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顺顺利利收获好的爱情、建立温馨的家庭，在小家中被爱、被滋养，活出烟火幸福感的女人。另一种，是早早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并且愿意为了它，付出时间、精力、青春而活出使命感的女人。这两种都是幸福。前一种幸福，有温度，后一种幸福，有格局。关于前者，我们说得多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后者。一个女人，如何活出使命？之前看《朗读者》，就注意到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前天，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听了她的故事才明白，原来女性的使命感可以如此纯粹。现在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而她与敦煌结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因为在历史课本上读到一段有关莫高窟的描写，便被它深深吸引。因为喜欢历史，大学时候，她便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学时就获得了一个到敦煌实习的机会。樊锦诗说：“当时去实习的目的不纯，我就是想去看敦煌，结果，一进洞，就被它吸引了。”洞内的风景很美妙，洞外的现实很骨感。房子是土的，没有水、没有电、房间里也没有卫生设备，据说还有狼。樊锦诗是北京姑娘，从小又在上海长大，哪里见过这样的世界，身体羸弱的她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但樊锦诗似乎注定属于敦煌，大学毕业那年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因为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但樊锦诗想着，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把父亲给学校写的信交上去，就相当于心口不一，所以，这封信一直没有交上去。樊锦诗来到了敦煌，与敦煌谈了一场长达54年的恋爱。她说：“我爱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带着这份爱，她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被国学大师饶宗颐感叹“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为了让敦煌可以活得更久，她主持推动了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54年，她几乎把所有最浓烈的爱给了敦煌，她的使命，就是让敦煌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她和先生相识在燕园，毕业后她到了敦煌，先生被分到了武汉大学，在那个年代，两人两地相隔长达19年，中间隔着大半个中国。19年以后，先生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毅然决然地陪她一起守在了敦煌。“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寥寥十来字，总结了她和先生的五十来年。活出使命感的女人，就是如此纯粹，一生择一事，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另一位活出使命的女性，她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屠呦呦。因为发现了抗疟药物青蒿素，攻克了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难题，她获得了诺贝尔奖。她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同时，这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在前天，她被授予“共和国勋章”。1969年，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 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寻找抗疟灵感，屠呦呦埋首古籍，收集2000多种方药、筛选380余种中药提取物，最终锁定了青蒿。
为了找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方法，将对疟原虫抑制率提高到100%，屠呦呦在试验环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实验防护的情况下，与科研人员一起奋战，并因此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即便如此，身体一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实验室。为了最终检验青蒿素的临场效果，她自己甘当“小白鼠”，和两个同事一起，住进了东直门医院，以身试药，确保青蒿素的安全使用。那个时候，屠呦呦的两个女儿尚且年幼，但屠呦呦说：“想起那段时光，脑子里只有青蒿素，顾不得其它。”
丈夫说：“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她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青蒿素的中国女性。”这是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对屠呦呦的评价。长期被寄养在外婆家，三四年才能有一次母女相会的时光，小女儿也对她有过怨言，有过不理解。长期与女儿分离，面对女儿的抱怨和对自己的生疏，屠呦呦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可许多年后，她问自己：那个时候疟疾是头号问题，你能往后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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