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路叫班往事 / 文：张福平

醉卧蘭亭tumvn7 20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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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叫班往事

作者：张福平

自科学家瓦特发现了蒸汽，由蒸汽膨胀作功引发的十八世纪二次工业革命，催生近代工业文明，助推蒸汽火车、铁轨交通腾空现世，它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条件与选择。

蒸汽火车最初在简陋的行车条件下，仅在昼间开行，后来为了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出行需求，也是科学技术在铁路上的广泛运用，继而又开行了夜间火车。

昼夜开行的客货火车，不但有严 (谨) 密的列车运行图和列车编组计划，还有机务(火车头)、车 (务)站、工务(线路)、电务(通信信号)、车辆、水电(供水供电)、生活房建，及现在电气化铁路所必有的(高压)供电，由这些众多的铁路基层站段组成大联动机，各司其责，协同联动，动作一致确保铁路安全正常运输和秩序。

除此之外，各行车主要岗位内还有许多辅助工种，同样功不可没，如与行车组织直接关联，且不起眼的机务叫班员，他们春去春来，昼夜复始，风雨无阻，为行车组织做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与付出。

铁路机务叫班员，他们身孤行单匆匆忙忙过往的踪影，他们日付一日的认真工作与贡献，常常被喷烟吐雾的火车头，被这个躁动的庞然大物所遮掩。

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岗位职名，在铁路繁多的工种里究竟出现在何年何月，现已无从考究。但据我东北师傅的师傅口口相传，近代这个类似通信员的叫班员，又别于通信员的工种，应该是在日本人侵占盘踞东北修铁路，在前苏联修建运营的中长铁路时就有了。

叫班员的具体工作就是铁路每开行一趟火车，他必须按行车计划，至少提前两小时把驾驶这趟火车的司机、副司机、司炉，不论春夏秋冬，路途多远，刮风下雨，雪霜泥泞，叫班员必须逐个准时通知到人，工作性质有点像通信员。

在没有现代交通代步工具的年代，甚至在自行车未出现前，笔者想象叫班员应该是徒步疾行，或是骑马去执行叫班任务的。

晚清中国虽然有了铁路，但属铁路交通在大清龙旗下的萌芽状态，铁路交通未成气候。

直到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俄国殖民者、日本人及外国买办在东北，在长江流域筑路并局域联网，中国大地上也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铁路交通，叫班员此时才出现在铁路行车组织中，并占有一席之地。

自行车也是20世纪初进入中国的，但都是泊来品，国人称之为“洋车”。除了国内邮政，电报局率先给员工配置使用自行车外，再就铁路机务运转(调度)室给叫班员配置了自行车，方便代步出行，骑上快速叫班。

我师傅的师傅曾对我们回忆道，当年他在东北日本铁路当小烧(司炉)时，就见日本叫班员骑着自行车来去叫班，心里非常羨慕。

东北伪满洲国日本铁路那时属军事化管制，机务段叫机关区，蒸汽火车叫机关嗄，火车司机叫机干事。

因为行车调度计划属军事机密，不得泄露，所以当时骑自行车叫班的都是日本(员工)人，还轮不上中国人去叫班，日本人信不着中国人。

师傅的师傅讲，咱们当时是亡国奴，受日本人歧视啊。我当小烧(司炉)跟日本人学徒，日本师傅吃白米饭，我这“煤狗子”擦车夫，只能吃高粱米或玉米大碴子，咱们吃大米饭那就是经济犯！

师傅的师傅说到这里，还顺嘴来了段顺口溜：骑洋马，真叫好；不吃草，不喂料。跑的快，不撒尿，一路风景让你瞧。自行车，两轮转，中间坐个大坏蛋！

让师傅的师傅骑“洋马”，“ 一路风景让你瞧”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

师傅的师傅说，那时日本人前线战事吃紧，人手不够，迫不得已不但提中国人为机干事(火车司机)，开上了机干嗄(火车)，还让中国人去骑洋马开始叫班。

师傅的师傅那时提升为二烧(副司机)，日本机关(段务)长见他机灵，就让他去骑自行车叫班。

虽说戴日本战斗帽骑洋马东跑西颠叫班风光神气，但光复前的那些年，师傅的师傅因叫班也受了许多欺凌与窝囊气。东北冬季漫长，天寒地冻，地面结冰，骑洋马不小心就摔倒。

师傅的师傅那时骑的是日产铃木牌自行车，这种倒闸自行车很难学，为了糊口谋生，必须学会骑洋马，为此他吃了不少苦，摔了不少跤，自行车摔坏了还要扣薪资，他硬是顶住日本人的辱骂嘲谑，学会了这种倒闸自行车。

冬天极冷，寒风刺骨，有时出外一次为多叫几个机班，出没日本人居住的街区就叫早了。中国司机好说，日本机干事(司机)操蛋，便骂骂咧咧“八格呀噜八格呀噜”骂人！

有时因故叫班晚了，日本调度便煽他的耳光，用脚踹他，破口大骂他“良心坏了坏了的”，你还得挺直了腰板挨打，工资扣除，这个班白上。

这样的亡国奴日子，师傅的师傅一直挨到1945年8.15日本人投降，东北全境光复，抗日联军接管北满，师傅的师傅从此进入人民铁路，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不久又提升为火车司机。

解放初期国家修建天水兰州铁路，师傅的师傅报答毛主席，感恩共产党，踊跃报名参加支援西北铁路交通开发，携妻带口前往天水扎根安家。

我接触叫班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我的职名为机车司炉，工作性质属重体力劳动，每月52斤标准口粮，抡大板锹给蒸汽火车锅炉投煤烧汽，供司机“放汽”驾驶操纵火车。

师傅的师傅那时是车间代理主任，但他仍习惯操东北口音叫我们司炉为“小烧”。

代理主任多谋善断，眼光超前，考虑到运转 (调度) 室几位叫班员年龄偏大，经常请假，“文革”中职工无奖金，工资十多年未调，工作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属“大锅饭”特征，请病假也不扣工资，有时几个叫班员同时交假条，让代理主任很为难，工作有点玩不转。

为了维持工作正常开展，代理主任就让我们几个年轻司炉跟着老叫班员，三班倒学习叫班。

起初我们觉得好玩，起码不用穿油包抡板锹搓煤烧火了，还能穿干净衣服骑自行车乱逛着玩。几个班下来，我们便体会到了叫班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这时叫班员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自行车当时是时髦的大件紧俏商品，男女谈婚论嫁时才提条件要辆自行车，数“三转一响”标配中的一转，多数人没有，出门上下班多是步行。

公家买的自行车固定给叫班员个人，上班骑来，下班骑走，自己保养，有毛病去修，费用单位报销，这等好事，让人惊羡。我那时已会骑自行车，跟班学习时骑的是老叫班员下班留下的天津“红旗牌”加重自行车。

叫班员接班后先抄运转(调度)室里黑板上的上、下行日班计划，再根据行车计划抄写值乘的机班司机、副司机、司炉的姓名，尔后根据车次开行顺序提前两小时去铁路家属院叫人出乘。上行、下行是铁路行车专用术语。

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为上行，从北京开出来(背离北京方向)的列车为下行。我先跟了几个班，主要是骑自行车认路，熟悉这些家住本地的司机、副司机、司炉的住址，家属院平房门牌号，然后详细记在代理主任给我的硬皮《司机手帐》小本子上。

白班好说，骑自行车跟老叫班员认路叫人，东奔西走，穿街进巷，既看街景，车铃按得叮叮当当，悠扬得似一首快乐曲，悠哉悠哉，干了工作，心情愉悦。

夜班难熬，特别是后半夜出去叫人，困乏中上路，街面上无人，家属院路灯昏暗，小巷道狭路窄。

刚巧有两个夜班刮风下雨，穿雨衣在雨夜中穿行，雨点打脸，视线模糊，小巷积水坑洼泥泞，还摔了几跤，人“挂彩”受伤了不说，自行车脚蹬拐子都摔坏了。

早上下班交班会上我向代理主任诉苦，请求回机车组烧火跑车。代理主任说你等会儿再说。

交班会开完，主任室就剩我俩。代理主任看看我摔破皮的腿说，我不是给你忆苦思甜，我给小鬼子叫班那会儿，那遭的啥罪，那挨的那个耳光，挨打嘴里还得喊“哈意哈意”！

你这算啥，下班去段里卫生所消毒包包，自行车推出去修修，回来我给你报销。代理主任笑着伸手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老叫班员讲，你表现不错，好好干，叫班又不影响你出乘(天数)率，别人想干我还得考虑考虑呢。

我被代理主任这么一顿“忆苦思甜”，再加上拍肩膀鼓励关注，还真化解了思想上的情绪。特别是代理主任说的给小鬼子叫班的陈芝麻旧事，倒引起了我的注意。

后来我们熟了，我还知道他会说日语，有时闲聊，代理主任还叽哩咕噜给你来几句日本话：

什么机关(机务段)区，机干嗄(火车)，机干事(火车司机)；什么小烧，苦力地干活，再给你讲几段年轻时在日本铁路当亡国奴，受欺辱的伤心事儿，让人既气愤，又同情，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仇，民族恨”啊。

师傅的师傅在那种暗无天人的压榨下还坚持叫班，我还能说什么呢！腿摔破了，我也没当回事，继续跟老叫班员学叫班。

你别说，这叫班里还真有学问，叫早了不行，特别是在夜里，司机师傅在家睡觉，养精蓄锐准备走车，叫早了影响人家休息，进而影响行车安全。

叫晚了不行，叫晚了留下的机车整备(检查)作业时间不够，一台火车头大大小小上千个零部件，时间少看不过来，也有安全隐患。必须掐着点去叫。

那时候铁路家属院都是建国初期盖的平房，面积小，人口多，有些司机家里祖孙三代挤住在一起，许多师傅家在院子里自己拣砖头土坯盖简易房，为的是能充分休息。

白天好说，敲院门叫班：胡大车，走14点1804大货。人家在院子里答应，好嘞，知道啦！这时有的司机会告诉你，伙计，晚上在简易房敲窗户叫我，他怕影响家人睡觉。

遇到夜里再叫胡大车，我就骑车倚在巷道里敲简易房的窗户玻璃。屋里一亮灯，这个司机就叫完了，再骑自行车进出家属院巷道叫副司机、司炉。

那时铁路工房紧缺，有的师傅在附近租民房住，你也得去叫，半夜进村，鸡鸣狗吠。有的住在地方学校里，半夜三更就隔着院墙大声喊叫，直到里边听到应答才行。

后来我单独替叫班时，最远骑自行车风雨无阻单趟跑过五、六里。虽然累，却与许多本单位，外单位的大车师傅混了个脸熟，还把铁路地区多个家属院，把相邻的厂矿企业家属区，把附近农村的大路小路背巷偏道捷径都记下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这里率先历经电气化铁路改造，数年后淘汰蒸汽火车，更换大功率国产电力机车，又先后经历了全路六次大提速，行车条件，工作环境大为改观，但叫班员工种还在。

直到上世纪未本世纪初，机务段建有挂着空调的机车乘务员候班楼，规定火车司机走车前六小时，强制性入候班楼登记休息。

另外电信移动业务扩张进铁路，全路给火车司机均配置了手机，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叫班员职名，和机车司炉职名一样，先后退出了铁路职名大家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经过严格考试，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提升为火车司机。三十而立时的我精力充沛，此时着魔般迷上了业余文学创作。

那年我开车在一个中间站编组军列，军列将载着子弟兵赴老山前线保家卫国，望着一张张青春激扬、朝气蓬勃，即将奔赴疆场的年轻面孔，瞬间有一种激情与冲动涌上心头。

我抓住中间站等会车的间隙，迅速将师傅的师傅，那位代理主任讲给我的他在日本铁路干苦力学徒，经过多年沉淀发酵的琐事，并以他为人物原型，先打草稿在《司机手帐》上，写成《苏大车》为题名的短篇小说。

走车回家休息时再反复伏案修改誊抄，信封右上角贴八角邮票，寄给一家部级月刊。不日便接到千里之外，远在南方的期刊编辑老师打进家的电话，他问我多大年纪，怎么知道“机关区，机干嗄……”会有这番阅历？

我会心地笑了。月余，我的这篇拙作变成了铅字。当然，随后还有编辑部寄来的几袋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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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福平，笔名：弓长，现居甘肃省天水市。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飞天》、《中国铁路文学、文艺》、《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人民铁道报》、《甘肃日报》、《甘肃工人报》、《西凉文学》、《天水日报》、《天水文学》、《共产党员》、《兰州晚报》、《五月花》、辽宁《夕阳红》等路内、外二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小说，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杂谈等。若干作品获省、部级文学评奖，并收入不同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