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花样年华-专栏】我们的60年代 / 文：孙小兰

我们的60年代 
孙小兰 

做为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如一个遥远的梦，既模糊又零碎。记忆中的小城像是一张多彩的照片，构成了我对小时候家乡梦幻般的印象，至今会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春天，天很蓝，衬托着时而一抹，时而一团的白云，我们用草纸、废报纸糊成方头三尾巴的风筝，用轴线牵着，在草地上拖着疯跑，直到风筝挂在树上或电线上才愤愤不平地回家。夏天，树很多，又密又绿，树上的知了声，与河里的蛐蛐儿叫声交织成一片；我们扒石缝逮蛐蛐儿，在河里捉泥鳅，抓螃蟹，打水仗，直到浑身湿透。

秋天丰硕的落叶，被风卷得飘起来，洋洋洒洒、窸窸窣窣；我们在上学的路上，把捡到的漂亮的红枫叶，黄色的银杏叶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当做书签或收藏起来作为标本。那时的冬天，雪很多，很干净、很厚实，窗户上结一层厚厚的冰花，非常寒冷，穿着母亲缝制的非常厚的棉衣，圆鼓鼓的，走在冰冷的雪地上活像只大熊猫，步履蹒跚。我们在雪地上追逐，用破板凳钉上三角铁做成冰车，盘腿坐在上面，用两条火筷子一撑，在冰面上撒了欢儿地滑着。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像样的玩具，但我们会自己动手，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材料，一根铁丝可以窝成纸弹枪，一根树杈可以削成弹弓，一把柳条可以编成帽子，叠一张纸，折成飞机，扬手可以飞上天，折成小船，放手可以飘入水，拔几根鸡毛、用两块麻钱缝制一个鸡毛键子，用棉布缝个小包，里面装一些玉米或沙子做成一个漂亮的小沙包。经常玩的游戏有踢毽子，跳皮筋，跳方，抓＂羊＂（手心手背），打木猴（陀螺），打沙包，打面包，滚铁环，挤暖暖。那时候真好，真快乐，无拘无束，真想停留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又仿佛什么都有的年代！哪怕是热得脸上的汗和着泥直往下躺，哪怕是冻得用袖口直擦鼻涕，哪怕是玩得忘了回家吃饭而挨顿打……

那时的冬天没有别的蔬菜，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的年代，这样的特殊环境，在我们白如一张纸的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重彩的阶级斗争图案，使我们从小骨子里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做梦都想当英雄，刚开始读小说有：《战地红缨》、《海岛怒潮》、《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刘胡兰的故事》、《欧阳海之歌》等，一部《英雄儿女》电影让我们看了无数次，场场感动，在我们的心目中王新刚、王晓棠等才是永久的影星，郭兰英、李双江、胡松华等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歌星，我们有时还会哼唱几句革命样板戏的唱段，或者那些老歌曲，感觉比流行歌曲来得过瘾、亲切。

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轻松多了。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英雄人物。

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同时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

在我幼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些优美的民歌“四季歌”、“赞歌”、“绣金匾”等中外歌曲；这些很快就被文革红色浪潮淹没，八个样板戏充斥着整个舞台，电影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那么有数的几部，几乎伴随在我的孩提时代，那里面的台词我个个都能背。文革后期又有了《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决裂》、《春苗》、《红雨》、《金光大道》等一批带有强烈极左色彩的政治电影，夏天我们常会三五成群，早早的搬着小板凳在露天看电影，人多的时候只能躲到影幕后边看，仍然看得那么津津有味。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回放的电影是《咱们村里年轻人》，看过之后，感到那么的激动，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紧接着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的伤痕文学和讲述生离死别与描写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甜蜜的事业》、《第二次握手》、《瞧这一家子》、《小花》、《庐山恋》等，那些电影的内容，包括里面的插曲感染着我们，至今我们听着、唱着，感到非常的激动。

六十年代后期，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人们的生活相对有所提高，粮站供应粮里有了白面，家里隔些日子可以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我跟着父亲在中学教师灶上吃饭，大多数时间吃的白面大馒头，这在当时是让人眼红的，而学校很多孩子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粮，吃的基本上是玉米面窝头。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拿着平时少见的高粱面饼子，颜色红红的，玉米面发糕，金黄色的，很诱人，就拿馒头和人家换，外婆知道了，会责怪我大半天，骂我烧包货。我觉得那加了糖精的高粱面饼子和玉米面发糕的味道很香甜，让我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到处是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大批判专栏、黑板报、革命小人书，还有高音喇叭里的亢奋激昂的社论、革命歌曲，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温暖的、令人激动的氛围：祖国大地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万道金光照耀下，到处莺歌燕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翻滚的麦浪，有沸腾的工厂、还有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保卫边疆。在社会主义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同志之间总是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即使有天灾，也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共同奋战，谱写着一曲曲抗洪救灾的胜利凯歌。

在我们学生时代，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们的课业很轻。批“师道尊严”，使老师不太敢管我们。那时更谈不上有现在的升学和竞争的压力。所以除了在学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以外，我们仍然有充裕的时间在街上、在乡间的野地里、在小河边尽情地无忧无虑地游荡玩耍。

长大以后才知道，那场运动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一场黑色的经历。那个年代提醒人们：人其实是那么的可怕，人原来离野兽是那么的近！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

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 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奋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一分钱一块糖果，两分钱一盒火柴，三分钱一支冰棍，五分钱看一场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一切都那么遥远，却又是历历在目，六十年代对于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人却又是天方夜谭，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却决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不仅全程经历了这三十年风云际会的历史，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我们这代人中，那些顺利通过高考的人总是在不断攀登，超越自我，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被视为时代的精英和社会的骄子，在一些新兴产业和热门行业中起着中间作用。在精神生活上，我们不仅能深深地认同亲情、友情、爱情，而且还执着地追求明主、开放、和谐。尽管我们也有浮躁、迷惘的时候，但总能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幽静中升华境界。

这就是一群出生在动荡年代里、成长在时代转折点上的幸运的人；这就是一群被现代社会称为“承上启下”，被现在家庭称为“扶老携幼”的中年人；这就是一群永远忘不了儿时的情怀，永远追求自由，永远长不大的人；这就是一群爱快乐、爱生活、爱我们一切所爱的、所拥有的、所怀念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作者简介】

孙小兰

      女，陕西宝鸡人。1980年师范学院毕业，中学英语高级教师，有三十五年高中英语教学生涯。曾获得《中国中学生英语奥林匹克竞赛》优秀辅导老师奖、陕西省电子厅＂优秀教师＂、宝鸡陈仓区＂教学能手＂等称号。论文多次在国家级刊物《中学英语之友》、《中学生英语园地》上发表，现已退休。闲暇时喜欢写点东西来娱乐放松心情。

作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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