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中，作者最为偏爱这幅颇具诗意的画作——《拿斜烟斗的男孩》。1904年起，24岁的毕加索开始在巴黎蒙马特地区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随后的一年，毕加索改变了过去十八个月自己风格化的憔悴人物描绘，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和谐的古典主义，而这件作品，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It takes a very long time to become young.” – Pablo Picasso
类型：布面油画 尺寸：100 cm × 81.3 cm (39.4 in × 32.0 in) 位置：私人收藏 这幅画中的人物是巴黎的少年，据传这个男孩叫做“小路易”。“小路易”常跑到毕加索的工作室观看他作画，并喜爱毕加索从事的工作，因此也有人推测他是自愿为毕加索充当模特。毕加索当时居住的蒙马特地区，很多当地人从事娱乐性工作以维持生计，比如杂技演员或小丑。毕加索同一时期作品中的很多人物，也都是请当地人来做他的模特。毕加索自己对这个男孩的评价是：“他是当地人、演员、女士、绅士、流氓，他站在这里，有时整天都是。他看着我工作，他喜欢这样。”由此可见，毕加索要么对这个男孩了解甚少，要么就是不愿意让我们知道这位男孩究竟是谁。 画中的“小路易”身着蓝色衣服，左手拿着一只斜烟斗，头上戴有花环，（花环可能是作品完成后加上去的）背景中也有两簇大花朵图案。男孩的四肢被描绘的格外粗大，表情平静又略带一丝惆怅。这幅作品笔法细腻又不失稚拙的纯真。《拿斜烟斗的男孩》被评论家誉为：具有达芬奇《蒙娜丽莎》似的神秘，梵高《加歇医生》似的忧郁的唯美之作。作者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时，被他迷人的诗一般的意境所吸引，更惊讶于它夺人心魄又令人屏息凝神的力量。 显而易见，毕加索为这幅作品做了充分的设想和精心的准备。毕加索曾尝试让男孩直立或斜靠在墙上，但最终决定让他坐下，而手臂的摆放位置，角度和高度也是毕加索反复安排后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拿斜烟斗的男孩》是毕加索玫瑰时期最杰出的作品，在开创立体主体之前，毕加索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回归古典主义的阶段，这幅作品并没有将人物描绘成美艳绝伦的美少年，也没有刻画青春期的美好与活力；相反的是，它描绘了一个在赭石和砖红色背景下的忧郁少年。男孩的表情神秘莫测，有人在其中感受到的是孤独无助，有人感受到的是沉静腼腆，有人感受到的则是含蓄的美感与诗意。多年之后，当我再次注视这幅作品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张有着独一无二气质的面孔，更看到雌雄同体的灵魂。
随着毕加索声名鹊起，这幅作品几经易手，最后在伦敦举行的2004年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0416亿美元的天价被德国的犹太富商格奥尔格先生收藏，这个价位创造了世界名画拍卖史的最高纪录。而在天价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拿斜烟斗的男孩》卖出半年后，它的藏家斯蒂夫·格奥尔格去世，让人们意外了解到了这幅画背后长达半世纪的凄美爱情故事。 藏家格奥尔格家族以经营瓷器和钟表起家，19世纪又涉及金融，股票和运输业，拥有莱茵河畔大量肥沃的土地。小斯蒂夫是这个家族第四代单传，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精心栽培，才华过人。格奥尔格先生有一位世交名叫查理·霍夫曼，是一位美国瓷器贸易商。他们俩家在柏林的住所紧挨在一起，霍夫曼先生的爱女贝蒂比斯蒂夫小一岁，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斯蒂夫一直把美丽善良却又有些怯弱的贝蒂当作亲妹妹看待。从懂事以来，贝蒂一直以为斯蒂夫就是这幅《手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因为无论是从外貌还是气质都与少年斯蒂夫非常相似。直到12岁时，贝蒂才从父亲口中得知画中的男孩与斯蒂夫没有丝毫关系。每当贝蒂有难言之隐或特别的请求时，她就会写一张小纸条给斯蒂夫，并把纸条贴在画作背后，斯蒂夫也总是尽力去满足贝蒂。 有一次，为了满足贝蒂想去维也纳听音乐会的愿望，13岁的斯蒂夫竟带着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偷偷跑到维也纳。结果是刚下火车就被斯蒂夫的父亲派来的人带回了柏林，为此小斯蒂夫还受到了父亲严厉的惩罚。贝蒂所画的第一张素描就是斯蒂夫拿父亲的烟斗站在这幅画作前。18岁时，贝蒂把自己的素描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斯蒂夫，而斯蒂夫则第一次亲吻了他心仪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阴云一开始笼罩在德国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开始把家族大量的艺术品和财产转移到瑞士，同时力劝好友返回美国避难。 斯蒂夫一家因母亲不愿离开故土而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最佳时机。1937年1月，欧洲局部战场已经被开辟，而在柏林的犹太人更是被大批地送进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决定用重金购买英国护照，全家以英国侨民的身份逃出德国。但是，格奥尔格先生在紧要关头却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一人以难民的身份获得了英国某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与贝蒂一家准备乘坐同一辆火车逃出德国，但是到了登车时才发现，斯帝夫的名字竟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的旅客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如何同军方交涉，斯蒂夫还是没有被获准与贝蒂登上同一辆火车。无奈，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等着斯蒂夫。一对少年情侣在车站洒泪告别，贝蒂哭泣不止。斯蒂夫更是柔肠寸断，但是他还是坚强地安慰他的小妹妹。火车渐行渐远，斯蒂夫把右手贴在了前胸，示意贝蒂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心都永远跟她在一起。可是，第二辆火车没有开出柏林。 战后，霍夫曼与女儿马上奔赴德国，开始了寻找格奥尔格一家的艰难旅程。父女俩几乎找遍了德国境内所有犹太人的安置点，最后，他们在德国政府的公文中正式获知，奥尔格尔家族除了少数成员逃到非洲之外，其他人无一在战争中幸免。 贝蒂于1949年嫁给了长她6岁的约克·格鲁尼，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优秀青年。1950年，贝蒂跟随新婚丈夫，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再次回到欧洲，贝蒂感慨万千，她无法忘记自己曾在伦敦火车站为了等待斯蒂夫的到来，不吃不喝地站了两天两夜。如今，自己与初恋情人已是阴阳相隔。 深知妻子心事的丈夫告诉贝蒂一个消息，苏富比拍卖行最近正在举行拍卖，有许多犹太人为了筹备战后重建家园的资金，正准备把家族相传的艺术藏品奉出拍卖。格奥尔格家族艺术藏品甚丰，贝蒂也许能在那里碰到格奥尔格家族的成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贝蒂马上赶到拍卖现场，可她并没有获知任何关于斯蒂夫的消息。正当贝蒂准备离开之时，她惊异地听到一幅画的名字——毕加索《拿斜烟斗的男孩》，是盟军从德国缉获的战利品，一万美金起拍，所筹款额将全部交给世界犹太人基金会。 贝蒂一瞬间情不能抑，透过朦胧的泪眼望去，那幅画虽然经历战争创伤，却依旧完好无缺。画中的男孩是那么忧郁，那么秀美；头顶上的花冠显得分外耀眼，背后的花束依旧夺目；儿时的记忆依旧清晰，可是，只有她独自活着，而她日夜担忧的少年又身在何方？贝蒂毫不犹豫地举起了牌子，竞拍到最后以两万八千美金将组品收入囊中。这个数目在当时已达到无人问津的高价了。回家的路上，贝蒂的眼泪一直从两颊流下，她很清楚，自己捧在怀中的，正是少年斯蒂夫那颗纯洁之心。从此，这幅画一直被珍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直到五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返回美国时，这幅画才跟随贝蒂跨越大洋。 十年之中，贝蒂的三个孩子相继诞生，她成了一位快乐的母亲，同时也活跃于美国上流社会，用自己和丈夫家族的声望和影响来帮助更多犹太人，贝蒂本人更是亲自担任“流亡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顾问。贝蒂的人生变得无比充实而快乐，她也彻底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虽然有时她依旧会在梦中见到儿时的恋人，但已为人母的她更希望斯蒂夫在天国能够幸福。 19565年10月里的一天，正在花园中修剪花草的贝蒂看到仆人带着一位陌生客人来到自己面前，贝蒂一下子就被他的忧郁气质和深邃的棕色眼睛所吸引。客人身穿考究的黑色西装，头戴礼帽，谈吐从容优雅。贝蒂眯起了眼睛，极力搜寻记忆中那个相似的身影。陌生的客人深情的看着贝蒂，然后缓缓摘下帽子，微笑着向贝蒂鞠了一躬并轻声对贝蒂说：“你好吗？我的小贝蒂”。 听到客人说出的德语，贝蒂突然间怔住了，手中的花落到了地上。那声音已不再是她熟悉的少年嗓音，但那样的称呼方式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只有斯蒂夫才会这样称呼她，这是两人间儿时的秘密。他还活着！贝蒂觉得28年前没能从柏林驶来的命运列车，此刻正在向她开来。他是斯蒂夫·格奥尔格，一个本应在纳粹集中营殒命的少年。 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他目睹了父亲死在纳粹的毒气室中，母亲死于纳粹的机关枪下。最后关头，他被美军在死人堆里救了出来。由于斯蒂夫当时染上了肺病，生命垂危，他被立即送到波兰一家地方医院治疗，一年后他顽强地战胜死神并重返德国。斯蒂夫用了两年时间同德国政府交涉，试图挽救家族在战争中损失的大量财产。同时，他开始自学经济和法律，希望早日完成父母遗愿。1955年，他在伦敦出差时无意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美国驻英国大使夫妇为爱因斯坦举行追悼会的照片，他敏锐地从照片上认出他的小贝蒂。他马上来到使馆求见大使夫人，却被工作人员拒绝。斯蒂夫并不死心，想通过伦敦的朋友联系大使夫妇，但不巧在德国突然有急事，他只好匆匆赶回柏林。两个月后，为了寻找贝蒂，斯蒂夫再次来到伦敦，等他见到美国大使夫妇时却失望地被告知上任大使已于一个月前结束任期返回美国。斯蒂夫从新任大使口中得知贝蒂的情况，知道她已成为了母亲，丈夫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绅士，斯蒂夫心中既欢喜又怅然。 斯蒂夫知道他们已经分别了近18年，虽然对于自己来说战争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但对于贝蒂来说，也许忘记他们曾经的经历会更好。斯蒂夫忍痛没有再去美国寻找贝蒂，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家族复兴上来。他把父亲转移到瑞士的财产收回，开始在金融和建筑业寻求发展。为了抚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从50年代末开始，他联合与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们同德国政府交涉，以获得战争赔偿。但是，诉讼之路漫长坎坷，也就是在他几近绝望之时，他从朋友那里听说美国有一对曾在英国做过大使的格鲁尼夫妇，正致力于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振事业。同时，那位朋友在闲聊时透露格鲁尼夫人曾经花大价钱收藏了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斜烟斗的男孩》。 可以想像斯蒂夫在听说这个消息时内心的震撼，他万万没有想到，凝聚自己珍贵初恋记忆的那幅画竟然最终被贝蒂收藏着，这说明在贝蒂心中也一直珍藏着属于他们的情感。斯蒂夫第二天就去办理了美国签证，当他缓步走近贝蒂时，他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斯蒂夫觉得自己从客厅到花园的路漫长无比，走完这一段路似乎花费了他28年的时光。 泪水将两人的衣襟浸湿，贝蒂挽着斯蒂夫的手臂来到书房，给他看了那幅熟悉又陌生的画作。他在画作前站立了许久，凝视了许久，眼泪一直顺着脸颊流下。最后，斯蒂夫走到那幅画后面，看看他的小姑娘是否又给他留了什么纸条。他们都笑了，笑的那么幸福。斯蒂夫见到了格鲁尼先生，两人虽第一次见面，却有老友重逢的感觉，迟疑了一秒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格鲁尼先生对斯蒂夫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一场可耻的战争，是全人类的耻辱。” 格鲁尼夫妇试图挽留斯蒂夫在家中多住几日，但斯蒂夫执意早日返回柏林。临行前，贝蒂坚持要把那幅画还给斯蒂夫，斯蒂夫却说到：“你有两个理由必须拥有这幅画：一是你替我的父母保全了这幅画，避免落入他人手中，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二是对我来说这幅画有太多记忆，它在你手里，意味着你没有把我忘记，这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贝蒂答应了斯蒂夫的请求，永远保留这幅画。斯蒂夫回到了柏林继续着他的重振家族事业。直到他年近五十才娶了一位奥地利姑娘，两人生下四个孩子。在随后的岁月里，格鲁尼夫妇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战后犹太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从70年代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纷纷开始大幅报道这方面新闻，为斯蒂夫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不久后，德国莱茵河沿岸开始修建水坝，政府同斯蒂夫交涉过后，开始批量购买他家族的土地。就这样，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斯蒂夫使家族的财产翻倍。80年代中期，斯蒂夫把企业委托给信赖的经营者，自己则隐居在家族的古堡中，深居简出。 1996年，格鲁尼先生辞世。两年后，贝蒂的健康严重恶化，她再次致电斯蒂夫，希望他能够在她活着的时候收回属于他家族的画作。斯蒂夫亲自到美国看望了贝蒂，并说服她打消了这个想法。由此，贝蒂留下遗嘱，如果在她死后斯蒂夫先生依旧拒绝接受这幅画，那么她的儿子们可将此画拍卖。拍卖收入三分之一留给子女，三分之一捐给世界残疾儿童基金会，三分之一捐给以斯蒂夫·格奥尔格命名的任何慈善机构。 2003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后她的后人决定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拿斜烟斗的男孩》以一亿四百万美元成交。但起初，购得此画的秘密藏家并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后，才真相大白。据斯蒂夫的家人回忆，这幅画一直陪伴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感人故事背后也许是历史杜撰 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幅画藏家背后的故事之后都会为之感动，作者起初也是同样的感受。无论在百度还是谷歌搜寻中文《拿斜烟斗的男孩》的故事都会跳转出来这样感人至深的文章。但正因为对这幅作品的喜爱，让作者偶然发现这个版本的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原因如下： 首先，作者在查询《拿斜烟斗的男孩》这幅作品的信息时，曾经留意过它的历史所有权，隐约对故事当中出现的几个名字产生了怀疑。于是先后到维基百科和苏富比官网再一次查询，结果如下：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先不管这幅作品最初的藏家是谁或隶属哪个家族，我们可以看到在它拍出天价之前，作品是被John Hay Whitney收藏，那么这位John Hay Whitney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的美国驻英国大使，更是后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主席和MOMA的主席。到此为止，确实符合故事中所说的《拿斜烟斗的男孩》在1950年被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拍下，那问题来了，让我们看看这位大使的夫人又是谁？
那么这位Betsey Cushing Roosevelt到底是不是故事中提到的贝蒂呢，让我们来核实一番。首先故事中提到她嫁给了比自己大六岁的Whitney，但查询两人的年龄即可发现其实两人相差十五岁；文章中说两人于1949年结婚，但实际两人结婚的年份却是1942年；更矛盾的是，Betsey Cushing Roosevelt与第一任丈夫结婚是1930年，而故事中1930年贝蒂还和斯蒂夫相恋呢。Betsey Cushing Roosevelt晚年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建立了GREENTREE基金会，但她从未有过美国流亡犹太人委员会顾问这种名头；其次，我们再来看对Betsey Cushing Roosevelt的家庭介绍，
对于历史的真相，我们已无从知晓，而Betsey和斯蒂夫的遗嘱我们也无从考证。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杜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且广为流传？我想可能多半是为了让这幅毕加索价值连城的名作多一些传奇色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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