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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画家” | Leonardo da Vinci

 森雅艺术馆 2020-11-1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可以称得上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重量级的人物,不过他的重要性并非完全体现在绘画层面,而是他的全能性,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他知识渊博、思想深邃; 他既是数学家、音乐家、工程师,也是建筑师和武器制造家,正如他在像米兰公爵毛遂自荐时提到的,绘画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就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莱昂纳多·达·芬奇。

达·芬奇一生只完成了一件壁画,就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最后的晚餐》,这件作品是达芬奇当时受到米兰公爵卢多维克·斯福尔扎的委托,为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食堂所创作。但严格意义来说,《最后的晚餐》并不是一件湿壁画,传统的湿壁画是要求画家在墙上的石膏变干之前迅速完成,这样颜料才能与墙体融为一体。但达·芬奇是一个向来极力求新之人,更为了将这件作品尽可能呈现完美,因此需要反复调整和修改,于是他试验性地用自己发明的一种混合蛋彩在完全变干的石膏底上作画,达·芬奇画的很薄,不料试验并不成功,这一次,达·芬奇的天赋带给他的却是某种程度上的屈辱,壁画在完成后不到二十年就开始剥落,瓦萨里曾记述到:“眼前除了一片刺眼的污渍,什么都看不到”,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更是变得破败不堪。



1652年,教堂人员为了在墙壁上开一道小门,而把画中耶稣与其他三位门徒的腿脚截掉。1796年在拿破仑攻打意大利时,画作所在的食堂被法军当作马房使用,据称当时法军士兵因为无聊,竟玩起向壁画投掷石子比准确性的游戏。1943年二战期间,米兰遭受到盟军猛烈地轰炸, 打仗不行的意大利人却用沙包、钢架和木板对墙面做了严密的保护,食堂也仅差一码就被炸弹摧毁,所幸未毁于一旦。

过往的数次修复也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甚至有害无益。有的修复者使用错误的溶剂,将色彩加速溶解;有的又使用能吸附灰尘的强力胶;画作所处的物理环境也极不安全稳定,温度与湿度剧烈变化也加速了壁画墙体的开裂,总之,《最后的晚餐》能够幸存下来,这本身就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2年,在达·芬奇封笔五个世纪后,意大利终于采取了专业科学的实际措施来挽救这件杰作,负责人是米兰的修复专家巴尔奇隆博士,而在修复过程中,关于这件作品中隐藏的更多历史线索和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


从左至右依次为:巴多罗买(Bartholomew)、小雅各(亚勒腓之子 / James, son of Alphaeus)、安德烈(Andrew)、叛徒犹大(Judas Iscariot)、西门彼得(伯多禄 / Simon Peter)、约翰(若望、John)、耶稣( Jesus)、多马(多默 / Thomas)、大雅各(西庇太之子 / James, son of Zebedee)、腓力(Philip)、马太(玛窦 /Matthew)、达太(圣犹大 /Jude Thaddeus)、奋锐党的西门(热诚者西满 / Simon the Zealot)



这件作品高4.6米,宽8.8米,典出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讲述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事件的背景是:犹太教祭司长密谋在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逮捕他,但苦于无人相助。耶稣的门徒犹大向祭司长提出,自己可以将耶稣交给他们,但要求金钱回报。祭司长给了犹大三十块钱,于是两人约定,犹大亲吻的人就是耶稣。

这件作品描绘了在逾越节当天的晚餐上,耶稣与12位门徒坐在一起,他对众门徒预言道:“你们其中的一人将出卖我”。门徒们神态各异,表现出震惊、困惑、哀伤、骚动以及惶恐等表情,他们纷纷询问耶稣:“主啊,是我吗?”,达·芬奇刻画的就是这一瞬间的场景。

和过往这一题材的画作所不同的是,达·芬奇为了更好地呈现每一位门徒的形象和表情,他将耶稣与十二位门徒一字排开,形成波浪状的层次,让他们都能面对着观者。画面的构图以耶稣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呈现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外观,再以高低起伏的人物形成四组小三角形,使得画面协调平衡而富有动感,体现了文艺复兴盛期高度理想化的构图原则。


乌格里诺·达·西耶那《最后的晚餐》(约1325-1330年,木板蛋彩画,34.3 × 52.7 c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画面利用了中心透视原理,使观者感觉房间随着画作而在不断延伸。画面中越靠近耶稣的门徒就显得情绪越激动。反观耶稣,头向一侧略偏,双肩下垂,摊开双手泰然自若,毫无大难将至的怯懦和恐惧,似乎他已经预知了自己将要殉道的命运,与周围门徒们紧张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稣的上半身,他披散下的头发连接肩膀向下经双臂至双手形成的两条线,以其放于桌面的双手为两个端点相互连线,恰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似乎是有意安排,暗示基督教的核心要义三位一体。背后是一片恬淡的风景,然而晚餐时刻门外却被画成白天,达·芬奇的这种表现令人生疑。

画面中耶稣的右手实际指出了出卖他的凶手,他五指伸开正在做抓取动作,明显和犹大的手同时伸向两者中间的盘子,暗示了犹大的罪行。



这里不得不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达·芬奇构图颇为精妙之处。《最后的晚餐》使用了交点透视和中心透视作为构图基础,以天花板、墙角、地砖、壁柱的连线,桌椅左右边线、窗框上下边线和斜脚阴影边线等假设延长线,相交于画面深处一点,以此营造出一种景深效果,最后集中消失在耶稣头上一点,这也是整个壁画的中心点和视觉焦点。光线极其自然地落在耶稣头顶,形成一种近似光晕的效果,完美的呈现了耶稣的神性,这种表现手法可谓前无古人。





达·芬奇最初的手稿

卡斯塔尼奥画于佛罗伦萨圣阿波洛尼奥修道院餐厅的作品《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这件《最后的晚餐》的创作构思来源于画家卡斯塔尼奥的作品,在达·芬奇最初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独坐在长桌一边,耶稣将饼递到犹大面前,众人的视线都转向他。为了形成压倒式的气势,达·芬奇故意升高了视平线。颇为有趣的一点在于,达·芬奇参照卡斯塔尼奥的构思,让约翰伏卧在桌前。




当我们仔细审视约翰时,会发现他没有胡须,面孔明显呈现出一种女性化的气质。据说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秘密结婚并育有一子,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身着蓝色长袍,红色内衬,而约翰则正好相反,穿着红色长袍和蓝色内衬,两人从姿态上形成了一个大写的“M”,是否是对婚姻(Matrimonio)的一种暗喻令人遐想。如果达·芬奇在借用约翰指代耶稣的秘密妻子,那么12门徒则少了一人,并且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这类题材中,也有画家描绘过年轻的门徒依偎在耶稣身旁,由此可见,以上的猜测可能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杜撰。不过在达·芬奇眼中,理想的美却是不分性别的,这在他一些列人物肖像中均有所表达。






在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画家们都清晰地描绘过圣杯的存在,但在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圣杯的痕迹,是达·芬奇故意遗忘还是另有隐情?一向严谨细致的达·芬奇应该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对此作出过解释:在符号学中,“∧”代表男性,象征男性生殖器,“∨”则代表女性,象征子宫;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和约翰(丹·布朗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的约翰在这里就象征着抹大拉的玛利亚)之间形成了一个“∨”的空间,而圣杯就藏在这里。因为圣杯“Sangreal”有Seag+Real组成,sang在法语中是血(blood)的意思,real在古法语中是国王的意思,因此圣杯的真正意思实为“国王的血”,隐喻抹大拉怀有耶稣的血脉。



将《最后的晚餐》镜像叠加在原作上面,疑似在耶稣身前出现圣杯

以上的分析看似毫无破绽,但实际之前已经分析过,约翰极可能并非暗指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当时作品中的“V”可能还隐含另一层含义,即表示“Vir dolorum”(忧患之子)的意思。从13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流行“忧患之子”的形象,即耶稣受难后从十字架下来时双臂微张露出伤口的模样。那么,“消失”的圣杯究竟被藏在哪里了呢?也许镜像可以给出答案。2007年,意大利学者斯拉维萨·佩西通过将镜像打印在透明纸上后,与原作进行叠加后发现,耶稣重合的身影前出现了一个圣杯形状的效果,对于运用镜像能力炉火纯青的达·芬奇来说,做这样一番”手脚“绝非难事。或许,达·芬奇也在用这样的方法炫耀着自己出众的能力。




大家来听一下这段旋律


2017年,意大利音乐家帕拉发现,在《最后的晚餐》中藏有一段非比寻常的旋律。他在画面中画好五线谱,然后将桌上摆放的面包和十二门徒的手作为音符出现的位置,会发现奇妙的结果,不过从左向右演奏是无意义的,但当把顺序倒过来(达芬奇是左撇子),那么一段大约40秒的旋律便跃然出现。这段类似巴赫式的音乐低沉忧郁,有着凝重的慢板。如果用管风琴演奏出来,就像教堂中听到弥撒曲。之前也有人研究,如果把十二门徒的手视为音符,那么谱出的旋律近似格里高利圣咏。不要忘记,达·芬奇最重要的身份之一也是音乐家,当时达·芬奇受到米兰公爵的赏识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作为音乐爱好者的米兰公爵认为达·芬奇作的曲子太好听了。可见,作为全能高手的达·芬奇想在画中藏一段美妙的旋律,绝非天方夜谭。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将自己的自画像融入作品中是极为常见的。比如利皮、弗朗切斯卡和基兰达约等人都曾以各种方式让自己成为画面中的参与者,甚至拉斐尔还在一件作品中同时描绘了除自己之外他仰慕的另两位大师。

在《最后的晚餐》中,达·芬奇自然不会让自己“缺席”。瓦萨里曾在《艺术家列传》里形容达·芬奇拥有“天赐的容颜、优雅和才华”。达·芬奇家境优渥,富有教养,年轻时更是公认的绝世美男子。有多位学者曾指出,《最后的晚餐》中的小雅各就是达·芬奇本人。2008年,意大利一家博物馆馆长尼古拉在南部小镇阿切伦扎发现一幅私人收藏的油画,后被认定为达·芬奇的自画像,在作品背后发现了他惯用的鞣酸铁墨水倒写的字:PINXIT-MEA,即“我所画的我自己”的拉丁文。经过比对也发现,这幅自画像中的形象与《最后的晚餐》中的小雅各极为相似。


达·芬奇《自画像》(1505-1510年,蛋彩画,60 cm × 40 cm,卢卡尼亚古代人民博物馆)

还有人认为,达·芬奇甚至在《最后的晚餐》中出现了不止一次,如果比对达·芬奇晚年的自画像,会发现画面中的达太(右数第二位)也与他颇为相似,虽然无从确证,但达·芬奇的确有舍我其谁的自信。


达·芬奇一生都致力于对世界的探求,除了高超的艺术造诣,他对科学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给后世留下的上万页笔记中,记录了大量远超时代的发明和思考。他生活在一个相对愚昧的时代,也是科学与宗教激烈碰撞的时期。达·芬奇也是一个极为聪明睿智的艺术家,他深刻了解哥白尼式悲剧的原因,因此自己极力避免与宗教权力产生任何冲突,于是他用一种“镜像字”来写入笔记,甚至将他的很多观点都隐藏在作品中,比如他一直对地心说心存怀疑,但并没有公诸于世,从而避免了几十年后像布鲁诺那样重蹈哥白尼的覆辙,惨遭烧死的命运。

达·芬奇发明的镜像字,看上去像一串串密码,但用镜子便可读出含义。

在《最后的晚餐》中,达·芬奇很可能隐藏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学者在作品最上方的三个半圆形天窗里发现了一个关于“数学和占星术”的谜团,这个谜团隐藏在由三个花环环绕,分别属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萨伏依家族和斯福尔扎家族的徽章中。


《最后的晚餐》和半圆形天窗里的家族徽章

徽章分别由黄道十二宫星座和代表一天24小时的拉丁字母设计而成。在这三个徽章中,同时出现3月21日春分日期,其中一个是公园33年,也就是画中晚餐发生的时间;一个是1495年,即达·芬奇绘制《最后的晚餐》这一年;另一个则是4006年,即达·芬奇所预言的末日降临的时间。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将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达·芬奇是如何发现这个秘密无从而知,但吊诡的是,从1476年到1478年的时间里,达·芬奇神秘的“消失”了,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他在那段时间里的记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那之后,达·芬奇仿佛如有神助,在各个领域都有了飞跃式的提升,全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后人很难看到历史的真相,在数百年中,关于《最后的晚餐》这件作品的研究浩如烟海,各种猜测和推断层出不穷,然而达·芬奇最希望的还是让世人看到他一直笃信的某种真理,即科学与艺术存在着某种交集,也必定有人跟随他的脚步将其发扬光大。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艺术史中其他那些著名的《最后的晚餐》。


卡斯塔尼奥的《最后的晚餐》


科西莫·罗塞利的《最后的晚餐》


佩鲁吉诺的《最后的晚餐》


基兰达约的《最后的晚餐》


科利斯皮的《最后的晚餐》


迪里克·鲍茨的《最后的晚餐》


丁托列托的《最后的晚餐》


鲁本斯的《最后的晚餐》


达利的《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为特别的艺术家,然而他并不能被简单的归类,甚至可以说他只是一位“业余画家”,他始终秉持科学的精神,通过对世界的不断认知来指导自己的创作,比如他将解剖作为绘画的基础,一生解剖过三十多具尸体,从婴儿孕妇到老人,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准确了解了人体的构造,还运用发散性思维提出了很多医学上的疾病概念;达·芬奇著名的《维特鲁威人》素描将生物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联系起来,画出了理想中最完美的人体比例,从中体现出他具有跨学科的超越时代的认知。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那个时代洞悉一切的先知。

达·芬奇坚持认为艺术与科学的本质相同,都是先建立在感性的认知之上,之后再由理性推演,两者背后都由数学计算作为基础。他也和米开朗基罗形成了最早的关于艺术的“二元论”,即艺术的本质是感性的还是理性,我们在此不做全面探讨,我会在之后介绍米开朗基罗时为大家深入展开。

我认为达·芬奇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既不是科学,也并非艺术,而在于教育理念——他提供了一套培养“全人”的方法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教育的初衷,达·芬奇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统教育,可谓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最早的大学出现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首先从内外部环境来说,神权和王权都比较强大,因此学术研究才有了基本的保障,这里的稳定只是权力的稳定,而并非疆域的稳固,这一点有些类似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时期,乱世也催生出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那时大学的管理是完全独立于地方政权的,这也就保证了学术的自由,虽然那时的学术还仅停留在对神学的研究,但大学真正的核心精神却在后世得以延续,即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求。在之后的数百年间,欧洲的大学实际上是以追求心灵和精神自由为出发点,秉持以培养多学科、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为方法论的全人式教育理念。

大家可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专业”两个字上,认为教育的目的最终是要使人成为某个领域的专才和专家,但实际上这并非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当1952年中国宣布大学开始划分文理科之后,这种方式的弊端就一直延续至今。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专业度既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同时知识面又极其狭窄,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一门学科所能达到的专业上限,往往可能由其他方面的能力所决定,五百年前的达·芬奇就是最好的案例。

中国这种系统化的专业分类其实是仿效一战前的德国,德国近代大学体系是由普鲁士外交家洪堡所提出和建立的。当时的德意志四分五裂,一方面要富国强兵,另一方面财力有限,那么如何把资源高效合理配置就成为了难题。国家的未来在于教育,在于源源不断的人才,洪堡为此精心设计了一套高效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教育体系,他破除了工业革命前在欧洲沿袭了几百年的修道院教育系统,强调科研和人才的培养要与当时的工业和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因此就必须使每个学生集中在一个专业上。他建立了当时的腓特烈·威廉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这也成为了整个普鲁士高等教育的样板,迅速在全国推广,随后德意志地区人才辈出,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看到德国的巨大成就,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士和后来的苏联都争相效仿。

虽然洪堡也强调知识总和的理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学科教育。他在当时的洪堡大学内设立了法学、医学、神学和哲学(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总称)四个专业,但因为洪堡更偏重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塑造,因此通识教育在当时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如今看来,洪堡设计的体制优劣势都十分明显,优势在于节省了教学成本,便于管理,迅速培养出能够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专业化人才,也让当时的学生有了可保障的就业;但劣势在于学生受到专业的局限,往往造成严重的偏科和综合素养的缺失,乃至成为某种工业化的“商品”。很显然,洪堡的改革只是适用于特殊阶段的国情而不具有未来性。有点讽刺的一点在于,洪堡兄弟也都不是“专业化”的人才,哥哥威廉是外交家兼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而弟弟则是科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和探险家。

言归正传,文艺复兴除了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贡献之外,我认为其对后世最大的价值在于传达了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即培养全人和适应未来发展的理念,而达·芬奇正是这种贯彻理念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有人会质疑,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达·芬奇的天赋和热情,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们只看到达·芬奇的成就,但忽略了他身上传递给后世最重要的两点精神,一是坚持终身学习的信念,二是永恒追逐心灵和精神上的丰盈和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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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伟大的时代,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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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稀世的天才 | 安吉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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