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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剧描摹各种人物行事，全用象征方法，不用写实，此近人谈剧者所固知之一事也。至国剧表演上所采取之象征方法，全以唯美主义为其依归，此更足以说明国剧为一种极超妙之艺术。 国剧之象征方法，但注意于如何能引起观众之美感，而于所欲表演与情理，有时遂不暇顾及或不屑一顾，如说白、唱工、做派以及服装脸谱等事，悉以唯美为原则，而决不欲拘牵于现实，此为国剧组织之最大特色，亦为成功之最高理想。 先言脸谱：民国初年，钱玄同、胡适之辈讥为“粪谱”（见《新青年》杂志），若论情理与事实，古人固亦绝无在脸上如此涂抹之理，但吾人一见张飞、姜维、典韦以及火判、煞神等之脸谱，均能感其雄奇之类（姑不必再谈其褒贬之意义与鉴别性格之作用）。又如火判登场之工架（以水袖障面，一遮一亮之姿态），自能深感其壮美，而寄以甚大之兴味。 杨小楼之姜维 唱工说白之讲音韵字眼，其意亦在求其字正腔圆，使听众耳觉发生美感，固偏重于声音之美，自不暇兼顾文字之美，故词句不能典雅，有时且不暇顾及事理。 如《四郎探母》四郎念引子是秋景，而公主唱工又唱春景，虽不合理，但于耳觉之美感，反只有增加而决无妨碍（窃意四郎思母心悲，故念引有“金井锁梧桐”之句，公主心中快乐，乃唱出“芍药牡丹”词，此正所以描写的两人心理之不同，亦即境由心造之说）。 《打渔杀家》萧恩父女唱词，忽江忽河，亦系但使座客动听以致忽略事实之一例。 《回荆州》剧，刘备、孙夫人、赵云仓皇奔逃一场，三人往来回环，如穿花蛱蝶，术语谓“编辫子”，若论情理，避兵急走之际焉能有此闲情逸致，亦不过使观众娱目赏心自生美感而已。 梅兰芳、王少亭、杨盛春之《回荆州》 武戏打把子更失战伐之真相，《虹霓关》剧王伯当与东方夫人阵前自成姿态，衡之事实决无此理，而舞台上如此演作，乃更能使台下观众深感快美之情绪。 又武旦之打出手，除使人悦目而外，亦无其他作用（或谓打出手系形容神兵神将所用武器变化不测，然《取金陵》剧并无神仙亦大打出手，可知其全为美感也）。 至于服装，亦有不合朝代者，如黄天霸为清代人，而着古衣冠是也，此亦无非为强化黄天霸扮相之美感而已（如将黄天霸扮成张嘉祥，则观众心目中之黄天霸不能如现在舞台上所见之壮美）。 周瑞安、金少山、王福山之《连环套》 总之，国剧为唯美主义之产物，一切皆以美观为最高原则，但求其表演美观，能使人发生美感，纵使与时代事实或有冲突，情理或有扞格，在在均所不恤。明乎此义，则近人每有执着迹象，根据事理以对国剧吹毛求疵者，皆可以休矣（曾记得有人评《捉放曹》，谓吕伯奢应执酒瓶方为合理，但酒瓶实不及酒壶之美观，国剧但问美观与否，不问合理与否也）。 （《立言画刊》1944年第31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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