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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混乱兴胜，是由天命决定的；穷通显达，是由命运决定的；富贵贫贱，是由时机决定的。 纵观历史，国运将要兴盛之时，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然后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人为的，是由天命决定的！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宰相；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予的兵书，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却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没有一次受到抗拒。这并不是张良游说群雄时就笨口拙舌，而在游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 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 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即使圣人也不例外。 像孔子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孔子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孔子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孔子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孔子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困厄；像孔子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诋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孔子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 到了他的孙子子思，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其声势却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孔子的弟子子夏，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孔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政局混乱，是由天命决定的；穷通显达，是由命运决定的；富贵贫贱，是由时机决定的。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气节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 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由命定，富贵天安排。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良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卑贱的时候，即使努力去做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 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 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 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孔子之为陪臣。 树立圣人之德必须权势吗？ 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落。 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富有吗？ 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 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疾病等在前面，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自以为看清了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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