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县域的山龙地脉已详载于《浙江通志》、《台州府志》等志书。若《浙江通志》谓：“仙囿万山中，壁峭岩巉，奇拔称最。大溪环前，青圭耸后，阳嶦、九龙迥拱壁立”；《台州府志》云仙居“天鼻巉岩于东南，盘谷旋绕于西北，阳澹拱前，九龙耸后，大溪会诸流，而滢回郊郭之外，可谓兼山川之胜而建邦者矣”；《万历仙居县志·山川序》曰：“仙僻且隘，宜无称者？乃括苍、韦羌、安洲、紫箨诸山，相错如绣，而溪水萦谷若澄练，时乎千峰回翠，掩映于残霞落照之间，方壶、蓬峤不在远矣。”然，诸志书于县志的山龙地脉却皆未有专门之论述。兹据散见于诸志书各章节零星之资料以及民间传说而笔之于下。
仙居县城之主山即北面之青尖山。青尖山，一名青圭山，因上有峰如圭而得名。青尖山之来龙，既远且长，复雄而壮。其于仙居境内之起点为苍岭，东为赤城山，又北为黄榆岭；向东蜿蜒为张阜山，其北为郭坦山，又东北为马鬃岭，又北为盂溪山，又东为紫箨山。紫箨山之南趾即青尖山，亦为县治之后山。山势至此，一峰耸然特秀，若王侯秉圭而立，左右二小峰若辅弼然，又远望形似笔架，故民间以笔架山相称。俗以为，自青尖山而南，塔山为笔身，塔山之南为笔头。民谚有“笔头蘸死人”之说，相传仙居县治唯有迁徙于青圭山前之笔头上，方可控驭全境。又传云，昔年建县衙时，堪舆家云其地有三层黄沙、三层黄泥，而至早年金鼎小区建设掘土时果有所见。
仙居县城之龙首为东面的福应山。福应山位于青尖山之东南，其来龙与青尖山同，因之被看作县城的龙首，主合邑士子的文风仕运。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北宋庆历八年(1048)至皇祐三年(1051)年间，邑人在福应山上建了福应塔，取青綬、紫綬（官印的丝带）不绝之意；明成化年间，侍御王存忠还让僧祖愿在山上建了刹山庙，并铸造了大钟晨夕击撞，以振龙气（此钟因王纯后人怕惊扰祖墓，后迁移至文昌阁；咸同太平军时，移置城内，欲毁之，不果；后放置在城隍庙）。嗣后，又有县令萧鸣盛山之东面山岭上叠石建成祭祀梓潼的偃松台（后改建为文昌阁）；而清代康熙年间的县令郑錄勳因有感于福应山开口岩处“系邑水口，最称关要，堪舆者谓宜建浮屠于巅”，并常与茂才李芬、张谟、朱家泽、张之栋、王际荣、彭之蟠、张相维、王骏、蒋在等人商议，欲在其地建塔，后因战乱而未果。迨至民国，刘风主政仙居时，屡修仙居至临海的公路不果，也即缘于邑内绅士认为公路的修建穿破福应山东北面的县东岭，其势必将破坏县城龙首的风水。
仙居县城之山龙地脉亦不单限于青尖、福应两山。盖自宋代开始，县城内外及周遭带有压胜性质的景观建设亦属山龙地脉营造的一部分。旧志载，宋代朱熹提举浙东曾两次路过仙居，其以为县衙对着南面的狮子山“地利不好”，曾建议造桥改街为弓弩形，还曾建议在文明楼处修楼，皆是出于改造山龙地脉之原因。明代万历年间，知县汤聘尹曾在县衙南面修建了凤冈亭，“以障缺山而平其桥”，也即于压胜龙皇山有关。又，县城之北盂溪，沿溪一带，因考虑到林木森茂，则水至不暴，为之宋代时禁止砍伐；并在南岸垒石修筑有大小官墙。迨至明代，沿溪滥伐日盛，后因修城拆除了官墙，结果是年年遭受盂溪水灾。对此，《康熙仙居县志》便直接认为：“北方为一邑之来龙，不可使水南侵。昔赖二墙功，故一邑称盛。其后，二墙虽坏，水犹未甚至。国朝顺治间，大水淹至，直冲城门，而县脉乃大伤矣。由是，县北至南一带居民，式微不堪”，并提醒县内的有识之士要有保护山龙地脉的认识。
明后期的仙居县城其实是与周遭山龙地脉相形胜的一座建造。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了防备倭寇的侵扰，县令姚本崇申请筑城。尔时，经过两个月的修筑，城郭轮廓初步成型，却被倭寇攻陷。倭寇退后，同知毛德京拓宽了城西继续修建，但又因大雨被冲毁；后来推官萧文清又继续修建，经过三个月完工。姚、毛、萧三位县令共同修筑的县城为石头城，东西长，东宽西窄，城墙长达五公里，设有五门，状如鲤鱼。其中，东门迎晖门为鱼嘴；西门庆丰门为鱼尾；北门拱辰门，南门来薰门，为鱼鳍。盖以城为鲤鱼，以盂溪、城东永安溪为水，鱼与水之气脉相接，如鱼得水也。
（摄影 王子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