，出现这样的结局，不是王安石的初衷，新法的变味和走样，他也始料未及。所以，苏轼和司马光之流坚决反对新法，针对的不是王安石个人，而是对百姓疾苦、江山社稷的忧虑。起初，宋神宗对新法极其支持，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强后盾。他把所有发出另类声音的人统统赶出了京城，目的就是让他信任的大宋宰相，能有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后来，宋神宗终于承受不住来自反方的压力，他看了郑侠给他呈上的一幅《流民图》，始知新法带给了农民更深的痛苦，不禁潸然泪下。在那一刻，宋神宗决定不再改革了，他也要叫停那个一直在改革的路上，呼啸奔跑的人。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法被全面废止。王安石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就这样随着人亡而政息。对王安石，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有人说他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还有人说他是不谙世事、刚愎自用的拗相公。因为，他在变法伊始，就深知他所选择的这一条路，是一条历险之路，是一条孤绝之路，有时甚至是一条血路。但是自古成大事之人，有几个不是踩着一条血路前进的呢？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写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熙宁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每一条新政都是理想的，缺少的只是实现它的土壤。至少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范例，供人们长久地探讨、反思。它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它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要仰仗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还有所有民众的支持。它是在原来的机体上动刀子，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枯拉朽的战役，所以，它绝不能冒然推进，而是需要精心的准备。这个准备包括：长时间的民意引导、人才储备、体系搭建、模板测试、反馈机制等等具体而细致的内容。而这些，熙宁变法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它的时代局限性。此时，处在舆论漩涡中的王安石，是一朵孤独开放的梅。熙宁变法虽以失败收场，但是王安石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他依然令我们感动。首先，他能发起变法，说明他的心里装着天下。一个不忧国忧民的人，定然不会关心我们的国家存着着哪些沉珂弊病，更不会全力以赴一场挽救祖国危亡的伟大运动。其次，熙宁变法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为了让北宋崛起和强大。王安石在一生中，从没有想过自己，他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就是大宋的振兴。只不过王安石是第一次变法，对于变法的整个操控过程缺乏经验，所以才出现了用人不当、政策失控、理念超前等问题。在变法的过程中，有时王安石的确一意孤行，使人们很难和他合作。但是改革本来阻力重重，面对反对的声音，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试想还会有谁追随你？！所以，他的自负，他的执拗，不过是他坚决贯彻自己理想的意志体现。王安石在富裕的宋朝为官，官至宰相，但他从不讲究奢华享受和排场。他不愿让人抬轿，也不纳妾，在他死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宋史·神宗纪赞》中，对王安石也有这样的记载：“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有大为。”苏轼是王安石的对立派，是一直坚决反对熙宁变法的人，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的针锋相对，并不影响他和王安石私下的个人感情。“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已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王安石当时已罢相三年，正在江宁隐居。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大祸，竟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见神宗，信中有一句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对王安石的这句话，宋神宗思之再三，最后将苏轼放了，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因为王安石的不计前嫌，因为王安石的振臂一呼，因为王安石的出手相救，苏轼才免于劫难。当苏轼得知是王安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拽回来，他该是怎样的感佩不已、老泪纵横？！对于曾在背后暗算自己而坏变法格局，想前来探望他的吕惠卿，王安石也没有过多的责难，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如相忘”。这就是王安石，终生以国家为念，淡泊朴素，高风亮节。他知道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韩琦颇能识人，他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作者-
张风莉，笔名雨枫，中学语文教师，白银市作协会员。有多篇作品在《唐诗宋词古诗词》《唐诗鉴赏天地会》《石榴花文艺》《诗心雅韵》《白银日报》《白银晚报》《金凤凰》《清新园地》《绿洲文化沙龙》《陇上风情》等刊物及公众号发表。散文《女人，一生欠安》曾登上《今日头条》。作者授权首发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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