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陈二虎 一、天下奇才郭守敬在大元忽必烈时期，出了一个天下奇才，巧思引水办水利，精研天术，创制了观察天象的仪器，编出精准的新历，被忽必烈赐名《授时历》，是中世纪世界上著名天文学专家，这个人是谁？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路邢台县人，自幼聪明绝顶，不喜欢小儿的嬉闹游戏，兴趣超异。 他的祖父叫郭荣，精通五经，对数学与水利都有相当深的研究，郭守敬自小就受祖父影响，对数学，水利与天象发生浓厚的兴趣。 青少年时就崭露头角，自己动手试制一些天文仪器模型，模仿天文古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成了一个测天象的浑仪，并把这竹制浑仪放到一个自己堆砌成的土台上，进行简单的天文观测（天赋了得呀，不服不行，这不仅仅是大智慧）。 金末乱世，蒙古雄起，邢台一带饱受战乱劫难，人心思变，邢州名士刘秉忠对于天文、阴阳、术数、佛道都有造诣，为了避难出家当了和尚，后随海云法师北上归附蒙古，成了忽必烈藩邸智囊。 公元1247年，刘秉忠的父亲去世，刘秉忠回邢州奔丧，这期间与当时邢州名士张文谦、王恂、张易等人聚会于邢州西的紫金山，交流研讨学问。 郭荣与刘秉忠是情同志合的挚友，深知这是千载难逢让孙儿学习的好机会，就让郭守敬上紫金山跟随刘秉忠学习，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令郭守敬受益匪浅。 邢州城北潦水、野狐泉、达活泉三河，年久失修，洪水冲坏堤坝，殃及北郭，达活泉上原有的一座石桥也被泥水淤没。 邢州安抚使刘肃等人决定疏通水道，修复桥梁，年少的郭守敬参与了这项水利工程，当了“技术员”，让二十岁的郭守敬小有名气，元好问《邢州新石桥记》中特意提到“里人郭生立准计工”，这“郭生”就是郭守敬。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成了蒙古大汗，邢州名士张文谦被任命为大名等路宣抚使，慧眼识才的张文谦就把郭守敬召到手下工作。 中统三年（1262年），张文谦入朝为中书省左丞，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忽必烈龙颜大喜，在上都开平亲自召见，可见对郭守敬的重视。 二、兴修水利惠及后代郭守敬见到忽必烈后，当即面陈关于兴修水利的六项建议: 其一、大都（北京）旧漕河东至通州，如能引玉泉水行舟，每年可以节省车马钱六万缗。于通州之南的蔺榆河口径直开引一条水道，由蒙村跳梁务到杨村还本河，能排除中途滩浅、风浪等。 其二、顺德路（邢州）达活泉引水入城，分为三渠，流出城东，可灌溉田地。 其三，顺德路澧河东至古任城，偏离故道，淹没良田一千三百余顷，如果将此水开通成河，那里的河滩变良田。 其四、在磁州东北滏水、漳水汇合处，引一条河渠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经鸡泽入澧河，沿岸可灌溉田地三千余顷。 其五、怀州、孟州的沁水虽然已经浇灌田地，但尚有漏堰的地方，若让其与东面的丹河余水汇流，再向东流经武陟北，并入御河，沿岸又可多灌溉田地两千余顷。 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一条渠，经新旧孟州之间，顺着黄河旧岸，下到温县南还入黄河，沿岸又能灌溉田地两千余顷。 实践出真知，郭守敬关于水利的六项建议是经过大量的实地探勘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惠民利国。 忽必烈认真听郭守敬讲诉每一条建议的具体情况，都是大加赞赏，感慨万千地说:“当务者，此人真不为素餐矣！”（郭守敬真是一个务实的人呀，不是那些混饭吃的人！）于是，忽必烈任命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转年又加授银符，升为副河渠使（兴办水利的具体工作全权管理）。 忽必烈确立上都、大都两都体制后，两都人民生活需要的粮食等物资保障都依赖南方漕运。无论海运还是大运河漕运，北上水路只能到达大都（今北京）东边的通州，从通州到大都有五十里，都转为陆运。 陆运马驮为主，每年总运量高达数十万石，耗资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极高。并且秋季霖雨，冬季风雪，道路难行，驴马牲畜倒死者无数。随着大都城的人口增加与日渐繁华，城市用水也供不应求。 （忽必烈） 早在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上忽必烈的六项水利工程中就建议引清河上源之水，经瓮山泊和高梁河，导入运河，随后又提出在金人所开浑河的基础上修分水河，减少泥沙淤积，但由于实地地势梯度落差过大，水资源有限，迟迟未能实际行施。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郭守敬利用到上都奏报滦河、浑河溯流开辟漕运勘察情况之机，向忽必烈提出开凿大都到通州间运河的新的方案:开凿清河上源水道的基础上，扩大水源，另引昌平白浮泉水，向西转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大都城，迂回汇入积水潭，再向东转南，出南水门，最后合入通州运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沿途每十里置一河闸，共计七十闸，闸前一里左右置斗门，互相配合，用以通船止水。 忽必烈听了拍手赞曰:“当速行之”，成立都水监，让郭守敬兼领其事。 开工之日，忽必烈特意下旨:丞相以下官员统统亲操畚箕铁锹参加劳动，以为垂范，所有人皆听郭守敬统一指挥。 （通惠河） 整个工程自至元二十九年春开工至三十年秋完工，历时一年半。 其中工程过程中，最能体现郭守敬大智慧的是:白浮堰自昌平到瓮山泊迂回线路的巧妙施工。由于白浮泉源头海拔约六十米，比大都西北角及沙河、清河谷地高了十米之多，如引白浮泉径直向南，泉水就将沿两河谷地东流而下，无法汇入运河，纵使架渡槽，所引水也有限，无法解决新运河的足够水量。 郭守敬采用先向西转南，入大都城后再向东转南的迂回路线，既可保持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又能沿途汇集大都西郊诸多山泉的水量，为新运河注入丰富的水源。 完工之时，忽必烈十分喜悦，这是造福黎民百姓的大功德呀，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修成后，结束了自通州到大都的官粮与物资的陆运，南来的运粮等船只可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并且增大了积水潭的水源与储水量，保证了大都的水供给（这也为明清北京城的持续发展，成为京城，提供了用水保障）。 当忽必烈望着积水潭一带船舻蔽天，桅樯如林，龙颜倍喜，重赏郭守敬宝钞一万二千五百贯。 （通惠河即景） 三、识天象，巧制测天仪器中国的历法是依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而推算年月日的一种方式，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起居，四季转回，农耕节令，也直接关乎着王朝的正统，深受统治者重视。 元初沿用辽、金的历法，与同时的两宋不同，沿用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但由于年代久远误差比较大。 当年耶律楚材就建议成吉思汗放弃《大明历》，并修订了《庚午元历》，但由于成吉思汗忙于西征，没有颁行新历。忽必烈当上大汗，刘秉忠也建议修订新历法。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任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共同负责修新历，随后又令御史中丞张文谦任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与佥枢密院事张易负责主领此事，王恂又推荐许衡参与修定新历。 王恂等人根据自身特长各有分工，王恂负责推算，许衡晓历法之理，而郭守敬精通天象观测与仪器制造。 郭守敬认为:修历之本，在于测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如今所用的司天浑仪，是北宋遗物，误差转大，难以准确。于是，郭守敬制成新的仪表式样，得到忽必烈的赞赏。 这新仪器包括“简仪”、“高表”、“浑天仪”等十二种，还创制了供观测人员携带的“正方案”、“丸表”等四种仪器。 简仪，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科技含量颇高，把浑仪上的圆周刻度精确到三十六分之一刻（如今现代天文望远镜还运用这一发明），其“法简而中，用密不穷，历校古陈，未与俟功”，可以说在世界上前无古人。
仰仪是一台铜制的俯视天象的仪器，形状像一口仰放着的铜锅，直径一丈二尺，深六尺，锅口上边刻着东南西北四方位，锅内里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坐标。锅口面上用一横一竖交叉的架起一块小板，板上凿一个正对锅底中心的小孔。太阳光透过小孔，在锅面上映出圆形的倒像。人们从仰仪底部的这个倒像，就可以读出太阳的实际坐标来，如发生日食，人们还可以从上述倒像的相应亏缺，看出日食的时刻与方位等。 高表、景符、窥几是通过测影确定节气时刻的三种仪器。
元人杨桓对这三种仪器赞曰:“表高之法，先哲匪惮，其巅影虚，取的是患。表梁上陈，景符下依，符窍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窥几是映。几限容光，圭表交应。器术之密，推步之精，历古于今，斯毕其能”。 经郭守敬与诸多天文历法的官员共同努力，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新历，忽必烈赐名《新时历》，颁行天下。 可以说，郭守敬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与水利学家，是中华民族科技史上的骄傲。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